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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4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2)01-0006-07 古代埃及与现代埃及的地理状况基本相同。一条生命之水——尼罗河贯穿于上下埃及 ，尽情滋育着埃及人民。尼罗河峡谷两侧延伸出荒凉的沙漠阻碍了东西方的交往，努比 亚沙漠和南方的几大瀑布几乎割断了通往南方的道路，只有在北部的地中海地区才使埃 及显露出来。这种地理环境使上古埃及免受外族入侵和大规模移民的冲击，埃及人享受 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使他们能将绝大多数资源奉献于其独特文明的和平发展。然 而古埃及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她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地中海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 们之间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了辉煌的地中海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讲，埃及也是 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 一 出土于法尤姆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贝壳，就来自于较远的红海和地中海 ，这也是埃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对外交往证据，尽管可能不是直接的。也有人甚至认为 有陶新石器时代的游牧部落从巴勒斯坦经西奈来到北非和撒哈拉，埃及的新石器时代可 能从巴勒斯坦引进。例如在巴勒斯坦发现的燧石抛光手斧明显与同时代的法尤姆手斧有 联系，同时北埃及遗址出土的双面镰看起来也受到巴勒斯坦样品的启发。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在埃及梅里姆达陶碗上的鱼骨形雕刻方式，在巴勒斯坦约姆克亚的器皿上也有相同 的图形[1]。 巴达里文化(公元前3800年以前)时，在奎尔遗址发现的四柄陶器和两对环形柄的陶器 ，与巴勒斯坦有着明显的联系[2]。同时，红海和地中海的贝壳出现在巴达里的墓葬中 。铜的出现表明埃及和东沙漠直至西奈半岛有了一定联系。埃及还使用名贵的西奈绿松 石，但目前很难找到埃及和西奈交往的直接证据。尽管也有人对连接埃及和西奈的哈马 玛特干河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却未能找到有效的证据[3]。 涅伽达文化(约公元前3900—前3050年)时，埃及对外交流发展较快，与邻近的迦南有 了密切的商业往来。敏特和阿布.奥马尔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少数的天青石饰 品的出现，表明埃及和西亚直至两河流域可能已有联系。一定数量的黑曜岩可能来自于 小亚半岛。但有限的数额仍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是一种长距离的直接交流。 稍后一些位于下埃及的布托—马底文化(约公元前3650—前3300年)也反映了埃及与西 亚的关系。在布托的建筑遗址中发现一些用指甲印装饰的陶器，明显带有两河流域的风 格[4]。而在马底遗址中发现了圆形或椭圆形房屋以及类似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地下建 筑，后来被认定为来自那里的商人驻地。村庄边缘有许多地窖及大量形体巨大的储藏陶 罐，可能形成了一个商业地带，其储存范围之大在埃及前王朝遗址中首屈一指[5]。这 也许表明此时埃及已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有了繁荣的贸易。马底作为一个主要中转 站，以陆地驴驮为主要运输方式。而布托则是同北叙利亚进行海上贸易的港口，并通过 叙利亚间接与两河流域发生联系。涅伽达文化后期，在阿拜多斯的Uj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器表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联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在该墓中发现了大约400多只凸形柄的陶罐，里面还保留了葡 萄和葡萄种子。经过对残存物质的化学分析，发现可能含有葡萄酒芳香添加剂以及葡萄 中特有的酒石酸[6]。种种迹象显示，这些陶罐是用来装葡萄酒的。而当时的埃及还没 有种植葡萄，因此推测这些陶器是随着进口的葡萄酒一起运到埃及的。宾夕法尼亚博物 馆考古应用科学中心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考古化学实验室用中子激活分析法(NNA)对 其中11个陶器进行化验，结果表明并不是埃及本土产物。其中8个显然来源于以色列南 部海岸平原、低地和山区，约旦河谷或外约旦等地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地区[7]。