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本来只是在框架中寻求变革的人士，在清廷眼中基本都是被当成了乱党，连孙中山先生最开始都是打算与清廷合作进行变革的，结果生生地被逼成了乱党。等到当权者想起这些人似乎尚可利用与合作的时候，那些人早就坚定地表示要“换一种玩儿法”了。
儒家是在汉朝才取得思想上的官方正统地位，虽然皇帝未必真的拿这些东西当作行动指南，但一般来说表面上还是尊崇此派学说。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甚至连这表面上的尊重都未必有。汉宣帝说：“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开创“文景之治”的两位汉朝君主，本身就是外示儒家、内用黄老的挂羊头卖狗肉之高手，谁也没有真的把儒家当作一回事。
说起来儒家因缘际会成为官方表面上的意识形态之前，也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百家争鸣中，著名的除了儒家以外，尚有法家、墨家、农家、道家等。说起经世致用来，法家倒是各中翘楚，而且一度也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那是在秦朝。
秦朝以法家立国，看上去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先声，其实倒是不然。总有人说秦法过于苛刻，最终导致亡国，这话也是不对的。秦以法立、以法亡确是不假，但本身是不是个法制社会则很难说。
秦朝的法度确是森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规定了严格的制度。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固然有其主观的因素，但戍边失期当斩的罪过是逃不过去的，怎么都是一死，拿起刀枪反了最多也就是这个下场，这要不反才是怪事。
秦法的这种森严与严苛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所谓秦法的来源并非是自下而上，而是奉上命之所为。现代的法制社会固然讲究以法条来管理社会，但制度本身是有弹性的：立法机构为最高机构，而最高机构的权力来源于选举，所立之法自然就更多地考虑了民生。并且在世风有变的时候，还能随时更改。即使现代法制社会总是被人诟病为“慢半拍”，但毕竟还是总在调整当中，以便适应社会。
而在以后那些王朝当中，这种弹性体现在朝廷与社会精英阶层互动的能力上。之所以后来各个王朝选择了儒家作为表面上意识形态，以及有时候用黄老之术作为调节，就是因为这两种治世之学不但能够提供合法性与治理的技术，还因为其作为意识形态来说足够柔软，甚至可以被民间所掌握、所遵循(法家是帝王学，在民间是无用的)。大家在同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与文化之下，可以相互做出妥协。
在以法家立国的秦朝，这两种学问是不能立足的。法家有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前者指的自然是儒家，后者说的是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墨家以游侠出名，历代宗师称为“巨子”，是用实践去践行他们所认为的公正的行动派。
这两家学问与作为，都是对那种没有弹性的秦式法制社会的挑战。提出不同意见与不同做法，是秦朝那样的帝国所不能接受的。秦朝法制的合法性来源是不受挑战的王权，无论是在什么层面上进行挑战，都会被认为是损害了国家的制度。比之后世看上去没有那么法制的王朝，秦朝并未建立一个即使在自己律法规定下进行探讨的空间。
不过，其他王朝也没有逃过这个命运。或许各个王朝崩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每到王朝的末期，这种精英阶层与庙堂的互动必然会降低到最低点，朝廷从而失去了自新的能力，只能强制镇压不同的意见与组织。甚至把并未打算夺权篡位的儒与侠都当做敌人来对待，让整个民间的精英阶层都成为自己的对立面。
晚清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本来只是在框架中寻求变革的人士，在清廷眼中基本都是被当成了乱党，连孙中山先生最开始都是打算与清廷合作进行变革的，结果生生地被逼成了乱党。等到当权者想起这些人似乎尚可利用与合作的时候，那些人早就坚定地表示要“换一种玩儿法”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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