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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哲学？难道它不就意味着准备迎接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事情吗？ ――爱比克泰德 在罗马帝国需要应付的各种问题中，希腊哲学可能是个既受欢迎却又无法利用的特殊问题。这特别是指希腊哲学家没有发展出任何一种阐述政治统一和皇帝统治的哲学体系，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关于皇帝统治和统一帝国的政治理论。这类政治理论的缺乏，使得罗马皇帝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始终缺乏某种理论的支持，甚至使得罗马帝国的存在始终缺乏一个牢固的思想基础。 任何一种特定政治体系，通常都会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或价值体系。历史上出现过的统一帝国，特别是像罗马帝国这样一种包含许多不同民族的统一帝国，尤其需要某些宗教的或哲学的思想体系来维持。萨拜因说，世界帝国过去一向不能没有宗教的支持。由各个民族和不同城市所形成的罗马帝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既然缺乏有如现代的民族感情这样一种牢固的纽带，那么除了共同的宗教之外，就找不到任何其他可行的团结纽带。 但对罗马帝国来说，至少起初并不存在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一种共同的宗教。罗马皇帝倡导皇帝崇拜的努力未能成功，已经证明希腊－罗马原来的传统宗教不可能被所有人所接受，因此也不可能成为罗马帝国所需要的团结纽带。既然缺乏共同的宗教，看来只能希望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思想能够提供这样的纽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罗马帝国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指望。 汤因比曾指出，统一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创立并维持各种组织或制度，尽管这些组织或制度起着创立者自己从未想到过的作用。其中包括：交通系统，行省制，法律，常备军，文官制以及历法、语言和文字等等。他说的这些组织不但没有涉及宗教（宗教本身被认为是统一国家的主要受益者），甚至没有涉及哲学。当然，汤因比也提到，中国的儒家学派后来与帝国政体巧妙地结成了合伙关系，而这却是罗马帝国所缺乏的。 对于这个问题，罗素的看法显然更明确也更尖锐得多。他说，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团结既不是靠哲学，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诚，而是靠强力，最初是靠军队的强力，后来则是靠行政机构的强力，才获得保障的。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被创立了。但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罗马哲学。 不过，在亚历山大以来的这些世纪里，尽管没有什么罗马哲学，却仍然存在着希腊哲学。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在经历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古典哲学（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了好几个学派，这些学派也许可以称为晚期希腊哲学。罗素说，有四派哲学大约都是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其中有犬儒派和怀疑派，以及有名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后者又有一个从芝诺到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变化过程。 包括后来出现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内，晚期希腊哲学的寿命甚至比罗马帝国或西罗马帝国还更长久。按照罗素的看法，公认的各派哲学――柏拉图派的学园、逍遥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派――都一直存在着，他们直到公元529年才被查士丁尼皇帝所封闭。不过自从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时代以来，除了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派之外，其他学派已经丧失了创造力。 大致在公元前4世纪末或亚里士多德死后最早出现的这些学派，有点像中国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那样，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各派重新解释和订正原来的哲学思想，彼此的思想体系或若干观点并不相同，因此彼此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或者争论。比较明显的有，伊壁鸠鲁学派否认神对人类生活经历的干预，斯多葛学派则强调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以及人对神的服从。 这些学派的不同哲学观点，还可能影响到各派在罗马人中的传播。罗素和其他学者例如萨拜因认为，在罗马受欢迎的希腊哲学不是伊壁鸠鲁学派而是斯多葛派。甚至于在哲学家们中间，自从奥古斯都的时代以后，也都是照例拥护斯多葛主义而反对伊壁鸠鲁主义的。由于这一缘故，伊壁鸠鲁的弟子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重新发现。 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罗马皇帝尼禄和图密善，都曾把哲学家逐出罗马和意大利。这两位罗马皇帝都倡导皇帝崇拜，而被图密善驱逐的哲学家中，包括晚期斯多葛派三大哲学家之一的爱比克泰德。这似乎表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有可能被罗马皇帝所驱逐，但又不会受到更多的迫害。