在同 一墓中，还发现有最早的文字标签，根据这些符号学者们一般把它认定为蝎王Ⅰ的墓。 他是埃及前王朝末期的一位“王”，势力可能达到巴勒斯坦地区，进贡来的大量葡萄酒 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代迦南风格的物品还分布在北起布托南至希拉康坡里斯的广大地 区，主要是些凸形柄储藏罐，而家用碗和煮饭罐较为罕见，说明这些陶器主要用来贮藏 进贡物品。另外还有石制剑和扇状刮削器，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几公斤铜矿、完工的 铜制品和沥青。 二 从前王朝末期到第1王朝(大致相当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Ⅰ、Ⅱ)，随着统一 国家的初步形成，埃及开始走上扩张之路，这一点考古实物在埃及和东部地中海地区都 有发现。尼罗河三角洲和南迦南海岸之间便成了埃及东扩的必然领地，在那里发现了埃 及前王朝末期的近250座定居点。早期青铜时代的迦南突然出现了30多个具有大量埃及 手工制品的遗址，此类文物大量的出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种被称为“混合型”器 皿明显同时拥有迦南和埃及的双重特征，然而，大多数埃及型陶器是在迦南本地制成。 例如在巴勒斯坦的阿贾里达遗址发掘出许多埃及产和当地产的埃及型陶器，包括面包模 、莲花形器皿、大小碗、杯、罐、圆柱形器皿。在阿里达遗址也发现了三个埃及陶器，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器皿的四片碎块，组成一个那尔迈的标记，即隼鹰高距于鲶鱼和凿子 的象形文字符号上。该器皿的原始形状应为75—95厘米高的陶罐，罐径约为54厘米，壁 厚1.3厘米。抛光的表面呈暗棕色，部分为暗灰色。器壁上的线条装饰明显带有埃及0王 朝的特点[8]。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公牛头形的护身符坠，属埃及宗教特色物品。这与 埃及本土的重要文物那尔迈调色板上所反映的远征亚洲的图景非常吻合(也有学者认为 ，那尔迈调色板所反映的是埃及对利比亚国家的征服，甚至是利比亚控制的巴勒斯坦地 区[9])。此外，在巴勒斯坦恩.巴萨遗址的第三层中，发现具有埃及风格的建筑物，其 中有近90%为埃及文物，包括各种陶器、(可能)从埃及带来的刀、权标头、公牛头形的 护身符、圆柱形印章等[10]。种种迹象表明，此时埃及人可能已在此定居，并且官员用 圆柱形印章为商品盖戳。由此可以判定，到了那尔迈时代，埃及确实在这里建立了殖民 统治，目的是为了控制该地的泉水，而这些泉水是南迦南地区最为丰富和恒定的水资源 。或者是因为需要铜和其他商品，使埃及人对迦南直接产生兴趣。 与此相反，在埃及发现的迦南遗址要小而且少得多，这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分不开。埃 及人可能控制迦南200多年，而迦南人却没有占领埃及，至少没有很长时间。埃及人在 南部迦南建造房屋，在当地生产各种石制工具，陶器和食物，并且带来一部分手工制品 ，这些在殖民地无法制作。而在埃及发现迦南风格的物品多为陶器，主要用来盛酒、油 等进贡品以及原材料，如铜、绿松石等。埃及殖民者和土著迦南人是和平的，但一些小 的军事活动也在所难免。埃及军队在迦南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殖民地以埃尔特(Erant )和哈里夫(Halif)为中心，并和非殖民地的迦南地区有商业往来。埃及殖民地的黄金时 段大约持续200年。殖民地通过西奈走廓和宗主国保持联系。公元前4千纪中期，埃及和 南部迦南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殖民活动，而这种活动对双方都有利。埃及得到所需 物质，而东部地中海地区在城市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发展[11]。 此后，埃及与东部地中海地区不断发生联系，战争和和平贸易同时存在。处于二者之 间的西奈地区，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争夺的主要场所。公元前3-2千纪，两强可能为了争 夺西奈的人、财、物进行争斗，遗憾的是没有文字记录。近来考古显示，不像沿海那样 ，中南西奈受巴勒斯坦影响较深，已经有了绿松石和铜的加工，还有许多居民点和公墓 甚至一些石制建筑，但可能性最大的仍是埃及单独控制西奈。在西奈塞图遗址发现的铭 文中记录了埃及人从第3王朝塞那胡特一世王到第6王朝培比二世以及12王朝塞那斯里特 与阿蒙尼姆赫特四世的活动。中王国时埃及在西奈山顶的哈德姆遗址建了一座哈特尔女 神的祭庙。那里发现丰富的、信息量大的中王国铭刻，还有一小部分私人和王室雕像。 庙中还有一组四座石碑上绘有人们骑驴的形象，证明其中一人是“Retenu(巴靳斯坦)王 子的兄弟，卡博德”[12]。这也许表明，为了分享矿产，埃及和亚洲已发生冲突，从而 使埃及人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建立政治领导。 【本文摘自】《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2年01期第6～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