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误不少，请勿转抄 批评批判，明示为要 慧深到的扶桑国与女国 一、 扶桑国问题的由来 1752年，法国学者歧尼（金尼、德经，De Guingnes）从中国古文献中得到一个新奇的“发现”。这年8月28日，他写信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宋君荣（le P.Gaubil），提到他认为《文献通考》中记载的中国南北朝时佛教僧侣慧深到的扶桑国在今墨西哥。1761年，歧尼发表《中国人之美洲海岸航行及住居亚洲远东之民族的研究》。《文献通考》（卷237）的记载本自《南史》、《梁书》等，在中国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史料。而慧深到美洲成为世界交通史的大问题则始于歧尼，引发的争论持续至今。甚至在歧尼文章发表以前，宋君荣在回信中已经作了批驳。 歧尼认为：（1）倭国即日本，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即虾夷人（Aino）所住。其俗鲸面文身，故称文身国。文身国东五千余里，叫大汉国，为现在的堪察加半岛（Kamchatka）。更向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叫做扶桑国，这不得不在北美地方。就所记物产看，大致和北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相一致。（2）从日本北海道经千岛，沿堪察加半岛海岸，穿过阿留申群岛（Aleutian），到达北美洲的西北部，就是坐小船也能达到，尤其当海潮有利时。（3）美洲的文化，先从西海岸发达。有许多证据表明受对岸亚洲大陆的影响。 1831年，德国学者克拉卜落特（Klaproth）发表《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之扶桑国竟被误认为美洲一部之说的研究》。他否认扶桑国美洲说的最大理由是，根据中国文献，扶桑国有马，有葡萄，而美洲并没有这些动植物。他认为，倭国为日本，文身国为虾夷地方，与歧尼相同。但他认为大汉国不在堪察加而为桦太岛（日语库页岛的名字，俄语萨哈林），从倭国经文身国至大汉国，路程是从日本沿北海道西海岸航行，反之从大汉国至扶桑国的路程，则是从北海道沿东海岸南下航行，因此，他将扶桑国定在日本的东南部。 赞成歧尼说的以文宁（Edward P.Vining)影响最大。他1885年出版的《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现美洲之证据》，囊括了1761年以来该问题上的重要学说，全书约800页。至今仍有新版发行。文宁以《梁书》的倭国为日本，倭国东北七千余里的文身国为阿留申群岛爱斯基摩人（Eskimo）地方。文身国东五千里为大汉国，为阿拉斯加（Alaska）地方。从阿拉斯加向东（东南）二万余里、当中国（以荆州为中心的中国中部）之东的扶桑国，无论从距离、从方位看，都可推出此地为墨西哥地方。加之《梁书》所栽扶桑国的风俗、物产，大致皆与古代墨西哥相同。 荷兰莱登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曾在1870年《关于中国和日本的纪录和质疑》杂志中建议，搜集散见于中国书籍中所有扶桑一地的材料，以决定扶桑的位置。他于1892年发表《扶桑国考证一篇》。（冯承钧译见《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1928，商务印书馆）他主张扶桑在桦太岛。由于方法的进步，希氏的桦太说成为墨西哥说反对者中最强大的声音。1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谦之先生《扶桑国考证》。由扶桑史料的系统及演变的分析入手，认为墨西哥说依据的是正史系统，桦太说主要依据野史系统，如《山海经》、《海外十洲记》等。后者最终演变为以日本为扶桑。结合人、地、事的证明，应否定桦太说，肯定墨西哥说。 中国学者，章太炎、朱谦之、吕思勉和影响最广的马南邨(邓拓)等支持墨西哥说，罗荣渠则对墨西哥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我因为对荆楚历史地理的学习，对南北朝以前的计里标准问题多有留心。《梁书·东夷传》记载，从带方郡（平壤、首尔之间）到倭国一万二千余里，大半即七千余里是沿朝鲜半岛海岸线曲折而行。其中的里数标准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疑惑。又因为对民族史的特别关注，我经常审视这条史料，2002年，我意识到该传中的女国篇记录了世界珍稀动物——澳洲的鸭嘴兽。进而写成《第一个到达澳洲的中国人——慧深》一文，应邀登发在《学说连线网》上，修改后发表在《武汉学刊》2005年第二期上。我认为慧深称为扶桑国的地方实际上包括多扶桑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伊里安岛，Papua or Irian）和有马、牛、鹿三种力畜的东西伯利亚（Siberia）古貉族人居地，慧深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极东进行了实地探查。然而，深入的思考使我意识到，问题远没有解决，特别是当我发现《梁书》的“扶桑国”篇出自两位探险者之手时。今缩小论题，对慧深到的扶桑国和女国作更深入的探讨。 二、关于扶桑和扶桑木的叙述模式 扶桑本是古神话传说中的地方，见于《山海经》等书。其地因为神话中太阳凭以上下的扶桑木得名，因此扶桑作为地名通常泛指东方距中国遥远的地域。 南北朝时北魏在首都置四夷馆，作为安置投附的四夷之人居住之所。《洛阳伽蓝记》卷３“宣阳门外四里”条记载了有关四夷馆的情况。当时南方吴人来附者处金陵馆，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这里的扶桑泛指东方所有少数民族以及外国地区。其义即源自日出扶桑，与日落崦嵫相对。南朝齐皇室萧子显在梁时著的《南齐书•东南夷传赞》云：“东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远，极泛溟沧。”