也许这是公认的各派哲学一直能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各个学派的哲学观点存在分歧，他们也像中国的先秦诸子那样，对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共同的看法。问题只是在于，与先秦诸子不同，这些学派的哲学思想并不适合统一帝国的需要，尤其不是为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拿中国的先秦诸子与晚期的希腊哲学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若干重大的差别，以及对于统一帝国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 中国的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本身是个从诸侯异政到天下一统的政治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战国各国的君主正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战国各国之间则在相互竞争直至消灭实际存在的所有独立国家。从政治变迁的角度看，秦始皇帝能够以武力统一天下，也是各国竞争的最后结果。 对于中国来说，战国时期发生的这一变化并不只是战国君主的事情，他们得到了一个新兴群体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个新兴群体就是先秦士人或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士人，先秦士人既是政治统一的积极支持者，又是战国君主建立中央集权政权的积极参与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战国各国的竞争成了各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催产素，这种理性化本身却是士阶层的杰作。 除了直接参与战国各国的政治事务之外，先秦士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杰作，这就是本身属于士人的先秦诸子创造的思想。按照梁启超的看法，先秦诸子及其思想创造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无论那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济世安民为职志，差不多一切议论都归宿到政治；第二，先秦学者所言的政治，都以“天下”为对象，并以“定于一”或“大一统”为最高目的。 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余英时说，先秦诸子所论的“道”都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之道上去了。 应该说，先秦诸子的思想创造与战国时期的政治变迁不仅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而且为天下一统的中国帝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甚至像梁启超所强调的，诸子思想实际已经成了一种民族心理。他说：我国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常态，这是为什么呢？虽物质上环境促成之者亦与有力，然其最主要之原因，则圣哲学说能变化多数人心理，搏之以为一也。 中国战国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不但同时而且同步发生的政治变化和思想变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包括各种变化在内的一种变迁，它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地区。当然，如果只考虑政治上的变化或统一帝国的建立，那么可以与中国帝国相比较的最好例子便是罗马帝国。 斯宾格勒曾经提出，不但中国有过战国时期，希腊罗马的古典世界也有一个“战国时期”（汤因比称之为混乱时期）。古典世界经历这个时期是从喀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开始，在革拉古兄弟（公元前133年）到亚克兴战役（公元前31年）这段时间达到顶点。然后出现了朱利安－克劳狄家族的元首统治，就像在地球的另一端兴起了“始皇帝”的统治一样。 斯宾格勒这里说的古典世界的“战国时期”，其实就是马其顿统治时期或通常说的希腊化时期。罗素把古代希腊世界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由城邦时期、马其顿统治时期（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从政治变迁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尤其是希腊化时期确实像中国的战国时期一样，也是从多个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转变过程，并且最后都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 但是，尽管这段历史被称为古代希腊世界的历史，或者像汤因比那样把罗马帝国看作是希腊文明的统一国家，希腊人自己却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建立统一帝国的并不是生活在城邦里发展古代哲学的希腊人，而是马其顿人和罗马人。诚如罗素所说，从伊斯奇鲁斯到柏拉图这一时期所成就的一切，全都是少数城邦居民中的少数人所成就的。这些城邦后来已经证明没有多大的力量能够抵御外来的征服，而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则成了希腊的征服者。 没有什么罗马哲学（更说不上什么马其顿哲学）的罗马人建立了统一帝国，这一事实表示罗马人自己可以建立帝国，但至少起初却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创造，尤其不会有必须与政治变化保持一致的思想变化。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哲学被证明无法解决新的政治问题。因此罗素的这一看法看来是对的：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无疑是愚笨的、粗野的，但是他们至少创造了秩序，希腊文明开始以来的古代世界也第一次享受了和平与安全。 在某种意义上，希腊人发展哲学（当然并不只是哲学）而罗马人则建立帝国（也不只是帝国），应该也是西方历史上的一种特有现象。