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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