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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书观点，古希腊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万年以前。那时，小群的猎人四散分布于希腊大陆。从公元前2万年前到公元前3千年法兰柱兹洞穴一直有人居住从未间断。到公元前8千年该洞穴的猎人已能定期收获野生植物，千年以后（前7千年）洞穴附近的居民又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收集食物走向耕种食物，由此定居成为可能。 可以说，驯化野生动植物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末期，即4万年前到公元前13世纪，古希腊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其国家体系发端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公元前1300年左右，迈锡尼时代各王国达到权力和文明的顶峰，但是到了公元前1200年，各国都开始呈现衰落的趋势，到前1100年，迈锡尼文明崩溃。就其原因，有多种说法，比如海上势力的入侵、洪水说、干旱说、内因说等等。本书观点倾向于原本就已摇摇欲坠的君主体制在其他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而导致了辉煌时代的终结。 黑暗时期的城邦的最高统治者是类似于国王的巴塞勒斯，但权力要比我们所理解的国王的权力要小的多，在他的下边还有更低级别的巴塞勒斯，一般来说这些低一级的人都是部落的首领。最高巴塞勒斯对他们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荷马时代的最高首领和民众之间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王者拥有至尊的地位和相对较多的物质利益，但同时要对民众负起保护并带领他们进行生产和战争的责任。在进行胜利成果的分配时他们也要体现出绝对的公平以化解人民因分配不公而滋生出的怨恨之情。 从前8世纪开始的移民运动首要原因是土地的稀缺，但是这种稀缺只是一种不公平分配而体现出来的不真实的现象。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普通家庭的土地必然因儿孙的增加而显得稀少起来，这必然迫使不少人为了寻求土地而移民海外。 古风时代（BC700——BC480）古希腊城邦内部形成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一是对宇宙的理性思考，不再用之前的神话来解释各种事物，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科学的解释。二是民主政府的观念。 城邦的两个重要机构在荷马时代的氏族社会已经牢固的建立起来。其一是由达到作战年龄的男子构成的公民大会，另一个是议事会。 在古风时期并不全是城邦制的天下，当时的古希腊还存在大量的部落。这些部落是指一个区域内的领土及其民众，其中没有独立的中心市镇或中央政府，也没有正式的政治联合体。这些部落一般来说都是独立自治的，除非战争等因素他们才联合起来。 古风时代的早期城邦的权力中心是贵族“议事会”。 古风时代的政治史就是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奋力争取在城邦内获得平等权力的历史，因为此时的很多人都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很多职务与他们绝缘，只有最高等级和富有贵族们才能执掌最重要的权力。 亚里士多德对古风时期的僭主制评价的非常中肯，他认为僭主依托平民的支持而获取最高的统治权力而凌驾于贵族阶层之上，因此僭主们一般都会实行有利于下层人民的各种措施，所以说僭主制相较寡头政治更能体谅下层人民的利益。 黑暗时代，广场仅用于公民大会；而到了古风时期，广场集会场和市场于一身，成为城邦公共生活所在地。人民在此进行政治生活和各种丰富的商业生活。 在斯巴达，元老院的权力明显大于公民大会的权力，他可以通过强制休会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元老院的成员一般是有钱有势的人，使得元老院成为一个贵族的寡头的机构。 斯巴达的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即监督官，可以监督国王并废除国王。还有权主持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并负责外交。 到古风时代的后期，斯巴达女人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尽管这个数字不可能超过男性，但是相比此时希腊其他城邦的女性来说则要大出许多。究其原因，嫁妆和遗赠是主要的来源，再加上斯巴达男性较多的死于战争，男性人数越来越少，女性继承的土地肯定会越来越多，许多女人变得非常富有。 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城邦爆发了反抗波斯奴役的起义，这本是与雅典无太多联系的事件，但是因为被驱逐的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与波斯的亲近关系令雅典感到深深地不安，他们生怕波斯人支持希庇亚斯杀回雅典，因此派遣了20只船前去支持爱奥尼亚人的起义。除此之外，米利都被歼也是激起雅典对波斯敌对情绪的重要原因，该地诞生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卡泰奥斯等哲学和地理学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是雅典派船参战的重要原因。 