这里的扶桑与溟沧一样代指距中国遥远的地域，不是实指，其用法与“扶桑馆”的类似。 《梁书•东夷传》记载了具体的扶桑国及其东邻女国。《梁书·东夷传·序》云：“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传》文云：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序》和《传》提到了两个不同的年代。虽然围绕慧深是否到过美洲的争论是长期而广泛的,但迄今为止,未见有人对《梁书·东夷传》有关扶桑国的记录中提到的从扶桑国来的沙门到达中国的两个不同的年代作出解释。 《传》文说：“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序》文说：“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如果这两个年代都说的是慧深到达中国的时间，它们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忽视这一矛盾讨论慧深到的扶桑国的位置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或者说每种意见都有严重的缺陷。这就有必要换一角度来审视史料：以往对源于《梁书》的扶桑史料的解读可能正是因为严重的误读才出现意见尖锐对立的现象，而对年代矛盾作出解释有可能揭示症结所在。 忽略年代矛盾不始于歧尼，中国的史学名著《通典》中已然。《通典·边防典二》（卷186）载扶桑国之文云： 扶桑，南齐时闻焉。废帝永元初，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叶似桐，初生如頾，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为锦。…… 《通典》省去了《梁书》和《南史》《东夷传·序》中提到的普通中这个年号，这可能对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一年代的普遍忽视有影响。 回到《梁书》和《南史》，仔细考虑两个年代。如果必须忽略其中的一个，意味着该年代的记录是一个错误 。然而《通典》对被忽略的年代并无说明。对这个年代另作解读是必须的。 同一传的两个年代，一般的理解自然是对两个事件的记载。回到常识，可以看到，原来《梁书》和《南史》讲的本是两位从扶桑国归来的僧人的事。 《序》文说：“扶桑国，在昔未闻也。”《传》文说：“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序》文接着提到：“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原本尤悉，故并录焉。”把普通中自称从扶桑国来的僧人理解为慧深之外的另一位无名的探险者，那么势必会对《梁书》的叙事脉络做出同以往截然不同的判断，进而对《传》中提到的人、地、事做出迥异以往的解读。 首先，《序》文的前两句话应理解为对两位探险者所做介绍的提要和特点提示：第一句说的是慧深，指出，慧深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真实的扶桑国的人；第二句说的是无名僧人（以下简称“无名”），他关于扶桑国的介绍特别详细；第三句话是说明编撰方法：把两个人关于扶桑的介绍合并一起。 旧的解释将全部记载归在慧深一人名下，序文的“故并录焉”，只能理解为：“将慧深的介绍原原本本地全部抄录下来”。果真如此，作为后来研究的最终结果，扶桑国将指向某一特定的位置。然而，自1752年歧尼提出扶桑国在墨西哥以来，歧见叠出，迄无定论。而考虑《梁书》记载出自两人，且两人到的扶桑国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到目前为止，扶桑国定位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可得到一个解释：以前的研究可能都把两处扶桑国解释为一处，因此将永远得不到正解。 扶桑成为遥远东方的代称，是因为日出扶桑这个及其古老的神话。神话认为，太阳经由扶桑木登上天空，扶桑木所处的就是极东。自《离骚》以降，至魏晋南北朝，诗文歌赋中有关扶桑的内容不少。基本上是用日出扶桑之典。较特殊的是托为汉代齐人东方朔著的《十洲记》，其文云：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味香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立。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叶赤，九千岁一生实耳。 《十洲记》继承了战国时邹衍的大九州理论，其宇宙模型属于平天说或盖天说，这类模型中，天与地是分离的，没有连通天地，供太阳升降的扶桑、若木存在的余地,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象地圆学说那样对东极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因此《十洲记》仍然保留了用扶桑和扶桑木神话解释未知的现实世界之极东的内容，但为使古神话适应新的宇宙模型对它作了修改，扶桑木不再是太阳由之升上天空的神木，虽然仍处于极东，但已是仙人食用其果的仙树。 在有明确的地球概念以前，由于人类活动能力的有限，东极始终是令人迷茫的，因此不管在哪种宇宙模型下，对东极的描述都未能跳出古来解释性神话的窠臼。论东极必称扶桑，称扶桑必言扶桑木，这在汉字文化圈中已是一种固定的解释模式。 有关东极或扶桑以及扶桑木的描述总的说是推测性的，但是这种推测有其基础，其基础一是对宇宙模型的构想或托为神话的解释性描述，一是沿海居民对东方遥远地区的真实认识。齐鲁、吴越等地的方士无疑对这类知识的系统化起过重大的作用。由于他们的解释有仙话性质，往往显得不严谨，甚至不严肃。但这类著作具有宇宙解释的主旨，又具有部分现实的基础，因而能有力地影响后世的探险实践者和史书著述者对扶桑的论述。