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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已成为中国学术界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民族个性的学术语言之一。“中国经验”也作为全球化的“亮点”为西方世界所关注，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和参考。然而，对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的性质、内涵和意义等的理解则比较含混，对“中国经验”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应是中国哲学界的责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但现在西方学者和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经验”的性质和内涵的认识却是模糊的。 首先，西方学界的所谓“中国经验”（有人称为“北京共识”）是在认定中国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汇入所谓“主流”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经验。这种看法影响到国内不少人对“中国经验”的性质产生了模糊看法。在西方世界很多人看来，“社会主义因苏东剧变而失去任何可能的未来向度”，“苏东剧变乃是社会主义的墓志铭，社会主义已经盖棺定论，不可能咸鱼翻身了”①。此种看法很自然地把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看作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回归。国内也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着困惑，有人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一步一步把中国人民引向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步步向资本主义靠拢、看齐”，“21世纪中国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②。同时，还要看到西方世界在对“中国经验”的看法和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片面性。这一点在2004年9 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西方学者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理解社会主义，在谈论中国时，最缺乏的是对“中国经验”的认知，而仅仅从欧式社会主义模式来衡量中国。因此，他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今日中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只有欧洲才有社会主义问题（劳动过程的异化、社会进步如何成为问题，等等）。这的确是对“中国经验”的误读③。因此，面对西方世界的所谓“中国经验”的认识，中国人必须谨慎地深入地研究，不能盲目认同。 其次，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经验”视为单纯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这大大缩小了“中国经验”的内涵以及理论与现实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多领域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同步展开的，是全方位的社会发展。这场伟大的第二次革命使中国走上了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中社会主义是核心。而对于这一点，西方世界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当中国刚刚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时，他们还愿意将中国走的道路定义为“市场社会主义”，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他们就认为“照此下去，即使公有制得以保留（我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到这一点），‘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④。可见，西方世界实际上把“中国经验”狭隘化、庸俗化了。除了恶意的诋毁外，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世界作为局外人或旁观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感性直观思维方式造成的理论错觉，只有处于这场伟大革命实践中的中国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验”的科学内涵以及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鉴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经验”的性质，以此来澄清西方世界对“中国经验”的误解和片面化。我们认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世界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首先，“中国经验”的形成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开创性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西方世界提出“中国经验”的本意在于对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持赞许的态度，这种赞许中除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外包含着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肯定。因此，他们所肯定的内容中有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经验”是一个有待理论观察和审视的很难“消化”的对象，是一种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产物。因为，似乎一方面中国放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又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经验”的直接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而邓小平理论并没有完全被西方世界认可为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只承认其为意识形态而不承认其科学性。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界把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直接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坏资本主义的象征，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看作是向私有制的退却。因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因苏东剧变破产，因此，他们对“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感到十分困惑（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他们不理解“中国经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尝试，“中国经验”的理论基础直接源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中国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伟大探索。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经验”是在一统天下的“西方经验”的外围悄然生长的一种另类的现代化经验，这种经验虽然在理论上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给人类以新的希望，值得重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借鉴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成果，但是核心是走自己的路，决不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力图走出一条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此，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确是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无法做到的。“中国经验”成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实践的特殊身份。但是，可以预料到的是，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中国经验”这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模糊认识将被重新解释。 最后，“中国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的伟大探索。苏东剧变让西方误认为社会主义经验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他们把苏联经验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典型经验，把“斯大林模式”视为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短期内开辟一条新的经验道路是不太可能的。在西方社会看来，“中国经验”也仅仅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化经验相提并论的，中国已经与社会主义无关⑤。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此表示这是一种西方偏见式的武断。无论西方世界对“中国经验”有着怎样的模糊认识或者偏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中国经验”的内在逻辑。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现象”的感性直观必然会感觉在理论上很难“消化”“中国经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这场自觉能动的伟大探索性实践的主体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可以逐渐理解自己的实践活动的。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运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和实践功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起点，代表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方向。 二、西方语境下的“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中国经验”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照物，不仅是西方学者以西方的学术背景提出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遵循西方文化的内在逻辑而以西方思想的面目出现的。直截了当地说，它是西方世界以西方概念和内在逻辑来总结和表述的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 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对他所提出的“北京共识”的研究借用的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概念来解析中国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创新速度快于问题发生的速度⑥。这种解释的前提有两个，一是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这种学术资源正在日渐萎缩和枯竭，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解释中国的成功；二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又拒绝了走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下中国所走的道路还有待观察，至于它所遵循的理论基础更是需要详细研究。但是，无论西方学者中有多少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无知或偏见，他们对待“中国经验”的这种西方式的矛盾理论心态，表明他们在不理解中国经验的同时还是遵循了对新事物的比较客观的求索态度，表现出作为学术研究应有的谨慎。西方世界立足于西方经验运用西方本土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必然现象。但是，国内学界相当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遵循西方世界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和研究的路径，套用西方概念和西方学术逻辑来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进行理解和阐释。