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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民的法律地位 平民虽然在城邦的保护下享有人身自由，但因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所以其自由 受到城邦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平民还是公民集体的暴力专政对象。“罗马人民”(populus)一词源于“populor”意为“摧毁”、“劫掠”(注：格莱尔：《牛津拉丁字典 》(P.G.Glare,Oxford Latin Dictionary)，牛津1977年版，第1404页。)。由于平民主 要来自被征服地区，所以对他们来说，公民集团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是“毁灭者”。 李维说，安库斯王曾因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罗马，造成“恶行滋生”而修建了一座监狱( 注：李维：《罗马史》Ⅰ，33，9。)。这种暴力机器的出现表明平民当时处于罗马人民 的严密监督和统治之下。 恩格斯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早期 平民在城邦中的处境便是如此。平民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据狄奥尼修斯所 载，公元前494年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时集体立下的神圣誓言说：“不许任何人像 对待普通人那样强迫保民官违背意愿去做事；不许任何人鞭打他，或让他人鞭打他；不 许任何人杀害他，或让他人杀害他。假如有人犯禁，使他受到诅咒，把他的财产没收献 给凯勒斯神(Ceres)。”(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89。)这从反面说明平 民可能曾经受到罗马贵族的虐待，而且当平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时，罗马的法律不能 给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宗教上的诅咒，或者强行反抗。 狄奥尼修斯提到平民出身的塞尔维乌斯王曾经专门制定了保护平民的法律，在此之前 ，只有贵族和罗马人民才能得到法律保护。他说：“塞尔维乌斯制定了法律，修改某些 陈旧过时的法律，那些都是罗慕洛和努玛·庞普里乌斯制定的法律，同时他自己也设立 了一些法律。”但是小塔克文篡权后，“塞尔维乌斯制定的使他们人人都能享有公平， 保障他们与贵族交往时不受其伤害的法律，统统都被塔克文废除了。”(注：狄奥尼修 斯：《罗马古事纪》Ⅳ，10，3；43，1。)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平民为重新获得法 律保护同贵族进行过斗争。公元前456年，保民官要求“指定一个包括贵族和平民在内 的立法委员会，合作制定出符合双方利益，保障双方自由的法律。”(注：李维：《罗 马史》Ⅲ，31。)《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标志着平民初步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共和时期，平民兴起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法律方面，平民建立了独立的立法机构 ——部落大会，摆脱了执政官和元老院对立法权的控制与干涉，使罗马的立法体系分成 两半。法学家盖尤斯说：“法律是由人民批准和制定的。平民会决议是由平民批准和制 定的。”(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Ⅰ，3。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页。)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 [page_break]象，是罗马国家为调和两种不同成分之间的矛盾而发明 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六、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 《十二铜表法》第11表清楚地记载着罗马早期社会中的这一习俗。然而，这一证据却 受到部分西方学者的怀疑和否定。德国学者马德维格说：“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 权，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贵族和平民在很早的时期就激烈对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这条体现等级间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其实是第二个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创制。”英 国学者拉斯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王政时期平民曾与贵族通婚，《十二铜表法》只是取 消了平民的通婚权而已。拉斯特从文献中找到了根据，说：“除非我搞错了，实际上， 三位权威作家——西塞罗、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这么认为。”(注：拉斯特：《论塞尔 维乌斯改革》，《罗马研究杂志》1945年，第31页。)据此，他推断出“平民享有与贵 族的通婚权”，并且认为平民同贵族一样，享有平等公民权。 我们来看拉斯特提到的证据： 西塞罗说：“他们又补充了两条极不公正的法律，以一条极不人道的法案禁止平民与 贵族通婚，虽然通常甚至允许与外国人结婚。”(注：西塞罗：《论国家》Ⅱ，63。) 狄奥尼修斯说：“这些新法案中有这样一条，贵族与平民之间缔结的婚约应属非法， ——按照我的意见，这条法案的制定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防止两个等级由于通婚与 姻亲联系出现的一度融合，从而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 纪》Ⅹ，60，6。) 李维记载了公元前445年通过的一项平民决议《卡努里乌斯法》，该法案废除了《十二 铜表法》中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保民官卡努里乌斯与元老院的辩论，以及卡努 里乌斯的发言显然出自李维自己的揣摩，从中可以看出，李维本人对于贵族不愿与平民 通婚的原因是不很清楚的。他借卡努里乌斯之口发问：“如果一个贵族娶了一个平民妻 子，或者一个平民娶了一个贵族妻子，这里究竟有什么实际区别呢?请问是什么权利受 到侵犯呢?”(注：李维：《罗马史》Ⅳ，4，12。)