至少这样的现象从来没有出现在同样建立了统一帝国的中国历史上。 希腊城邦的失败以及希腊人成了被征服者，同时是希腊哲学从古典哲学转变到晚期哲学的特定历史背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希腊城邦的失败和罗马帝国的兴起，无疑是古代西方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角度看，古典哲学的结束和晚期哲学的出现，也是古代西方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两种变化之间当然有密切的联系，即前一变化促成了后一变化，或者政治上希腊城邦的失败和统一帝国的建立促成了希腊哲学家思想上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联系并没有使变化了的希腊哲学反过来支持政治上的统一帝国。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典哲学，阐述的只是城邦的理想。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考虑城邦时代将会被帝国时代所取代，在他看来，城邦即使失败了也仍是理想国家的典范。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晚期哲学，已经不再如此认真看待城邦和城邦理想，但也没有提出任何一种阐述帝国和帝国理想的理论。相反，晚期希腊哲学的各个学派选择的首先是逃避。 罗素说，亚里士多德是欢乐地正视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家，在他以后的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而具有着一种逃避的哲学。究竟有什么需要逃避的呢？甚至对共和末期的罗马人来说，世界也没有到幻灭的时代。但是对希腊人来说，世界是绝望的，恐惧代替了以前的希望，生命的目的与其说是成就某种积极的幸福，还不如说是逃避现实的不幸。 逃避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仿效犬儒学派那样放弃文明生活的一切事物，像狗一样的生活。死亡可能是一切不幸中最严重的不幸，害怕死亡更是很难摆脱的恐惧，但是死亡却可以是值得欢迎的能够解除痛苦的一种解脱。卢克莱修这位伊壁鸠鲁的弟子、恺撒的同时代人在《物性论》里说： 因为这里成为问题的 不是一个人的一朝一夕的境况， 而是永恒时间中的境况， 在人们死后那全部时间之中 他们所将要度过的那种境况。 究竟是什么对生命的邪恶的痴求， 用这样巨大的力量迫使我们想活着， 活在危险和惊慌中，可怕地受着痛苦？ 逃避的哲学也可以是抗议的哲学，放弃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抗议，是对苦难世界的一种抗议。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一切哲学，既不是逃避的哲学也不是抗议的哲学，而是努力探索在变化了的世界里的个人乃至人类的生存问题。就像城邦已经无足轻重一样，这些问题也与政治无关而与伦理有关，各派哲学也差不多伦理化了并转变成精神安慰的手段。 远离政治或者不再关怀政治，实际成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一切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萨拜因说，我们如果要了解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共同形式，就必须记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的关于国家的论著所根据的道德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参与国家的生活才能实现，它代表了城邦的道德和政治的真正本质。 但是后来出现的各种学派，却提出了不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无关而且实质上与之相反的价值标准。他们宣称，一个明智的人将尽其所能地不与政治打交道，将不接受担任公职的责任和荣誉，并把这两者看成是引起忧虑的原因而予以避免。自给自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这是国家的一种属性，现在则成了个别人的属性，美德也变成了个人的美德而非国家的美德。个人的美好生活而非国家的美好生活，才是值得关心的。 个人的美好生活或者个人的幸福，并不是指物质的满足，而是指心灵的平静。罗素说，除了怀疑主义是部分的例外，那个时代所有的哲学，主要是想获得一种主观的财富即恬静。在那个没有希望的时代，在那个绝望的世界里，他们想要创造的是为追随者提供精神上的种种安慰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对包括生命在内的各种实际利益的盼望。 甚至在罗马帝国里，甚至在与罗马有关的晚期斯多葛派的思想中，哲学家们仍然认为不是恺撒而是哲学家才能提供这样的安慰。比如曾经是个奴隶的晚期斯多葛派三大哲学家之一的爱比克泰德，曾经这样明确地说： 恺撒似乎是能给予我们完全的和平，这里再也没有战争，没有争斗，没有大规模的抢劫，没有海盗行为，……那么，恺撒是不是也能免除发烧、海难、大火、地震、闪电带给我们的困扰而让我们获得宁静的心态呢？他能让我们从爱当中抽身出来获得宁静吗？他不能。那么他能让我们从悲伤中，从嫉妒中抽身出来？他不能――对于这些事务无疑他无论哪一点也做不到。但是哲学家们的学说却承诺能使我们从这些纷扰中抽身出来获得宁静。 这里看起来有个很奇怪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家不关心政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理想的阐述已经够充分了，而且希腊城邦的失败使得对希腊对城邦的政治的关心变得没有意义。诚如罗素所说，亚里士多德以后出现的哲学家及其创造的思想，都是与希腊城邦的失败和希腊哲学家们脱离政治相联系的。其他学者例如萨拜因也认为，亚历山大的征服和城邦的失败，既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一种幻灭的情绪，甚至可能产生一种退出尘世去过隐居生活的意愿，不过也能使另一种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得以产生和传播。 然而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在直到公元2世纪的罗马世界里，却出现了晚期斯多葛派的三位与罗马有关的重要哲学家。斯多葛派本来就比其他学派更少希腊性，而晚期斯多葛派的这三位哲学家尤其如此。