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2002年末我国传出惊人的消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可能在中国，而不是非洲。这是我国科学家用世界先进的地层年代测试方法，首次对埋藏柳江人头骨化石的地层进行年代测定后得出的结果。广西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王頠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他的研究小组通过对柳江人洞的堆积物进行详细研究，采用铀系测年法，首次对柳江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地层年代测定，结果表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７万年至１３万年之间或更早，而不是原先所认识的不超过３万年。 这意味着，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比人类学家原先所认识的要更早就生活在华南地区。这一结果使现代人“非洲起源”学说受到挑战，这一学说认为，现代中国人是３.５至８.９万年前从非洲迁移来的。王頠说，他们所采用的测年方法，突破了以前同位素碳－１４测定法最多只能测到３万年的局限，而把可检测的最远时间延长到数十万年，这种方法目前在第４纪研究中，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最为成熟、可靠的新方法。１９５８年在广西柳州市附近的柳江县一个洞穴内出土的柳江人化石，包括一个基本完整的头骨和部分体骨、肢骨，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发现的少有的基本完整的现代人的化石之一。对它的年代测定有助于理解现代人类起源——这一国际学术界普遍争论的焦点问题。“化石出土的地点现存８米多厚的堆积层，可分上、中、下３个单元层，我们在不同层面抽取钙板样品，在两个世界著名的铀系测年实验室——分别在南京师范大学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进行测试，并进行地层学分析，发现原埋藏柳江人头骨化石的中层的年代介于距今７万年至１３万年之间，或更早，”王頠说。地球上最早出现古人类是在至少５００万年前，之后先后演化成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等阶段，大约１０万年前进化成晚期智人，现在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属于晚期智人，或称为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尽管古人类起源于非洲在国际学术界的看法比较趋向一致，但对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却有激烈的争论。去年５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获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基因研究认为，东亚人的祖先不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而是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他们于３.５至８.９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到东亚地区。“用基因研究的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却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７万年至１３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就已经在华南地区生活了，而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来，”王頠说。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１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牙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脸较为扁平等，这表明至少１７０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５万年至１０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环。基因研究者因此认为，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这个时期灭绝了，非洲现代人迁移亚洲并取代原住人群便“顺理成章”。“我们的新发现弥补了这一缺环。在不久的将来，包括年代学在内的对中国南方古人类遗址的系统综合研究，有望揭示现代人类在东亚出现的年代和演化模式，”王頠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说：“除人类化石证据外，在中国出土的旧石器工具，其打制技术主要继承了其祖先的技术，这也说明了现代中国人更可能起源于中国。”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侯亚梅说：“过去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柳江人化石的年代测定，使国际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亚。” 2003年末我国又传出惊人的消息，中国科学家和考古专家对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获重大证据：7万年前就有“鄂尔多斯人”（即过去称呼的“河套人”）。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就是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专家之一。但一直以来，“多地区起源说”未占主流，更多的学者倾向于“非洲起源说”。这就有一个前提，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非洲起源说”就难以成立了。中国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用碳14同位素方法对萨拉乌苏遗址测定，距今大约3.5万年，沿用至今。但由于这种方法的测定范围不超过4万年，所以，3.5万年只说明萨拉乌苏遗址不晚于3.5万年。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不久前，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尹功明用更加先进的光释光方法测定，也证明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上述结果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他们的研究发现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的充分肯定。