亲历东方的探险者，会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入地思考东极问题，但取得大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仍然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他们将书籍中带幻想性的扶桑木同现实世界的真实植物对照，而对现实植物所做的描述则会有较大的机会改变人们对扶桑木的认识，或使人们对扶桑木的认识更增歧见。 慧深把他所到的他认为此前中国人未曾到过因而不知道的极东边的地方称为“扶桑国”，他具体描述了一种他称为“扶桑木”的植物，说明“扶桑国”是因为其地有众多的这种“扶桑木”而得名的。慧深对扶桑国的介绍完全符合中国历代方士对东极的解说模式，慧深的知识背景无疑是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从慧深后来居荆州，而且可能把女国的珍稀动物鸭嘴兽带回中国（详后）看，慧深应是中国人。 将《梁书》的记载理解为出自两人，可以看到无名对扶桑国的叙述用的是和慧深同样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描述方式。应该说《梁书》作者遵循的也是同一模式。由于游记和史学著作自觉地回避古神话和方士著作中看似怪乱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隐掉了他们遵循同一模式叙述扶桑的事实。然而隐含的同一叙述模式，使游历不同地方的两位作者的扶桑国游记表现出许多共同点。另外，他们笔下的扶桑木本来可能是不同的植物，也因两人各自皆以方士著作叙述的扶桑木为摹本，从而使他们认定的扶桑木会有相似之处。同样遵从古籍扶桑叙述模式的历史作家很容易将两处不同的扶桑国和两种不同的扶桑木误为一处和一种。 对古地的定位和解释往往由于后世学者对不同的解释采取调和的做法产生误解，并且越往后误解越大，这在石泉先生荆楚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古云梦泽故址新探”中可以看到。并且可以看作典型个案。前人记载中关于古云梦泽的地望大致有五说：一是“云杜说”，即《左传》所记鄖国之梦和《禹贡》之“云土梦”，地望在汉、晋时江夏郡云杜县，今汉水中游以东的京山、钟祥二县间；二为“华容-长林说”，又称“巴丘湖”，其前身即《左传》所记“江南之梦”，石先生最费劲的考定之一就在考定华容云梦泽的地望，他认为“江南之梦”的“江”指今蛮河，巴丘、华容、云梦泽都在今钟祥西北境；三是“西陵-安州说”，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据《寰宇记》记载，北宋初年，安州云梦已缩小到“阔数十里”，南宋前期洪迈的《容斋随笔》中说：“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四、“洞庭湖说”，唐代前期，文人诗中开始泛指洞庭湖为古云梦泽并对地志书产生了影响，到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胡渭的《禹贡锥指》才开始把整个洞庭湖包括在云梦泽中；五“大云梦泽说”，始于《水经注·夏水篇》，把前述云杜、华容、安陆三说联为一体，形成“跨川亘隰，兼包势广”，位于长江以北、跨汉而不跨江的第一个大云梦泽，唐初，孔颖达疏释《禹贡》和《左传》，提出了“云梦跨江南北”之说，后世又以“江南之梦”在长江以南，终于形成了包括两湖平原的大云梦泽说。2 《梁书》作者从传统的扶桑叙述模式出发，看到两位作者描述的扶桑的相似处，就以为两人到的扶桑国为同一地点，从而把两人叙述的扶桑国和扶桑木合并在一起。由于《梁书》作者并不明确两位探险者说的扶桑的具体位置，因此有可能把两处扶桑牵合在了一起。如果两位探险者到的扶桑是两地，这种牵合就是后世对扶桑国的定位歧见叠出的根源。 三、关于扶桑国的定位 克拉卜落特对扶桑国的定位和慧深探险路线的推定是奇怪的。他认为，倭国为日本，文身国为虾夷地方，大汉国为桦太岛，从倭国经文身国至大汉国，路程是从本州沿北海道西海岸航行，反之从大汉国至扶桑国的路程，则是从北海道沿东海岸南下航行。因此，扶桑国在日本的东南部。 克拉卜落特是较早对扶桑国墨西哥说提出驳论而影响深远者。他的论述提示着《梁书》中存在两个独立的叙述过程。其原因一则可以如克拉卜落特所说，慧深记录了两条旅行路线。另一个解释就是如上所揭，《梁书》的记载出自两人之手。 日本的东南部是本州岛；倭国不论在九州还是本州，从倭国前往位于桦太岛的都经由本州。而扶桑国不论在本州还是本州东边或南边的小岛，慧深叙扶桑国时都应该以本州为基点，不应先叙遥远的北海道、桦太，再以桦太为基点叙扶桑国。克拉卜落特的叙述不合常情。 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明确两人到的扶桑国并非一处，就可以肯定《梁书》的编撰方法及其对两位叙述者所到的扶桑国牵合的是引起混乱的根源。后世的各种释读，只要不能突破《梁书》以扶桑为一地的误解，无论如何努力，做到最好时也只能说对一半，而另一半必然成为被其攻击者紧紧抓住的软肋，以至整个论证无一可以自圆其说。 《梁书·东夷传》“扶桑国”篇在论扶桑国的得名和叙扶桑木之后，从“有板屋”以下叙述了扶桑国的居住、文字、 法律、物产、婚丧等各个方面，最后还提到了传入不久的佛教。这段话明白晓畅，没有逻辑混乱、怪诞费解之处，应是出自亲历者的实录，并可能是原本抄录，没有经过加工改造。《序》文说，梁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来，他关于扶桑的记载特别详细，这详细的记载应该指这一段。 以往的研究者未能辨别《梁书》“扶桑国篇”本自两个人的著作，也就不会想到《梁书》的扶桑国可能不止一处。扶桑国墨西哥说的反对者中，最有影响的属希勒格的桦太说。现在注意到《梁书》“扶桑国篇”中存在两个作者，墨西哥说理应受到进一步的怀疑。 无名提到扶桑国有牛车、马车、鹿车，在中美洲并没有这三种力畜，而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它们是最普通的力畜，其中，驯鹿是最重要的供役使动物，鹿奶则是高级饮料，也被制成奶酪，供冬春食用。无名说“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扶桑国人最重要的奶竟是高级的鹿奶，而不是牛奶。牛奶在中国南方属希罕物，在北方则很普遍，尤其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以后。