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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建立一种至高无上的皇权，以及建立一个凌驾于各社会集团之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16世纪的欧洲大陆出现了单一主权的新观念。用博丁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超越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约束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同时是16世纪晚期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君权神授的新理论，神权理论在政治方面不过是主权理论的通俗表现形式。 从历史上看，这种君权神授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及其以后的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生前，已经有把自己看作是神的意图，在他死后，他以及他的继承者即希腊化各国国王，就被列入希腊城市的诸神之中。这意味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的统治已经被合法化了，即得到了希腊人和希腊各城市的认可。不过根据弗格森的研究，神化国王和对国王的崇拜，尽管代表了希腊城市的屈服，但是在希腊人的多神教世界里并没有限定神灵的数字，因此将神化了的国王列入众神之中不意味着自己特别卑下。 萨拜因说。希腊化时期对国王的崇拜有一种体制上的意义，这种意义同神权理论在16世纪的王国里所具有的意义并非完全不同。这个意义是指要使国家统一和一致起来，神化国王的做法以及对国王的崇拜是一种最方便的手段。然而它们之间也有重大的差别：16世纪的君权神授理论是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希腊化时期的国王崇拜却是为了维持不同民族的统一。 与希腊化各国比较起来，罗马帝国维持整个帝国的统一是个更为严峻的问题。罗马帝国的疆域，从东面的幼发拉底河到西面的大西洋边，从南面的非洲沙漠地带到北面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宗教和信仰。其中既有文明程度较低的西部人，例如高卢人和西班牙人，也有文明程度较高的东部人，例如希腊人、犹太人和埃及人等等。这些极不相同的民族怎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尤其是罗马中央政府的政策如何才能贯彻到如此多样的民族生活之中，显然是个巨大的难题。 除了维持帝国的统一之外，罗马的皇帝们还有另外一个至少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皇帝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罗斯托夫采夫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迫切感到需要巩固皇帝的权力，需要在法律基础以外替他们的权力寻找更可靠更牢固的基础。元老院本来会对皇帝的权力予以合法的承认，将曾经给予奥古斯都的一切权力给予新任的元首，由此使这些元首能够成为合法的皇帝。但是这意味着皇帝的权力不能像父传子那样世袭，皇帝的权力不是个人特权而被视为一种责任，一种由元老院授予最高长官的职务。 奥古斯都的继承者特别是卡利古拉，希望使他的权力得到另外一种更高的承认，这种承认根本不以元老院的意志为依据，而是作为皇帝本来就该拥有属于皇帝的一切权力。这表示皇帝的权力应该来自元老院以外的某个地方或某种神灵，它能保证皇帝获得他想要的那种权力。 假如采用希腊化时期神化国王的做法，也许可以同时解决维持帝国统一和使皇帝权力合法化两方面的问题。很明显，没有哪一种地方性的信仰能够成为帝国的信仰，因为帝国本身已经包含许多互相冲突的地方性信仰。但是神化皇帝和对皇帝的崇拜，不但能使皇帝成为帝国的化身，也能使他成为帝国统一的象征。从皇帝方面看，如果皇帝已经成了神灵或者具有神性，他和他的权力也就自然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还是帝国所有臣民顶礼膜拜的对象。至少皇帝崇拜可以保证皇帝能够拥有比元老院给予的更可靠的权力。 卡利古拉正是这样做的，他以及尼禄和另外一些皇帝，都很努力倡导对皇帝的崇拜并希望使之成为一种正式制度。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在这以前，各行省尤其是东方行省有建神庙表示忠诚的传统做法，但是奥古斯都并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为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的。最早建立的这样一个神庙，据说是公元前29年建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 继承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第三位皇帝卡利古拉则不同，他开始追求神的尊严，努力使人相信他的地位已在元首或国王之上。苏维托尼乌斯说，他发布命令，把那些在神圣尊严或者艺术特色方面著名的神像，包括奥林匹亚的朱庇特雕像，从希腊远来罗马，去掉它们的头部，换上自己的头像。他为自己的神像建造了特别的庙宇，任命了祭司，规定了最讲究的祭品。 卡利古拉要求崇拜皇帝的命令似乎在一些行省得到了执行，但是在犹太人居住的犹太地区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却引起了不安和冲突。卡利古拉的雕像最终没有树立在犹太人的圣殿里。