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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爱琴海碧蓝的海水以亘古不变的节奏拍打着欧洲大陆南部的希腊半岛，绵绵不绝的涛声成为古希腊城邦中居民生活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城邦里孕育了西方的文明及其古老的法律传统。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时，苏格拉底正悠闲地游走于雅典城邦的广场与街道之间，并常以与人畅谈、甚至辩论为乐，因而在他身边聚集了许多青年人和有识之士。他质疑雅典的城邦政制，并致力于传播这种思想。于是，在公元前400年阿提卡法律修订之后，梅勒托等人以下述两项罪状指控苏格拉底，并要求判处其死刑：一是不敬神；二是腐蚀青年。 根据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的法律，受到死罪指控的公民可以选择自我流放以逃避审判或者替代死刑，而且所有人都认为他会选择自我流放。但苏格拉底并没有选择自我流放，而是在雅典静候着审判，这场审判终于在公元前399年到来了。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种“崇高的声音”发表了辩护演说，表示希望能光荣的被宣告无罪，只要那个宣告无罪的判决不包含任何对真理的危害。在他的辩护词中，苏格拉底雄辩地指出，对于“新的宗教实践”与“不崇拜城邦之神”，梅勒托本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解释其本意是什么；至于“腐蚀青年人的思想”，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劝导人们去探寻如何正确生活与尽可能地完善自己的灵魂，是阿波罗神通过神谕托付给他的使命，他必须忠实地履行，甚至不惜以死为代价。 当面对基于上述罪名的死刑指控时，苏格拉底可以自己提出一项处分意见以作为死刑指控的替代方案。然而，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他的使命是神赋予雅典的礼物，而且他应当获得更多的权利以参与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因此他不能提出以流放替代死刑的方案或者承担其他任何真正的罪名。此时，并不亚于任何一部古希腊戏剧作品中最富戏剧性情节的一幕出现了：根据雅典城邦的法律，交纳罚款不属于承认有罪，因而苏格拉底提出交纳1迈纳的罚款，而且又补充说，克里同、柏拉图和其他朋友曾劝其交纳30迈纳的罚款，并愿意为其提供担保。结果，陪审法院中的有些陪审员被苏格拉底这个毫不妥协的、极富挑战色彩的演讲激怒了，最终以280票对220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并经过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判处其死刑。 为了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朋友想方设法收买了守门人，并准备好了逃跑后所需的资金。然而，戏剧性情节再次上演：苏格拉底再次拒绝逃生的机会，并对他的朋友耐心地解释了拒绝的理由：逃跑有悖于他毕生坚守的原则；对他的死刑判决是由城邦法庭作出的，尽管该判决因指控者不实的错误描述而事实上是错误的，但它毕竟是由一个合法组成的法庭作出的合法判决，并且城邦依法有权强制执行该判决；如果他选择逃跑，这本身便构成一项违反城邦及其法律的罪行，并且属于一种背离公民资格精神的反叛行为。或许，上述解释可以成为西方“法治”精神最为古老的经典阐释。 按照雅典城邦的法律规定，一个人被判决有罪，便交由“十一人委员会”执行判决。据柏拉图《斐多篇》中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的某个日落时分，“十一人委员会”的官员为苏格拉底举行了正式的告别仪式。随后，执行死刑的人端来一杯毒酒，苏格拉底安静地接过酒杯，并且想通过“祭酒”来完成辞世前的祷告。在遭到拒绝之后，苏格拉底作了简短的祷告，便举杯一饮而尽。此时，周围的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位哲学与法律的殉道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克里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记着替我还清这笔债吗？”然而，正是这位临死之时还欠着债的老人，却成为了西方“道德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之死不正是为世人上演了一幕雅典政制的悲剧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