无名很可能是中国北方人。驯鹿的原产地在外兴安岭和勒拿河上游，无名所描述的扶桑国应在外兴安岭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因为本文重点不在无名所到的扶桑，不做深论。 无名介绍扶桑国有文字后，接着说：“以扶桑皮为纸”，可以断定无名的原文在此之前应该对扶桑木有所交待。从中国介绍扶桑之地的传统模式看，这也是必然的。因此《梁书·东夷传》“扶桑国篇”前文貌似全部属于慧深解释扶桑国得名和描述扶桑木的话中有可能包括无名著作中的语句。也就是说，今本《梁书》留下的解释扶桑国得名和描述扶桑木的话是综合了两人的著述而成。如果两人到的扶桑国为同地，那么这种综合不会引起太大的误解，当然仍然要辨别两人说的扶桑木是不是同一种植物。可是事实不是这样。 主张扶桑国桦太说的希勒格认为，东方朔所说的扶桑就是楮树的别名，理由是中国文献（按：指《梁书》等）所载的扶桑树实，形同楮实，楮实圆而软，作深紫色，与扶桑相同。他引陈槱《负暄野录》云：“扶桑国出芨皮纸。”芨皮纸当即现在日本所谓笹纸（ささがみ），以楮树皮为原料，北海道所出为良。希勒格认为，楮树既然出北海道，也就不难出桦太。3希勒格引仙话性的《十洲记》为证，说明他意识到现实的内容可能以仙话的面目出现，仙话也可以包含着经验的内容。朱谦之关于正史系统和野史系统的区分，未击中希勒格考证中错误之处的要害。无名笔下的扶桑木应有所传承，从他对扶桑国记录的详尽、平实看，他在辨别扶桑木时也应该继承了经验性较强的前人论述。《十洲记》说的“叶皆如桑，又有椹”，“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这些曾为无名所留心，可能性极大。东西伯利亚地区，皮可以造纸、叶椹如桑的植物非楮树莫属。希勒格关于扶桑为楮树的考证是可信的。楮树皮除了用于造纸，其纤维也用来制衣，也可以作棉。因此“扶桑国篇”介绍扶桑国得名和扶桑木的句子中，与详述扶桑国相连的“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也应该写的是楮树。也就是说这两句出自无名，而不是慧深的著作。 希勒格说楮实圆而软，作深紫色，与扶桑相同，则是牵强的。李时珍《本草纲目》描述楮实形如杨梅，非常准确。其形自然不会是如梨而赤。希勒格的牵强是因为对自己考证的楮树的自信，同时却没有想到《梁书》“扶桑国篇”的文字会出自两人之手。他对扶桑和扶桑木的考证有相当合理的部分，但仅限于无名叙述的部分。这一部分却不是出自慧深的著作。其牵强之处的根源在于慧深叙述的扶桑木是另一种植物，慧深说的扶桑国也是另一地。 《传》文“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这段话的主体应来自慧深的著作，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叙述扶桑的传统模式，无名的著作中也会有同慧深类似的论扶桑国得名以及扶桑木的论述。上面这段文字的编撰者见到两人著作中雷同的部分，以为两人所到的扶桑国为同一地方，而慧深的著作较早，所以叙扶桑国得名时采纳了慧深的字句，但描述扶桑木时，只是简单地把两人的话合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是把两种不同的植物硬生生地拼到了一块。而对扶桑国的介绍，因为无名的特别详细，所以全录了无名的著作，但慧深的介绍可能全部被删去了。从慧深对扶桑国的东邻——女国的叙述看，慧深到的扶桑国应是对中国人来说比无名到的貉族地方更加陌生的地方。 《梁书》“扶桑国”篇说：“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这句话是墨西哥说的最主要依据之一。否定墨西哥说的希勒格认为中国人所述扶桑的距离里数不足为凭。4希勒格没有考虑有关里数的计里标准，因此他击中了墨西哥说证据不足的要害，但论据是无力的。 关于中国古代的计里标准问题，石泉先生作出过杰出的开创性的工作，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石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读研究院时，曾把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请陈先生看过，并多次把自己对荆楚历史地理的想法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重点指示两点：注意六朝江陵外围诸多城邑之地望；注意古今里的大小与换算问题。5石先生在《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中有专节探讨古今里数换算问题。先生论定三国至齐梁时，荆楚地区古里与今里之比大约为3﹕1。6 《梁书·东夷传》载，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文身国、大汉国不见于它书记载。不知其立国年代。鉴于《梁书》文身国之右的倭、侏儒等国史料皆出自三国以前，因此对倭与文身、大汉国间里数，必须结合较早的有关倭国的史料进行分析。 《梁书》云，倭去带方万二千余里。《三国魏志·东夷传》（卷30）载：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支国，……方可三百里，……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邪马台国究竟在日本什么地方？一说在九州北部，一说在本州的大和（今奈良，）在日本学者中尚无定论。7《三国志》记载的诸国道里详尽而标准统一，显然出自某一时期使团或商团的实录。石泉先生指出：我国古代计里标准“往往因地而异，大小不一，甚至同一地区又有大里小里之别，因此历史上的里数记载，只能就一定时限下、一定地区内的不同城邑之间相对距离作一些比较，借以作为考释地望时的旁证而已。”8在缺少更多其它论证的情况下，就里数而论，邪马台国九州北部说优于大和说。投马国和邪马台国可能隔有明海，因此水路较近而陆路绕行颇远。因为相关里数记载相当详尽，凭以支持九州北部说当可成立。 以同样的计里标准看，倭国东北七千余里的文身国，可以在四国岛，又东五千余里的大汉国应在本州西部。二万里外的扶桑国有可能在库页岛。