除了本身是希腊人但长期生活在罗马的爱比克泰德（约生于公元50年到60年之间）之外，另外两位哲学家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和大臣塞涅卡（或译塞内加，约公元前3年－公元65年），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又译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这三位哲学家的身份分别是：贵族、奴隶和皇帝。 身份如此不同的这三位哲学家，他们生活和活动的时间几乎涵盖整个前期罗马帝国。可是他们的斯多葛派的思想，不但越来越倾向于伦理学，而且越来越倾向于神学的或宗教的信仰。萨拜因还认为，塞涅卡的斯多葛主义和一个世纪之后的马可·奥勒留的斯多葛主义一样，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马可·奥勒留这位皇帝的厌世心情的成熟果实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宣称自己是比尘世所提供的任何精神生活都要高的精神生活的代言人。 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哲学家们的这些思想变化。罗素认为，公元前3世纪是个绝望的时代，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时代则是一个疲惫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觉得未来最好也不过是厌倦，最坏则不免是恐怖。他们的哲学迎合了这样的时代，因为它的福音是忍受的福音而非希望的福音。 不过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希腊哲学似乎有它自己的发展方向或变化路线。罗马帝国的建立，看来并没有改变希腊哲学家及其思想的原有立场。萨拜因说，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各个学派之间越来越有明显的相互借鉴的倾向，而且都包含了一些伦理的尤其是宗教的信念。其中的一种信念是，世俗世界是由神统治的属地。 当然，明确表达这一信念的还是斯多葛派。罗素说，尽管斯多葛派有一个时期是关怀政治的，但主要是非政治性的。他们认为有德的生活是人对神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另一位”，他才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的统治者。 除此之外，斯多葛派还提出了人类一体或世界国家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实践方面最早是由亚历山大提出来的。罗素认为，在政治的与伦理的某些方面，亚历山大与罗马人是产生了比希腊人原来的哲学更好的哲学的原因。这些方面特别是指人类一体的观念，以及罗马帝国是世界性的观念。 世界性的罗马帝国首先是并且始终是政治性的，即罗马帝国是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假如罗马世界里的哲学家们也关心政治，那就只能关心罗马政治，就像罗素所指出的，曾经关怀政治的斯多葛派所关怀的不是希腊的政治而是罗马的政治。问题不仅如此，在罗马帝国成了世界性的帝国之后，假如哲学家们必须关怀政治，那就只能关怀罗马帝国的政治。 关怀罗马帝国的政治不可能不涉及谁来统治罗马帝国的问题。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经阐述的政治理论，任何政治统治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即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一个人统治。多数人统治意味着所有的公民都参与政治，少数人统治意味着少数的贵族将控制政府，很明显，它们都不适合奥古斯都已经为罗马帝国建立了的元首统治。小西庇阿的朋友波里比阿曾把罗马的体制看作是最好的混合体制，深受斯多葛派影响的西塞罗也相信混合体制是最好的，但它不是罗马帝国而是罗马共和国的体制。 对于罗马帝国的元首统治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将它阐述为一种与帝国体系相适应的皇帝统治，也就是需要发展出一种关于统一帝国和皇帝统治的政治理论。然而即使曾经关怀罗马政治的斯多葛派，也没有提出这种理论的打算，当然更说不上发展出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都很需要的这些理论。 晚期斯多葛派本身包括了皇帝和皇帝的大臣，因此它不会反对或者拒绝皇帝的统治。曾是奴隶的爱比克泰德，还如此表达过对皇帝权力的服从：这是不是说你们哲学家在教导我们要蔑视国王呢？——绝不是。我们当中可曾有谁教导你去对国王对在他控制之下的事物拥有所有权而表示过怀疑？请把我卑微的肉体、财产、名誉，以及身边的人统统拿去好了。 但在爱比克泰德看来，还有比服从皇帝更高的另一种服从，这就是对神的服从。他说：恺撒的士兵的誓言如何能和我们的誓言相提并论？那些人发誓永远不会把旁人的荣誉看得比恺撒的高；而我们则发誓要使我们的荣誉高于其他一切事物。又说：当你去见某个显赫人物的时候，请记住“另一位”正从上面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你必须取悦于他，而不是那个人物。 这样的思想显然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而对于罗马皇帝的统治则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从根本上说，斯多葛派与其他学派一样，都不反对或拒绝罗马帝国及其带来的和平，然而斯多葛派关心的不是罗马帝国那样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人类的某种精神共同体。尽管斯多葛派的神实际是个模糊概念，不过正如萨拜因所指出的，他们有关世界国家的设想正在变成上帝之城。 也许可以说，这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的逻辑发展。既然关心政治已经不是哲学家们的事情，既然各个学派都在为他们的追随者提供最好的精神安慰，那就不能指望他们为罗马帝国提供所需要的政治理论。毕竟这些学派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亚历山大效力，而是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哲学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