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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论争的价值指向 据英国学者布朗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封建主义”这一词语的强烈兴趣已经骤然消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究西欧中世纪和东欧史的史学家才使用这一词语。西方批评者认为，“封建”词语的定义多种多样，已经变得混乱和无用。而且，他们认为这个词语代表着一种武断的建构，将它强加在中世纪史上，只能起到歪曲事实的作用。[1] 20年来，抛弃封建概念的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其基本态势，在于否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2005年后，随着法国年鉴派史学开山宗师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上下卷)成为2004年度社科类十大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这一态势显得愈发强劲。 不过，“否定派”的几乎所有“新见解”，却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然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往关于封建的整个观念乃至理论系统(以封建地主制理论为核心)，恰恰是逐渐突破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结果。 例如，有学者依据布洛赫对9-13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概括，提出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即王权衰落。而中国，众所周知，专制王权极为强大。[2]另有学者提出，“封建专制”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封建的本义不是专制，而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分散和控制。[3]总之，靠庞大而严密的官僚制度来维系的专制王权或皇权，与布洛赫所概括的典型的“封建主义”特质相矛盾。这一看法，就是解放前否定秦汉后封建说的一种常谈。托派领导人彭述之于1946年6月就曾著文专门论述“封建制度”与所谓“官僚制度”的对立。 彭述之说，在封建制度下，官僚制度根本无法形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特性是各个地方的诸侯或地主贵族各自分立与分治，中间不容许有各种形式的官吏存在。只是到中世纪末期，随着商业资本获得较高发展，对内要求统一国内市场、对外要求扩大商业殖民地时，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治才应运而生。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吉利，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4] 彭述之并且说，在欧洲，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是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和ersonName>君主专制主义或专制政治同时发生的。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政治的派生物。所以，不仅在欧洲的封建社会，而且在古希腊的奴隶社会里，也看不到官僚制度。但在古罗马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共和国”灭亡及恺撒的君主专制政治成立之后，官僚制度便踏上了历史舞台。对照中国的情况，只有到秦始皇消灭六国，破除割据和分治的封建制度，铲除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统一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权的">权的ersonName>君主专制帝国，官僚制度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此后，从秦直至清代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政治本质，从没有脱离君主专制政治的轨迹。 基于这种认识，彭述之还专门写了《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文，提出：周(西周、春秋、战国)“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的破灭上，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废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据此，他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完全是无的放矢。[5] 彭述之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出四个特点。一、不仅完全以西欧为准则，且完全以之为模具，合者认之，不合者否之；二、局限于政治形式，浑不顾政治形式的经济基础；三、突出商业资本的作用；四、承认封建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逻辑前提。这四个特点，正是否定中国近代以前是封建社会的各家观点的基本理论模型。 关于专制官僚政治与封建制相矛盾的观点，王亚南也曾有过明确表述，并被一些主张秦汉后中国非封建社会的学者所征引。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真正的官僚政治(即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只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在欧洲，它存在于16世纪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而中世纪的封建王国，由最高级的教皇、皇帝、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国王或">国王或ersonName>君主，到公爵、主教、僧院长、子爵、男爵和小领主，以至最下级的骑士或侍从，每一个单位，差不多都形成一个准独立的政治体。其属地或地产，不受国王管辖；大小贵族或僧侣分别担任治理工作。所以，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无法产生。换言之，封建贵族政治不能把官僚政治作为它的副产物。王亚南说：“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 但是，王亚南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秦后是封建社会。因为，秦统一所产生的变化，“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owner economy)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已经解体的观点，“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虽然不无道理，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历史的本质，就难以成立了。所以王亚南又说，他原本也认为封建在周末已经解体，但后来对封建制作更深一层的论究，始觉得错了。[6] 王亚南的立论前提与彭述之并无二致，却没有得出彭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王亚南由政治体制上的“封建”继续开掘，深入到了社会生活深处的“封建”。有学者称前者是狭义或典型的封建，后者是广义或泛化的封建。笔者觉得，前者可称为浅层封建，后者应称为深层封建。浅层封建主要指向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层封建则指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即社会经济形态。王亚南放弃先前的看法，正是他“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结果。 但是，放弃先前的看法不等于否认西欧封建与专制主义及官僚制度不相容的史实。他说过，所谓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专制官僚政治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乃是“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用彭述之的话说，原是“一般的常识”。不仅王亚南，大概从没有哪位学者否定过这种“一般的常识”。所以，举目望去，学者笔下尽是这种“一般的常识”。 例如费孝通就简洁明快地说过，在封建体系下，统治权属于贵族阶级；在君主制下，统治权属于皇帝。[7]马克思主义史家当然也了解而且不否认这些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的“常识”，但是他们和王亚南一样，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所以，不是前人眼里没有这些常识，而是这些常识早已包容在前人的论述之中，且早已被超越。笔者以为，如果要证实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所要做的工作不应是把前人已经包容并超越的“常识”再拿出来，而是应当就前人超越这些常识的根据进行逐一检视。这种检视，应当是在“社会生活深处”的路径上继续开掘。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封建”是一个分层次的概念。不同的层次，标识不同的面向。讨论封建，应当厘清层次和面向。既不能以法律或政治的面向抵消经济面向，也不应单单抓住经济面向而不顾法律或政治面向。但是，经济层面是最基本的面向。现在，有学者恰恰是脱离这个最基本的面向，这种做法恰恰又是学术史上早已超越的。如果不以经济层面为本，问题很可能会越讨论越混乱。 说到底，封建问题的指向，是社会形态，是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应当承认，世界上任何两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更遑论人类社会。