因此，中国书籍记载的里数不但不象希勒格所说的是不可信的，反而可以作为希勒格之考证的合理性的极好旁证。希勒格没有考虑中国古代的计里标准问题，错过了有力的论据；而他对扶桑木考证的牵强之处，则说明慧深描写的扶桑木应是楮树之外的另一种植物；慧深到的扶桑国也可能另有其地。 四、女国及鸭嘴兽 从《梁书》中析出无名详细介绍扶桑国的文字后，可以发现，慧深关于扶桑国的记载除扶桑木以外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无名的记载所取代而没有留下具体内容。慧深关于扶桑国得名的论说以及对扶桑木的描写，只是因为被认为是最早亲历扶桑而留下的文字记录，才被作了重点介绍。因为慧深与无名对各自亲历的扶桑之地的介绍都遵循中国传统的介绍模式，主要是叙述模式的相似加上一些可能的巧合，使得史书编撰者误以为两人所到的扶桑为同地。因此《梁书》扶桑国篇中介绍扶桑国得名及描写扶桑木的文字以慧深的著作为主，但孱进了无名著作中的句子，并由编撰者进行过编辑。直接由慧深的文字考证扶桑国和扶桑木看起来比以往更多了困难。对慧深介绍的扶桑国东一千里的女国必须给予更多的注意。 《梁书》女国篇记载的人物极为离奇。这段记载及随后狗头人的传说常被用作证明慧深所说不可信的证据。朱谦之先生认为：“女国虽因慧深而传，然慧深未到此国，仅得自传闻，所以神话与史实相混，只好算作一种传说。”9但他认为女国是存在的，在墨西哥之东，为小安德烈斯群岛中之马尔蒂尼加岛（Martinique）。10把慧深说的女国看作得自传说，从《梁书》以来就是这样理解的了，后来的《南史》、《通典》、《文献通考》等无不如此。《梁书》在女国篇后面加上一段提到天监六年，晋安（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到狗头人之地的传闻，实际上是转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11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佐证被误解了的慧深介绍的女国这种奇异人类的可信，前史有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怀疑。 如果《梁书》“女国篇”原原本本地抄录了慧深的原著，那么慧深的话只能理解为得自传说。但考虑到慧深著作被录入《梁书》中的文字是经过整理的。因此必须考虑慧深的原著是否因为后人的整理而改变了原貌。 《后汉书·东夷列传》（卷85）：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卷30）：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 《梁书·东夷传》： （倭国）其南有侏儒国，人长四尺。又南有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梁书》按照唐代的地理知识和计里标准对原书的行文次序加以改动，是以认定原书有错简为前提的。改侏儒国“人长三四尺”为四尺，目的是为了使之接近现实。 《梁书》有按照唐人的知识改动原始文献的做法，因此对于慧深何以在历尽艰险之后主要留下的却只是一个离奇的传说必须多存一个疑问。再次审视《梁书·东夷传》的“女国篇”：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这段文字初看正如朱谦之所指出的象是“神话与史实相混”。但原因不能单单归诸慧深的记载得自传闻，要考虑慧深的实录是否因后人的“整理”，实为窜乱而走了样。如果慧深的描述不是得自传闻，而是实录，那么上面引文中的离奇的描写只能理解为介绍的是女国的一种动物。像入水而任娠在人类是不可解的，但在动物中却不少；百日能行也不是任何人类能做到的。至于“毛中有汁，以乳子”结合前面说的“胸前无乳”，则可以肯定这种动物是主要分布在澳洲大陆东南部和塔斯马尼亚岛的鸭嘴兽，鸭嘴兽是已知的唯一没有的哺乳动物，这种唯一性使我们的判断变得容易。这一判断可以从篇中描写的这种动物的其他特征得到印证。 鸭嘴兽身上有200多个小腺体，所有腺体的导管均汇集于腹部皮肤的一个特定位置敞开，形成乳腺区，母兽孵出幼子后，乳汁象出汗一样从靠毛鞘（即所谓“根白”）的开口处在哺乳区分泌出来，小鸭嘴兽就趴在仰卧的母兽身上舔食。四个月后，幼兽能独立生活，即所谓“一百日能行”。鸭嘴兽的交配在水中进行，通常在十月，也就是南半球的春天，慧深说在二、三月，可能是鸭嘴兽曾被慧深引入中国，繁殖期发生了变化（详后）。交配季节，雄兽常为争夺配偶发生激烈的打斗，交配时，雌兽在前跑，雄兽在后追，经一个多小时的逐偶游戏后，雄兽就用扁嘴轻轻地衔住雌兽的尾巴，在水中缓慢地转圈，进行交尾，此即“竞入水则妊娠”。明确慧深描写了鸭嘴兽这种珍稀动物，同时也明确了慧深到的女国应在澳洲大陆或塔斯马尼亚岛，可以肯定，“女人胸前无乳”中的“女人”二字是把鸭嘴兽理解为奇异人类的文献整理者因为不能正确理解慧深的描写，误以为他得到的文献有错简，在“整理”（实为窜乱）时移至此处的。由于塔斯马尼亚土著女人头发短而卷曲，澳洲大陆东部的土著则以发长著称，由此应可判断，慧深说的女国当在澳洲大陆。澳洲大陆土著与四周的人都很不同，在欧洲人笔下，他们被形容为相貌英俊，慧深说他们“色甚洁白，容貌端正”，应当也是同周围各种人比较而言。在慧深原著中，“女人”二字当在“长发委地”之前。从文献整理者将鸭嘴兽误解为女人的思路出发，可对《梁书》这段被整理过的文字逐步还原：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女人]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一百日能行”后面“三四年则成人矣”对于人类本是不可理解的，所以原来应是写鸭嘴兽的，但经过了改动。原文应是“两年即长成矣”。鸭嘴兽的成熟期为两年，这对人类无论如何说不通，整理者将“两年”改成“三四年”，以求符合实际，人三四岁语言、跑跳、自主进食等功能已具备，说“成人”很勉强地说得通，这种改动在前面提到的侏儒国人身高问题上已经看到过了，然后，“长成”被改成“成人”以便语句顺畅，意思明白。紧接着“见人惊避”，应是描写鸭嘴兽性情胆怯，但“偏畏丈夫”又只能说的是人了。后面的食咸草也写的是人，因为鸭嘴兽是肉食性动物。