而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则派出一个以斐洛为首的代表团去罗马，说明拒绝皇帝崇拜并不等于不忠诚于罗马。 卡利古拉以及其他几位皇帝努力倡导的皇帝崇拜，最后是以失败而结束的，他们的努力并未成功。除了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的抵制之外，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皇帝过于依赖某一特殊的宗教或神灵，即希腊罗马泛神教中的某些神灵。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这些神，或与这些神合为一体。可是，这些神并不能吸引帝国的大多数人，大多数人自己有自己的神灵，而且越是倾向于宗教性越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神去改信别人的神。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并非所有的皇帝都同意倡导对皇帝的崇拜，他们或者受过哲学思想的训练，或者不认为应该把自己看作神。卡利古拉之前的皇帝提比略，曾经拒绝远西班牙也像亚细亚那样为他和他的母亲建一座神庙的请求，并在元老院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辞。 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位皇帝曾经同意亚细亚各城市建庙的请求，因此他说：既然奥古斯都过去不曾禁止人们在培尔伽门为他本人以及为罗马城修建一座神殿，而我又把他的每一行动和言论看成是法律，因而我才遵照他已经同意的前例这样做，但是我更愿意将对我本人的崇拜与对元老院的尊敬联系在一起。不过，接受一次这样的要求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若让所有的行省里到处都将我的像当成神像来崇奉，那就是虚荣和妄自尊大了。 这位皇帝又说：至于我本人，我要说我是一个凡人，我起的作用是人的作用，如果我所处的地位是人间最主要的地位，我就感到满足了。我要求你们证明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后人能够记住这一点。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配得上我的祖先，关心你们的利益，在危险中表现得坚定，为了国家的幸福不害怕别人对自己的攻击，这样他们对我就可以说出公正不过的评价了。这就是在你们心里为我修造的神殿，这就是为我画的最美好的和最持久的像；如果后人对某人的看法变成了憎恨的话，那些石造的记念物将被咒诅为坟墓。 不同意倡导皇帝崇拜的并非只有提比略，卡利古拉之后的克劳狄皇帝也是如此。公元2世纪几位皇帝统治的时期（都以养子为继承人，通常称为养子或安东尼王朝），被吉本看作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其中最后一位皇帝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或译马可·奥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尽管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康茂德，并由此引出了罗马帝国的危机，但他本人却是斯多葛派的最后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哲学家。 公元3世纪的混乱时期，当然还有皇帝倡导对皇帝的崇拜，其中德西乌斯（公元249－251年在位）尤为突出。这位皇帝于公元250年命令各个行省确保按照要求向罗马的诸神和皇帝履行献祭仪式，凡是献祭的人，都给发一个证明。这似乎是皇帝崇拜的极端例子。以后到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重建罗马帝国的时候，虽然帝国体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至少君士坦丁相信的神已经不再是希腊罗马多神教里的神了。 甚至倡导皇帝崇拜的皇帝们，也不是都相信他们自己的神。尼禄是继卡利古拉之后倡导皇帝崇拜的第二位皇帝，但是这位在罗马宗教环境里成长的皇帝，却不相信希腊罗马的那些神。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尼禄除了崇拜叙利亚女神之外，蔑视其他一切崇拜。这位皇帝不久对叙利亚女神也厌恶了，竟至在她的肖像上撒尿。这时他只信一种迷信：他从一个不认识的平民那里得到一个女孩的肖像，是作为防止暗算的护身符送给他的。由于一场阴谋立即得到揭露，因此他继续尊崇她为最高神，一天向她献祭三次。 看来，在是否崇拜皇帝的问题上，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并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明确政策。而且究竟应该相信哪一种神，包括主张皇帝崇拜的皇帝也拿不定主意。假如从奥古斯都开始，各个皇帝坚决而果断地采用希腊化时期神化国王的做法，在整个帝国强制执行崇拜皇帝的政策，就像德西乌斯所做的那样，也许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早就建立了一种神权的统治。 如果真是这样，罗马帝国的体制当然就会发生变化，它后来的命运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不过怎样做到这一点，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似乎都没有想好，至少提比略的演说辞表明，他相信自己是人而不是神。除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传下来的体制上的限制之外，这类看法大概也是一种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