马拉松战役后，由于米太亚德等将领在这场胜利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让希腊人意识到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者非常重要。很快他们就改变了选举执政官的方式，开始用抽签的方式选举执政官，而十将军却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是以表明十将军的地位逐渐高于执政官。 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政体的发展与两位著名的领袖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进程有极大地关系并深受该进程的影响。泰米斯托克利赞成与斯巴达对抗，并极力发展民主；而客蒙对斯巴达抱有好感，反对进一步推行民主制度。但是泰米斯托克利因为个性非常突出，富于辩才、追求民望，结果被对手抓住了把柄而遭到了放逐。取而代之的是温文尔雅的客蒙，此人的亲斯巴达政策使其在政治态度上是反对进一步发展民主制度的。大地震引发的黑劳士反对斯巴达的起义使得客蒙在率军支援时引发的失误使客蒙也遭到了“陶片放逐”。随着客蒙丧失政治地位，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便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埃菲阿尔特斯改革，其核心措施便是大幅削弱了具有元老院性质的“战神山议事会”的特权。 科西拉和科林斯之间的矛盾，对马其顿地区丰富资源的控制欲望以及雅典对麦加拉的严酷的法律制裁是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5世纪，来自小亚细亚的阿那克萨戈拉认为，物质实体是由无数可以分解的微粒构成的，构成它们的是一种作用力，他称为“努斯”（该词在希腊语中意为智慧）。此人为伯利克里的挚友兼导师。 与此同时，居住在西西里的恩培多克勒提出宇宙是由四种主要物质，即土、气、火和水构成的基本理论。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了整个雅典地区，造成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可怕的是，它还带来了许多先哲们经营了几个世纪的道德规范的破坏，许多人因此而堕落了，它们决定在临死之前及时行乐。 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到公元前411年左右的时候，不知是否是因为战场溃败的原因，雅典的反民主派势力逐渐开始抬头并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四百人的寡头政府。但是随着在爱琴海东岸的海军不断地取得胜利，民主制在雅典重又占了上风并得以重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在斯巴达的支持和干预下雅典建立起了三十僭主统治。很快他们便向民主派和外邦人举起了屠刀，甚至连本是僭主之一的塞拉门尼斯都没有放过。外邦人的被杀则因为三十僭主觊觎他们的财富，寡头政府的屠杀政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并很快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使他们的统治时间定格在了BC404——BC403年。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希腊战事仍然遵循着季节性的规律，冬季来临、战争停歇；在农耕季节让公民参加战争，违背了礼俗与人之常情。耕种的季节和打仗的时节是不会冲突的。然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许多战争发生在冬季，再加上愈来愈多的使用雇佣兵，战争逐渐成为了生活的中心。迫于人数的减少而释放奴隶和黑劳士也使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晚年的柏拉图青睐一种开明君主制，他认为一个具有超常智慧和正义感的人来统治政府和凡人的话，他的统治一定会被当成是唯一正确的政体。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也持类似的观点。 希腊化时期两大著名的哲学流派是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前者的代表是芝诺，他反对革命，认为宙斯是推动宇宙前进的动力；斯多葛派留下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思想。芝诺敦促人们追求内心平静，拒绝过度享乐。而伊壁鸠鲁则认为宇宙是由下降的原子通过偶然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他反对神在构建宇宙中的作用。伊壁鸠鲁将幸福定义为既无过度快乐又无过度痛苦的无忧无虑的状态，这一点与芝诺提倡的宁静的生活状态很相似。 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一个动乱不安的世界中寻求宁静。 希腊化时期的西亚地区和埃及表面上是希腊体制，其实更多的保留了传统的体制和惯例。 希腊化时期东方城市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它们与周边的农村处于隔离状态这样一个事实。在周围当地人的生活中很难看到希腊人的身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