把明显的描写人和鸭嘴兽的句子分开：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女人]发长委地，[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两]年则[长]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澳洲土著背后长毛，这在世界各人种中是非常特殊的。人身体有毛并不罕见，甚至是较普遍的，如胡人多毛为中国人习知。整理者不了解澳洲土著背后生毛的特点，把它理解成奇异“女人”的特点，将“项后生毛”与“身体有毛”做了对调，把它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项后生毛，女人发长委地，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胸前无乳，身体有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两年则长成矣，见人惊避。” 说人食用一种植物就象禽兽，逻辑不通。慧深介绍了鸭嘴兽，但上面的复原还看不出慧深笔下鸭嘴兽的名字。 鸭嘴兽既像爬行动物，又像哺乳动物，它的扁嘴、扁尾、脚蹼以及卵生，又像鸟类。澳洲土著传说，鸭嘴兽是水老鼠强奸鸭子而生成的，他们无疑注意到了鸭嘴兽是象禽类的哺乳动物，这种观念应该起源甚古，“如禽兽”当是慧深给鸭嘴兽起的中文名字，而且正是土著语言中鸭嘴兽一个名字的直译或意译。 把慧深的著作理解为对澳洲土著和澳洲最有特点的珍稀动物鸭嘴兽的介绍，可将唐人因为对澳洲的无知而错误地对慧深原著进行的整理还原如下：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 身体有毛）[项后生毛]，[女人]发长委地，[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有][如禽兽]，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身体有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两]年则[长]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 脱去括弧：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项后生毛，女人发长委地，偏畏丈夫。食咸草，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有如禽兽，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胸前无乳，身体有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两年则长成矣，见人惊避。” 我对鸭嘴兽的考证经由网络得到过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持。网友96nn（纪楠楠先生）看到齐东野人转载的我首发在《学说连线网》上的《第一个到达澳洲的中国人——慧深》一文后，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介绍南北朝时鸭嘴兽玉雕的文章（附有玉雕照片），特地传上网络。12玉雕收藏人杜心先生说这件古玉的制造年代是公元五、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13。慧深从他说的扶桑国到荆州的时间正是五世纪末。历史时期中国与澳洲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到过澳洲的可能绝无仅有，在儒家占主流的中国知识阶层中，能不辞艰险，犯死远游的恐怕只限于佛教僧侣和道家方士了。由“复原”后慧深对如禽兽（鸭嘴兽）的介绍看，慧深对鸭嘴兽的生活特性描写得非常准确，而且象哺乳、幼兽成长过程等细节如果不是亲自养过鸭嘴兽，仅凭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鸭嘴兽的观察是无法了解得这么详细的。前面提到慧深说鸭嘴兽的繁殖期在二三月，有可能是因为慧深到中国时带了种兽，它们的繁殖期在中国发生了变化。这一推断也将有助于解决慧深的国籍这一相关研究领域内的焦点问题。 鸭嘴兽独特的生活特性使他成为澳洲最吸引人的动物，它对经典动物分类体系的挑战尤其会吸引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学者的注意。能得到这样的动物，任何学者都会视同珍宝。慧深考察女国后下一步的目的地应是故国，如衣锦而归乡。而且鸭嘴兽是极难人工饲养的动物，慧深也需要为鸭嘴兽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因此慧深应该是中国僧人。 女国在澳大利亚，那么其西千余里且靠近澳洲大陆东部的扶桑国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伊利安岛）。 五、若干相关问题 1、《梁书》倭国的位置 《梁书·东夷传》云：“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以往把《梁书》扶桑国篇理解为出自慧深一人之手，则“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显得叠床架屋，语句重复。大汉国为倭种之国当无疑义，慧深到的扶桑国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似不应以大汉国为比照。这句应是无名的话，应是《梁书》作者或其前的人将慧深与无名到的扶桑国误为同地而孱进了慧深的话中。“地在中国之东”应是慧深的话，“东”下可能阙“南”字。《梁书·东夷传》说倭国“大抵在会稽之东”，与此前史书说的倭在韩国或带方郡东南的说法都不同。14《梁书》的特殊说法可能仍然是因为受困于慧深说的扶桑国的方位。慧深著作中当有扶桑国在中国或会稽东（南）的叙述，与无名说的扶桑国在倭国、文身国、大汉国东（北）的说法不合，《梁书》模糊地把倭国定在会稽之东似乎是为了牵合慧深和无名对扶桑国位置的不同说法。 2、 鸭嘴兽的特性和南半球问题 唐代整理者对慧深描写的女国无法正确理解，因此到史籍中寻找答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妇无男。” 