但是，普遍性与统一性永远是基础与前提。脱离这个基础与前提，正仿佛下棋脱离棋盘，只能使游戏无法进行。如果说20世纪以前人们对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认识还较多地依靠哲学上“一”与“多”关系的推演，那么，随着20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统一性已经切切实实地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没有统一性，人类的任何交往都无从谈起，就谈不上眼下颇为时髦的全球史编纂。就封建而言，也应该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封建一模一样。这一点，即使局限于西欧内部也不能例外，更别说遥远的中国。所以，没有人会说中国存在着与西欧一模一样的封建。但是，这并不妨碍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这种一般性的抽象，是人类社会统一性的必然反映。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历史哲学，又细致入微地照顾到了封建的特定形式——所以他们将封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笔者基本赞同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根蟠">李根蟠ersonName>先生的观点。他所谓中国社会具有严重封建性的认识，大革命期间已为社会广泛接受，封建一词也已在日常生活中流行；主张秦以后非封建社会者均认为西周春秋是封建社会，均强调商业资本，均把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作为区别于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但又均承认秦以后存在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封建关系；论战各方均不否认中国有过封建社会，唯下限主张不同，等等[8]，笔者以为均为不刊之论。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冯天瑜">冯天瑜ersonName>先生所著《“封建”考论》，观点虽与李先生对立，但学术梳理工作同样颇具功力。笔者学力不逮，所作梳理工作既粗又疏，但为节省篇幅，将尽量与二位先生之作相区别。 [1] T.S.布朗为《封建社会》英译本1989年版所作前言。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5页。 [2] 张绪山：《〈封建社会〉畅销宣示的道理：近百年反“封建”心结》，《北京日报》2005年3月14日。 [3] 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4] 彭述之：《论官僚制度》，《彭述之选集》第2卷，香港，十月书屋，1984年。第365页。 [5] 彭述之：《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彭述之选集》第2卷，第495页。 [6]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21-22、52-53页。 [7]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8] 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制度”和“三国五代封建论” 这种观点，以国民党改组派史家陶希圣[1]为代表。此人1929年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等论文，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力图建立系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体系。其中《中国封建社会史》[2]论述了封建制度与分解、集权国家的成立、商人资本的性质、土地制度的性质、过剩人口的生产再生产等问题，声称“主旨在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崩坏过程”，是陶希圣在封建论题上的代表著作。 陶希圣最初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制度，到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崩坏。他说过一句名言：“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3]至于封建制度建立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氏族战争所导致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他说，中国历史传说当中自来就有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一个氏族征服另一个氏族的结果，便是建立起初期的封建国家。初期封建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又导致次期的封建国家的建立。此时，社会发展已经过了三个或四个阶段。[4]春秋时期，封建制度趋于崩坏，基本特征是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变化到官僚地主统治的国家。这一过程，以战国为界结束。他特别注明，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是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5] 但是陶希圣又说，中国的封建国家最初成立在什么时期和地域，他无法确定。可见，在封建国家起源问题上，他依靠的主要是逻辑推演。不过，这不是他要论述的重点。他论述的重点，是封建制度的崩坏过程及其原因。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即商业资本的发展。 他说，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促成商业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此时，商人不仅在列国之间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在列国内部地位很高。随着灌溉农耕的推行，以及都市集中所导致的争城争地现象的发生，使得七国不再是旧有的封建侯领，而是成为集权国家。因此，它们的政权掌握在官僚士大夫阶级之手，而不复在封建贵族之手。同时，领主制变为采邑制；采邑和食邑者的关系仅仅表现为纳租，农奴与领主那样的残酷关系不复存在。至此，完整的封建制度再无存在余地，中国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6] 在陶希圣看来，有封建制度、封建诸侯、封建国家不等于就是封建社会。春秋以前，中国有许多封建诸候，但周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所以，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中认为陶希圣主张“中国有史以前就是封建社会”，乃是由于没有看清陶思想中“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的区隔而导致的误读。那么，什么是封建制度呢？陶希圣说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没有都市集中的现象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只有贵族；贵族掌握治权，同时掌握政权。”[7]围绕这一主题，他还专门探讨了贵族与宗法的关系等相关问题[8]，从中可见，他所谓封建制度，乃完全依照西欧标准而来，所以他又说，中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 那么，如何解释汉后依然存在的“封建制”事实呢？他的解释是，汉后“封建制”的实质已与春秋前不同，即“领主征收地租与徭役”一变而成为了“封君征收国赋以备用”[9]。所以，他认为汉后依然存在着“封建势力”。这种有封建势力、无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的社会，陶希圣将其命名为“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劳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10]。可是，他却又说：“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军事封建国家。”[11] 那么，为什么“封建势力”在失去其制度依托的背景下，照样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乃至可以径直说直到清末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呢？陶希圣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且，就在他以商业资本为线索明白说出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崩坏的时候，却又说，要探明中国封建制度如何消灭的问题，“必须以中国经济不平均的发达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又只能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达没有鲜明的段落”，以至使得封建制度的消灭过程也“停滞迁延没有鲜明的段落了。”[12]这实在让人莫名其妙。难怪李季会说：“他时乎说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时乎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时乎说中国迟至殷代才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时乎又说中国在周代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像他这样开玩笑，实在太厉害，像他这样自相矛盾，也实在太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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