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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帝国 一、从大夏王国到贵霜的兴起 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大夏总督狄奥多特乘塞琉古西境有事而据地称王，建大夏王国。大 夏逐渐开疆拓土，至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占据阿富扦和印度西北部。丝绸之路开通后，大夏在 印度、中国、中亚、西亚之间起中介联络作用，经济有进一步发展，各民族来往移居其地者 亦较多， 其中有一支是从我国甘肃教煌、 祁连一带迁居中亚的大月氏人。 他们由于受到匈奴 压迫，不断向西迁徙，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 ，终于在大夏定居下来。在月氏人入据以前， 原住我国新疆伊犁河一带的塞人也已进入大夏。 月氏人与塞人遂据地自立， 两族且互相同化， 变成大夏境内势力较大的部族。 大月氏族内共分五部分， 贵霜是其中之一。 到公元 1 世纪时， 贵霜丘就却攻灭其余四部，自称贵霜王。大夏的希腊人统治遂告终止。 丘就却统一内部之后， 随即向外用兵。 在丘就却统治的后期， 贵霜已把可和他在中亚争 雄的唯一大国——安息击败， 初步建立了贵霜的霸权。 到阎膏珍之子迦腻色伽统治时 （约公 元 78 — 101 或 102 年） ，贵霜帝国终于形成。 二、迦腻色伽统治时期 贵霜帝国的历史由于资料欠缺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贵霜本身无历史文献遗留， 现存文物 主要是些钱币和铭刻。唯一的文献资料来自我国古籍（如《后汉书》等）以及佛教经典。我 国古籍所记贵霜诸王名号， 大多可从已出土的贵霜钱币得到证实， 因此是比较可靠的。 迦腻 色伽在位时，贵霜国势达于鼎盛，其帝国版图西起伊朗东部，东至恒河中游，北至锡尔河、 葱岭，南达纳巴达河，奄有中亚、阿富汗与印度核心之地。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贵霜是和 我国东汉、安息、罗马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 贵霜作为丝绸之路中介桥梁之作用， 迦腻色伽将统治中心从中亚移入印度， 建都于富楼 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使它发展为繁荣富庶的大城。城周广达 40 余里，城内有富丽堂 皇的寺庙和凌云摩天的高塔。 据近人研究， 富楼沙的大佛塔已属印度西北部一带新发展的层 级高塔形式。此塔基座 5 层，高 46 米，上有 13 层木雕建筑，高 122 米，顶上立一铁柱作伞盖， 连续承以 13 个至 25 个金铜相轮，约高 27 米，因此全塔总高 194 米，是印度最高大的佛塔，也 是古代世界最高建筑物之一（相比之下，巴比伦著名的巴别塔不及其高之半，仅为 91 米） 。 迦腻色伽的宗教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放，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更增加了贵霜的国际威 望。他即位后不久即皈依佛教， 终生为宣扬佛法不遗余力。但同时，他也对印度和中亚各族 各地的宗教表示支持和宽容。 至于迦腻色伽在宣扬佛教方面所作的贡献， 则集中表现在他促 成佛教历史上第 4 次结集之大业，这也是佛教史上最后一次宗教大会。会上原有各部派争鸣 斗胜，新起的大乘佛教亦崭露头角。迦腻色伽是大乘佛教的信奉者，但本着他的兼容政策， 对佛教各派仍—视同仁，他遴选高僧，收集整理各派资料，对佛教的经、律、论三藏作出最 完备的汇编与注释。佛教在贵霜境内大得发扬。 三、大乘佛教与佛教的东传 贵霜统治促成的很有历史影响的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大乘佛教的兴起与佛教的东传。 大乘佛教运动最初是由一些以佛塔崇拜为中心而聚会立说的在家信徒和部分要求改革 的出家僧人掀起的， 因此它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大乘佛教认为传统的部派佛教只讲自我解 脱，不谈普渡众生，犹如一般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贬之为“小乘”（乘即指车、船等 运载工具） ，而大乘佛教则自居为能把一切众生救出苦海的大船，上船的“手续”也简单易 行， 故自诩为“大乘”。 在初期， 大乘佛教认为过去、 现在、 未来以及十方世界有无数个佛， 释迦牟尼只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谁， 只要发愿普渡众生， 并通过守戒律、 坐禅、 智慧、 布施、 忍辱、 精进等六度之法即可解脱成佛， 后来甚至简化为只要信佛念经， 一心向善即可得道成 佛。 在教义上， 小乘基本上保持释迦牟尼的遗训， 而大乘则接受了外道的思想。 从哲学的宇 宙观来看，小乘主张“我空法有”，即认为人应通过修行摆脱尘世轮回（我空） ，但不彻底 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法有） ，大乘则主张“法我皆空”，主客观皆予以彻底否定，更趋向 神秘的唯心论。 从修道途径看， 小乘主张自度，即通过修行自己超渡自身， 实际上意味着只 有出家修行的人才能成佛；大乘则主张兼度，即成道的人，无论是佛、菩萨、罗汉都要下界 普渡众生， 因此也就为一切在家信佛之人打开了通向极乐世界的道路。 在对待偶像崇拜和群 众性的宗教仪式方面，小乘一般不予强调甚至反对，只着重伦理教诲； 大乘则宣扬神异，造 出各种偶像加以崇拜。小乘禁止佛像制作，大乘则反其道而行，提倡塑造佛像。正是在大乘 佛教兴起后，佛教才以大小诸乘兼备之姿，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宗教。从日后流行的情况看， 印度本土的佛教虽然衰微，大乘之教却盛行于中亚、中国、朝鲜与日本， 小乘则流行于斯里 兰卡和东南亚各国。 佛教之传入我国， 与大月氏族和贵霜帝国之中介作用密不可分。 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 前 2 年） ，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 这是我国正史首次记载佛经传人 之事。但大月氏王使者对我国学者的正式传授只是民间和西域地区早已有佛教渗入的反映， 据考古发掘材料，新疆于阗等地至少在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即有佛教的流传，显然也主要经大 月氏之中介而传入。贵霜建国以后，佛教东传之路更见畅通。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 65 年）派使节往西方求佛经，这是我国中央政府正式支持佛教的记载。其目的地为大月氏，亦 即贵霜。此行获得成功，于 67 年取经回国，并从贵霜请来佛教高僧迦叶摩腾等。次年，东汉 政府在洛阳建白马寺用以陈放佛经和使迦叶摩腾居住，民间遂有“白马驮经”之说。从此， 佛教在我国广泛流传。它对于我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 在考古文物方面， 佛教传人我国后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佛教艺术的出现与发展， 而这方 面的直接媒介也是在贵霜时期达于鼎盛的犍陀罗艺术。 犍陀罗地区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后即 有希腊艺术文物的流传。公元 1 世纪时，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犍陀罗艺术开始致力于佛像 的制作。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能融汇印度与希腊的风格，创造了佛像的典型。 西方通称之为“希腊式佛教艺术”， 但它仍植根于印度本土传统， 称之为“印度—希腊式” 似乎更为恰当。它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项： 其一 是佛像的塑造； 其二 是贵霜式层级佛塔； 其三 是石窟寺的建造， 即把石窟与佛像凿刻结合起来， 其典型代表是阿富汗的巴米扬石 窟群。此地石窟达 2000 余个，构成了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的一大宝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