因此，“鄂尔多斯人”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的事实，将成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 （二） 中国部分科学家的这种不晚于距今7万年的年差的反驳，即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非洲起源说”就难以成立的证明；但如果其前提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离开非洲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当地的土著居民，走的是陆路，这就不完备了；因为与陆路相对还有海路。 打开地图看吧！早在遥远的古代，印度洋上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虽是阻碍东西方来往的一片难以逾越的水域，上面驮负着极其沉重的亚非大陆，索马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西部沙漠的风沙，紧贴着它的背脊尖声呼啸，一列列土黄色的沙丘一直伸展到海边，但早有古人开始考虑从海上开辟一条更直接便利的道路。阿拉伯人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顺着红海航行到了东非，还曾在波斯湾上航行过。世世代代在海上生活的结果，使他们逐渐发现了印度洋的秘密。他们发现，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风总是从东北方的大陆上吹来，拂动着海水向西南流去。这时的海上总是晴空万里，积云和雨水都很少。4月至11月则恰恰相反，出现西南风，驱赶着云涛和海流不断驰向东北方，海上的雷雨也比较多。 因此横渡阿拉伯海的办法说来也简单，只消掌握住风向和海流的变化规律，就能航船到远方的印度去。即夏、秋两季，可以利用西南风直航印度；冬、春季两行，再顺着东北风返回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后来的人们也是依靠季风的帮助，十分顺利地建立起了和非洲、印度的联系，在海上铺平了一条连接东西方之路。我国从远古《山海经》诞生时开始，便流传了许多关于远方异国的传说。例如东方海外的黑齿国，那里的人们牙齿是黑色的，喜欢吃蛇，也能玩蛇；南方海外的灌头国的人嘴部突出，以捕鱼为生；西方海外的奇肱国人会捕捉各种飞鸟；北方海外的聂耳国的人，耳朵较长，住在海岛上，是猎虎的能手。这些有趣的传说，看起来仿佛都是充满了幻想色彩的荒诞神话，但是仔细加以分析，便会觉得其中的一些国度与印度洋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上的许多地方相似。传说往往以现实为基础，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我国古人在海上的见闻实录，或在航途中从其他民族古人那里听来的，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情况；。 总之，如果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离开非洲有一部分迁移来到阿拉伯海的也门和阿曼海岸边生活，数万年间能发明一些用蒙着海豹和海象皮的小舟，或用芦苇捆扎成的小船，或者就是用独木舟，在缓缓漂浮木块的洋流水道上跟随着行进，又顺着风一桨又一桨地用力划行着，向着迷茫不清的海面驶去，虽到处都潜伏着不可捉摸的危险，但他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阿拉伯海岸，尽管许多古人曾经葬身在变幻无常和神秘莫测的海里，可是他们之中有人却汲取了更多的经验教训，勇敢地划着小皮舟或芦苇舟或独木舟，在东方的海面上越驶越远。而且，也许经验告诉他们，有一股海水从印度那边滔滔不绝地涌入，在这股海流下面，隐藏着数不清的鱼。这对捕鱼为生的海上古人来说，也是一种强烈的诱惑！终于有一次，他们驶行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远，逐渐驶入了那股夹藏着大量游鱼的暖流悄悄向东偏移，丝毫也不觉驶近了迎面而来的另一条陌生的印度海岸。后来又把他们送到了恒河流域，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我国云南。如果遇上这一股是从印度通向阿拉伯半岛的洋流，反之亦然。 这项研究也是有根据的。曾有探险家研究了太平洋上的土阿莫图群岛的民族起源，又仔细察看了埃及一座大金字塔内壁画上的芦苇船图形；而与此相似的芦苇船，至今还在南美高原上的的的喀喀湖上应用，认为大洋不足以成为古人类往来的障碍，古人很可能就是乘坐芦苇小船漂航能到印度去。他们在青尼罗河发源地的达拉湖边砍了12吨芦苇，按照从金字塔里抄绘来的图纸捆扎了一条小船，大约一个月就漂航了3300公里。而关于独木舟，大约在17世纪末，英格兰中部兰开郡的马丁湖被排干了，当人们在开挖湖底的时候，无意中掘出了一只独木舟，接着又是一只……，就这样一共挖出了8只。最初人们以为这几只独木舟不过是英国古代原始人类的遗物，但是经一位名叫李依的学者仔细研究和比较分析这些独木舟的式样和大小，发现竟和当时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鉴定没有错，这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古代的美洲印第安人曾经到达过英国。难道古代的印第安人就是凭借这种原始的独木舟漂过辽阔的大西洋到英国来？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从美洲中部炎热的墨西哥湾，也有一股宽达几个公里的墨西哥湾流，以每昼夜150公里的流速偏向北西，流到英伦三岛的西岸，然后再向北流到挪威的海面，最后消失在北极圈里。这股巨大的海上“河流”曾卷带着一些美洲的热带树木流到北欧沿岸，给古人以启发。独木舟漂洋过海虽然充满了危险，但是在顺利的情况下，却不是不可以成功的。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迷航的独木舟在漂洋越海的途中被大海所吞噬，真正到达印度海岸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与大海完全隔绝的四川各地区考古，都发现有一种像船的棺材悬在悬崖上，而并非发现于中国东南的海边。很可能，5000多年前四川还是内陆盆塞海，那些侥幸逃生的人类的非洲祖先，经阿拉伯海的洋流乘独木舟之类的工具到印度，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广西，北至内蒙古,特别是进入中国后，就迁居到水草丰美、适宜于渔猎生活的四川内陆盆塞海，并按照曾在阿拉伯海湾生活的方式制造了这些像船的悬棺的独木舟。在四川省盐亭县天垣乡盘垭村发掘出的“盘古王表”和盘古王退位后南迁的传说，以及在四川发掘出的三星堆、金沙等古遗址发现的远古文明，和巴比伦古苏美尔人是蜀人等，也为这种东西方往来的远古交流提供了证据。 因此，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走的是海路，就只需10到15万年，用年差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因为柳江人和鄂尔多斯人的时间测定在10到15万年区域，说明可能是从海路来中国的。 （三） 通过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等人的考察研究，第四纪大冰川期，中国已成地球大冰球的一部分。