《后汉书·东夷传》：“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而《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郭璞的话同慧深说鸭嘴兽的“至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相巧合，这应是整理者将慧深笔下女国的动物鸭嘴兽解为史传记载传说中女国奇异人类的关键。 然而整理者对慧深原著的最坚定的怀疑一直非常肯定地认定他看到的文件有错简并完全根据自己从书本得到的对女国的认识对慧深原著文字大胆改动，则导因于鸭嘴兽最令人费解的“不合规律”的特性。慧深说如禽兽（鸭嘴兽）六七月产子，“子”字原本和梁武帝在围城中手自点数的鸡子的“子”一样解为卵。《庄子·知北游》说：“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成玄英疏:“人兽九窍而胎生,禽鱼八窍而卵生。”其说也见于后世儒、道著作。15佛教著作把动物按孕育方式分为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慧深对鸭嘴兽是卵生的兽类这一特点必然有说明，不了解事实而认为古来有关卵生胎生的分别为规律的人，如果不是象玉雕作者那样亲眼见过，几乎不可能接受慧深的“违背规律”的解释，正如恩格斯也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一样。可惜古人几乎没有机会改正错误。出于旧的对卵生胎生的规律性认识，整理者对把慧深关于鸭嘴兽的介绍看作是女国传说的记录并认为有错简充满了自信。在整理的过程中，慧深关于鸭嘴兽卵生而哺乳的深入说明因为不为整理者所理解，被作了删节。 同样因为“不合规律”而被做了删节的应该还有慧深对南半球气候的说明。 鸭嘴兽的繁殖期在澳洲大陆南北有一定差异。北部在八月，南部则在十月。交配后十余天产卵。根据前面对《梁书》“女国篇”中慧深著录的修复，慧深说鸭嘴兽“六、七月生子”，可知其繁殖期相当于现在公历的8、9月 ，因此慧深应该到了澳洲的（东）北部，有可能到达中部。“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说的交配时间应该是鸭嘴兽到达中国以后的情况。假设慧深带鸭嘴兽到中国后，居住地的纬度同他获取所带鸭嘴兽的地方相同，鸭嘴兽的繁殖期可能与澳洲的原生地正好差6个月，也就是在一、二月。迁入地的繁殖期后延一个月，当是因为慧深定居的荆州（旧说在湖北省江陵县，新说在湖北宜城县南境16）比他所带鸭嘴兽的原生地在纬度上偏高。慧深带到中国的鸭嘴兽最大的可能是取自澳洲大陆的东北部。 慧深原著中对中国和女国气候的相反必然也有所论述。可惜也被认北方为玄天，南方为炎天为规律的整理者视为异端而被删除了。 慧深并有可能对宇宙模型有新的认识，在既有的各种宇宙模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慧深没有把更东边的澳大利亚，即女国称为“扶桑国”，而称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扶桑国”，当是因为描述澳大利亚涉及了如何理解和解释南半球的困难。慧深至少意识到了既有的宇宙模型不足以解释女国的气候现象。 但唐人对佛教构想的宇宙模型普遍轻视。《通典·边防典序》（卷185）李淳风云：“唯释氏一家论天地日月，怪诞不可知也。”这种轻视可能也影响了《梁书》作者或更早的《梁书》中慧深这段文字的编撰者，成为他（们）忽视慧深的基于实践的新认识的因素之一。 3、 关于扶桑木 慧深到的扶桑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慧深说的扶桑木应该是一种热带植物。韩昇认为：“象南方的槟榔一类植物，但差异也不小。”17周策纵认为是榕树。18 在析出无名著作中的句子后，《梁书》中慧深对扶桑木的描写只剩“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这点有限的信息。槟榔和榕树都有“实如梨而赤”的。榕树中有一种无花果树，属桑科，叶子形状与桐树叶以及有丫杈的桑叶相似。说扶桑木叶子初生如笋，则更可能是其生长点被称为“半天笋”的槟榔。但是《通典》“笋”字作“頾”，即“髭”。植物各种组织中能让人联想到胡须的，首先自然是根须。《梁书》留下的慧深的文字脱漏太甚，慧深的原意有可能是形容榕树的气根。 《唐大和上东征传》载，鉴真到崖州，“大使已下，至于典正，作番供养众僧，大使自手行食，将优昙钵树叶以充生菜，复将优昙钵子供养众僧，乃云：‘大和上知否，此是优昙钵树子。此树有子无华，弟子得遇大和上，如优昙钵华，甚难值遇。’其叶赤色，圆一尺余。子色紫丹，气味甜美。”这种“子色紫丹”的无花果树，叶子可以做生菜。慧深所谓的扶桑木也许是这一类的无花果树。 4、 慧深到达澳洲的条件 四至六世纪我国“五胡十六国”时代是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历史气候的寒冷期。寒冷的气候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中原汉族南下浙闽湖广。陈桥驿先生在研究《水经注》的过程中把公元四至六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总结为“地理大交流”。19但同时沿海居民也更多迁移海外，因为这种迁移很少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而被忽视。应该说海上迁移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地理交流。 地理大交流的结果之一是中国地理学的大发展。参与交流者都面临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一大批的地理学著作也因此诞生。如果说《水经注》是地理学发展的高峰，慧深和无名的扶桑探险就是与地理学发展相伴的地理发现的高峰。也可以说彗深到达澳洲是更大范围地理交流的结果。彗深和无名的远游，动机之一是是对地理知识的兴趣。中国地理学的大发展为追求地理兴趣营造了氛围，也准备了知识。 