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希腊人以他们天才的智慧为我们创造了无数动人的神话故事，然而如此热衷于造神的希腊人，却对他们的“执政者”特别吝啬，从来不肯把“神”的称号加冕到他们的“执政者”头上。在古希腊人的宗教观念中，崇拜仍然活着的统治者，就是对神本身的亵渎；这也是古希腊人的信念：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人民的屈服。 而全部中国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部“封神演义”。即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还在滋滋以造之，甚至领导偶尔给学生写封回信，也被某某部明令掀起学习“回信精神”新高潮。美国等文明国家的总统一般是“每信必复”的，这两年在网上我们也没少看到美国总统写给中国学生的回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国际主义回信精神呢？ 当代造神的手法之一，是把“领路人”的言语“金科玉律”化。“领路人”一开口，立马演变为“重要思想”，顿如深藏于地下的重要文物见光于天下，全国上下群起而捧之：不是宣称《★★思想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讲其如何落到实处，预见其光明前途，或呼吁写进党章、载入宪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稍想一下，这也不在情理之中：为何提出重要思想的总是“领路人”？为何在“领路人”未有提及之前，大家不知为何物，一俟提出，“最广大中国人民”才能茅塞顿开、如梦初醒地“繁荣”？任何时代的繁荣仅且仅与个人自由的程度成正比，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盛是缘于其领导人的“重要思想”，“领路人”“一言”纵使可以“兴邦”，他同样可以“一言”就“衰邦”。 第一个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帝国的亚历山大曾说：“东方人天然富有奴性”。西方人普遍认为：东方人，无论闪米特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是其他种族，都认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我贬低是自然现象，甚至被作为谦虚的美德赞誉，遗毒至今，中国领导人总喜欢自称“公仆”或“人民的儿子”。而对西方人来说，这种贬低涉及他人格的丧失问题。 这可能就是中国人喜欢把领导人上升为神的文化土壤。而培植这土壤的，则是长达数千年专制统治里绵延不绝的恐惧。因为畏惧不独使人稳定，它也让人产生无耻。这种无耻让中华民族集体患上“尊敬强迫症”，集体沦落为“东亚病夫”。 一个神的产生，往往意味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希望被埋葬。当统治者不再作为人，而是作为神进行统治时，他自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神都是“法力无边”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显示，执政者被神化的唯一结果，就是出现独裁、专制或其它形式的暴君专政。事实上，中国目前这种“一人之下，万民齐喑”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出来同样只是官方对思想的控制以及人民对政治、权势的臣服和依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