如果设想在约１００多万年前，全球各大洲虽都有直立人，但为避惧严寒，他们中的一些优势群体都大迁徙到了非洲，约２０万年前又从非洲走出，这样既能回答各地的人类起源化石发现问题，又能回答现代人种在非洲汇合杂交的起源。 中国学者应该坦然接受现代人最早起源于非洲说，因为中华民族起源既有土著特点又有非洲特点，而不应该以政治斗争说保护非科学，即认为“非洲起源”说是各种“外来说”的翻版，一方面受着国际流行的学说与方法论的影响，有些也受着西欧中心史观的支配，同时也限于外国的学术水平低与资料缺乏；这些假说提出之后，在中国与西方即已受到了驳难。其实，这个逻辑不成立.可叹中国大多数的传媒记者和专家、学者，陷于政治和脸面而耿耿于怀，一次又一次上演“买椟还珠”的新悲喜剧:把不存在的现代人种起源于中国留给自己、把真实的远古文明起源推给别人。 且不说有陈竺等中国分子生物学家经测定，已证明中国现代各民族的人种和国际科学共同体认定，现代人种起源非洲的基因证据是一致的。而且在四川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的古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这使人想起了２０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绵阳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１．２万年至８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５０００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但要解决四川古盆塞海洋文明与中原的古黄土文明谁在先？刘东生院士２００２年获得的被誉为诺贝尔环境奖的“泰勒环境奖”，这是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第三本书；即｀它认为中国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２５０万年，我国的干旱史也有２５０万年，这是投了黄土高原的弃权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 然而在解放前这些真实古史的科学方法的研究，就得不到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承认，只能长期埋没于第三部门的极少数如绵阳学人何拔儒这类民间学者的脑中。我们不能不如实报道，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解放，由于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四川省仅在盐亭县就有数百特定环境中和革命发展不合拍的人物被镇压；大批收缴中的有关古书籍、古文献资料被焚烧，数十座远古山寨城邦遗存被拆毁。其中，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消毁证据的事情。今天当不知情者要求拿出第一手远古文明的相关材料时，该不该把这些消毁证据的证据提供给审视者。而今天，６０岁以上活着的人中，嫘祖故里四川省盐亭县还能找到成十上百的这些见证人到场作证。 我国古人类学家周国兴说，年代测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原思训等人就对柳江人化石地点堆积物的年代进行过测定，除了碳14法外，也采用了铀系法，测得的年代从大于距今4万年、7万年或8万年，直至距今约10万至22万年。 而且对柳江人年代的测定数据，均不是来自人骨化石本身，它要么来自地层，要么来自伴生的哺乳动物的骨化石或牙齿化石，故都是间接年代。严格地说，柳江人究竟有多古老，尚难定论。此外，柳江人化石并非正式考古所得，是农场工人挖岩泥时得到的，它的确切出土方位并不明朗，所测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柳江人的生活年代。正因为此，所以原思训等提供的年代数据并未被古生物学界全部采纳，仅仅作为参考数据，还得参照地层、古生物学、人类化石形态特征以及同期其他古人类遗址等多方面的考量，来考虑柳江人的生存年代，一般认为这一年代在距今3—5万年间。即古生物学界对柳江人年代的认定还存在分岐。但认定它存在于距今7—13万年或更早的研究人员却断定这些年代是具有可靠性的，然而他们所说的“铀系法”，是指“新生碳酸盐岩铀系测年法”。我国有些学者曾利用此法测定与柳江人地点邻近的柳州白莲洞人遗址，结果与用碳14法所测出的年代相差甚远，竟把白莲洞人牙化石年代从距今3—4万年提前到16万年前，他们还测定了柳江人化石地点的地层，认为柳江人不少于16万年。须知，在这个年代，柳江人生活的溶洞尚未形成，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如果承认柳江人和白莲洞人生活在16万年前，那么它势必成为化石智人的早期代表，但它在形态特征上却与华南地区已知的化石智人早期代表马坝人差距太大，柳江人是现代型，马坝人接近猿人型，这同样是不合逻辑的。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认为这种“铀系法”测出的年代一定可靠，任何一种测年法都需要经过多方的验证。 但周国兴也说，有些专家认为，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术上承袭了祖先的技术，而看不到来自非洲的因素。这也是对多地区论的支持。我国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估算出，现代东亚人群的非洲祖先大约在距今6—1.8万年前首先进入东南亚，再转入中国南方，最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古人类化石记录中有一个“空白期”，即距今10—5万年间尚未有古人类化石的确切记录。他们将这一现象归于末次冰期降临，使绝大多数生物种类难以存活，人类也因此而灭绝。冰期结束后，来自非洲的现代类型人群进入中国大陆，成了这块土地的新居民。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祖先“非洲起源论”的来历。这种“非洲起源论”也不是没有破绽的。且不说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空白期”，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即使有这个“空白期”，也有些问题不好解释。晚更新世始于距今10—13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始于距今7万年，最冷的冰盛期是在距今2.5—1.6万年前，非洲来的居民正好赶上最严酷的寒冷环境，如果原来的居民不能生存的话，非洲来的居民又岂能生存下来！ 这里周国兴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常识性错误。而排除了这个错误，周国兴的反驳更有力地说明中华民族起源既有土著特点又有非洲特点。这就是第四纪大冰川期和始于距今7万年，最冷的冰盛期是在距今2.5—1.6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是两个不同层次和温度差别很大的时期，非洲来的居民在最后一次冰期的寒冷环境能生存，而在第四纪大冰川期我国原来土著特点的居民却不能生存或难于生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