长期的寒冷气候使地球冰川面积的大幅度增加，更多岛屿露出水面，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增多，人烟稀少的小岛因为面积增大而人口增长。航海知识的丰富更多地得益于海上人类活动的空前频繁，后者又得益于海面地物的增多和持续数世纪的航海经验的积累。海上活动的频繁还使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得以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原先一无所知的遥远地域。这些都是慧深和无名僧人远行的现实基础。 -------------------------------------------------------------------------------- 1 以上参见朱谦之《扶桑国考证》，商务印书馆，1940年。 2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第２9-３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１990；石泉、蔡述明：《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参阅朱谦之：《扶桑国考证》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40。 4 参阅朱谦之：《扶桑国考证》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40。 5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第1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6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464～467页。关于先生的论定，我也找了一些旁证。如唐一行作的大地测量，得出从滑县到上蔡的距离是５２６．９里，日影已差２．１寸，即相距２５１里，影长差１寸，一次用实测推翻了长期奉为经典的日影长度千里差一寸的说法。他们进一步比较数据，发现影差和南北距离的关系根本不是常数，于是改用北极高度的差来计算，从而得出地上南北相差３５１．２７里，北极高度相差１度的结论。如果一行测量时用的方法与此前的方法没有本质不同，关于旧经典数据和一行数据如此巨大的差距就必须考虑不同时代的计里标准问题。三国吴徐整《三五历纪》云：“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取18000×365丈=90000里 1里=73丈 1丈=10尺 1尺=0.2米或1尺=0.25米 则1里=146米或1里=182.5米 这里的数据表明三国时至少吴国境内的3里约当今1里,与石先生的考证竟如此吻合。 7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6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46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9 朱谦之：《扶桑国考证》第68页。 10同上，第74页。 11《山海经• 海内北经》“犬封国”下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民也。”稍后于郭璞的干宝的《晋纪》和《搜神记》、南朝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有更祥记载。 12 图片原发于《塞爱维·文明联盟网》，原址为：http://www.civclub.net/bbs/viewthread.php?tid=4900&extra=page%3D1&page=1 后因故删除。现于此地址可见：http://ydwq3613.blogchina.com/3034248.html 13 张庆麟：《我国南北朝时有鸭嘴兽吗？》，载《化石》1998年第2期。 14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晋书》卷《东夷列传》“倭人再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宋书》卷97《夷蛮列传》：“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南齐书》卷58《东南夷列传》：“倭国，再带方东南大海岛中。”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晋书》卷《东夷列传》“倭人再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宋书》卷97《夷蛮列传》：“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南齐书》卷58《东南夷列传》：“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 15 《大戴礼记》《易本命篇第八十一》：“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齿+爵]者九窍而胎生。”又见《孔子家语》卷6《执辔》第二十五。《淮南子》卷4《地形篇》:“啮吞者八窍而卵生，嚼咽者九窍而胎生。” 16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17 韩昇《佛教初传日本年代考》， http://www.macau-buddhism.org/28/28-7f.htm 18 周策纵《扶桑为榕树考》，见《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9 参阅陈桥驿：《地理大交流——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的历史新解》，《民族团结》1995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