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是用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那么所得出的理解和解释就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探讨完全照搬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方法本身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完全照搬西方的分析概念来解读“中国经验”为什么是不合法的呢？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与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西方概念所无法涵盖的，也是西方世界所无法理解的。中国的历史经验成为当前“中国经验”的内在一致性基础，二者之间是不能割裂的。西方世界在当前提出“中国经验”实际上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一分为二”的断裂理解。这本身就表明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民是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来对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以主要立足于适合本国实际的道路探索来对抗被神化了的苏联模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⑦。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本身就是非常独特的。不理解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当前的“中国经验”。纵观整个20世纪西方中国学的历程，中国从革命胜利到改革开放的成功，始终是一个世纪之谜⑧。西方的分析概念立足于西方经验，同时又对中国人民的传统历史经验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因而无法涵盖和说明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经验。 其次，用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根本违背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比如，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是进一步走向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包袱。好像中国20多年的成功经验，完全来自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无关。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成功显然不可能完全归功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起到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只要立足中国国情，西方概念框架下的“中国经验”解释就不可能自圆其说。 虽然，不能排除西方概念的确在分析“中国经验”方面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但从总体上看，西方概念不可能科学全面地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内涵，完全照搬“中国经验”的西式理解和遵循西方分析概念的研究都不可能正确反映“中国经验”。运用现有的学术资源来理解“中国经验”的唯有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伟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没有与实践的创新保持适度的平衡，以至于面对自身的实践，理论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被西方世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资源在中国已经面临枯竭的尴尬境地。因此，解释“中国经验”的话语权非西方世界莫属。这说到底还是一个话语权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中国80多年早已中国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虽然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不少挫折，但马克思主义最终因其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中国扎根，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主要支柱和实践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问题都能得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不仅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被人民群众所广泛理解和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而且必然能够提供对“中国经验”的科学理解。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对话和交流的经验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力争话语权的重要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真正树立自己科学性和真理性权威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生命力源于实践，这是和其他各种理论和思潮具有本质区别的地方。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的伟大理论，它的话语权的实质在于它的实践力量，不在于能否和西方各种学术思潮进行学术交流，事实上这种交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成问题，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并对已经转化了的实践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合理阐释。因此，“中国经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彰显其科学性和实践性最有力的学术资源。“中国经验”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人类在21世纪的前途和希望。正如“依附论”重要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的那样，“中国经验给予我们在更深程度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且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方向，这并非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理论原则，而是一个科学的、文化的并且总是大胆开放的政治探索。”⑨ 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重视“中国经验”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创新发展的机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喝彩⑩，开始从理论上梳理中国模式概念及其可能实现的理论创新(11)，开始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和中国经验哲学化(12)。因此，“中国经验”必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最重要最有力的话语权。 三、“中国经验”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 “中国经验”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理论上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于其他学科来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或“问题”，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中国经验”就是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这个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二者的辩证关系和历史性过程。“中国经验”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实践经验，不仅表现为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成功的重大进展，更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这个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如何评估“中国经验”的得与失？“中国经验”的性质和内涵如何？“中国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运动机制有着怎样的启示？“中国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现实性有着怎样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中国经验”能否成为“共识”等等而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经验”催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它构成了理论的重要生长点，这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表明，每一个历史阶段变化了的实际和新鲜的经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所无法回避的，而且都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土壤，这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规律。“中国经验”也不可能例外。 其次，“中国经验”不是某一方面的特殊经验，而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经验。换句话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总体上对“中国经验”给予完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实现的革命虽然突破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打破旧的知识论传统的同时，因其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特性又需要对全部历史和理论作出新的彻底的研究，从而又会产生全新的知识体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不仅具有理论总体的性质又具有知识总体的性质。可见，具有社会总体性质的“中国经验”虽然也能够并且需要从各学科角度深入总结和研究，但最终还需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体和知识总体的高度来科学理解和深入研究。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所决定的。 再次，正在深化发展中的“中国经验”迫切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积累的现有经验进行全面深刻的科学研究。学界基本上都认为“中国经验”本身并未完全定型，这种未定型状态一方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短暂，并且还有很多的现实局限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需要对现有的“中国经验”深化研究，升华经验，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之一，有益于精心培育“中国经验”，使“中国经验”不断成熟和深化，为在理论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更深厚的“中国经验”，让“中国经验”最终上升为“中国理论”。 注释： ① 王金林：《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从激进哲学协会华盛顿年会谈起》，《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 ② 宋海庆：《怎么看——当代中国重大理论问题剖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③ 许明：《误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 ④ 曹天予：《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⑤ 王金林：《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从激进哲学协会华盛顿年会谈起》。 ⑥ 罗燕明：《中国主流价值观研究：一种理论探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1期。 ⑦ 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 ⑧ 罗燕明：《中国主流价值观研究：一种理论探讨》。 ⑨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与中国经验》，《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⑩ 汤润千：《为“中国道路”喝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1) 卢衍昌：《中国模式：概念、历史及理念》，《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4期。 (12) 璠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与中国经验哲学化》，《理论学刊》2004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