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这些古代作家一方面发现《十二铜表法》中确有“平民不得与贵 族通婚”的法令，另一方面对早期社会居然有这样的立法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他们 生活的年代，平民与贵族之间已不存在通婚的隔阂，甚至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 西塞罗以公元前一世纪的公民平等观念为出发点，批评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不 公正”，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古不曾实行过这种习俗，也不能说明公元前五世纪或更早时 期的人们也认为这条法令“不公正”。狄奥尼修斯以为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平民曾 与贵族通婚，但他并未提供王政时期平民与贵族通婚的证据。 因此，拉斯特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把古典作家叙述的事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 的理解混同起来，而这两种材料的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法典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属时 代的面貌，史料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罗马早期 社会制定的各种立法明白地显示出，平民并非从来就拥有通婚权、参政权等各项公民权 利，而是经过长期斗争，逐渐获得的，正因为平民曾经没有公民权，所以才会为争取权 利而与贵族发生冲突。古代作家对平民的公民权从无到有，平民与罗马公民从对立到融 合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缺乏清楚的认识，往往不自觉地抹杀了王政时期“平民”与“人民 ”之间的界线。他们认为外来平民从一开始就被罗马人一视同仁地接纳为公民，享有平 等公民权，因此在行文中经常混用“平民”和“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十二铜 表法》中出现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法令让这些古典作家如此不解的原因。 七、平民在城邦宗教生活中受到排斥 平民的主体属于外来者，他们自有其宗教信仰。在阿芬丁山上，平民有自己的祭坛(如 凯勒斯神庙)和祭司，与卡皮托尔山上的代表城邦宗教信仰的神庙和祭司团形成对立。 由于罗马人在征服一地居民的时候，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神ｑí@①崇拜，有时甚至把 外邦的神ｑí@①迁入罗马，使得外来平民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城邦的时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图路斯王摧毁阿尔巴城之后，下令把“各处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夷为平地，……只有神庙得以幸免。”(注：李维：《罗马史》Ⅰ，29，6。) 但是，平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他们居住城邦的限制和规范。据李维记载，图路斯王征服 阿尔巴之后，阿尔巴落了一场石雨，据说派去调查的人们“觉得听见一个来自山顶树林 奇大的声音命令阿尔巴人按父辈的习俗举行献祭。他们已忘记了这些，就好象他们把诸 神连同他们的祖国一起遗弃了一样。他们或是采用了罗马祭礼，或者，如通常发生的那 样，记恨于命运，放弃了对神的崇拜。”(注：李维：《罗马史》Ⅰ，31，3。)这则材 料说明罗马统治者曾经强迫阿尔巴人按照罗马人允许的方式献祭，并且迫使许多人失去 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狄奥尼修斯提到，公元前496年，贵族独裁官普斯图密乌斯(Postumius)曾主持向阿芬丁山上新建的凯勒斯神(Ceres)、信义和促生女神(Liber-Libera)献祭仪式(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17，2；94，3。)，说 明平民的神ｑí@①崇拜须受到贵族祭司的指导和监督。 平民不能参加公民集体的宗教祭祀，不能担任祭司职务。古朗日说，这是因为“他们 对于城邦的、家族的宗教组织全然陌生。”(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30页。) 因为平民处于共同体之外，所以他们是不受邦神庇佑的人，例如，文献中经常见到贵族 说平民“得不到吉兆支持”。李维说：“平民不能取得吉兆，仿佛他们被永生的天神所 憎恨一样。”(注：李维：《罗马史》Ⅳ，6，3。)贵族祭司有时也替平民祈福，古老的 宗教套语中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的话语。但是，平民无权直接向邦神祷告， 更无权替罗马人民祈祷。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经过长期斗争，平民才取得了担任宗教 职务的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平民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 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处境来看，平民是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的(其中部分平民还从属于公 民家族或公民个人)无公民权的自由人。 平民和罗马人民虽然同为居住在罗马城邦中的自由人，但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有较大 差距。罗马法典对此做了说明。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 是奴隶”，“一切奴隶的地位没有任何差别；至于自由人则有许多差别，他们或是生来 自由的，或是被释而获得自由的。”(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 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12、14页。)把自由民分为不同类型，这是古代等级社 会的重要特点。不同类型的自由民彼此之间存在着权利、地位上的差别。 廖学盛先生指出：“在自由民内部，从经济角度看，有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的区别。 而从政治方面考察，则存在有公民权者与无公民权者的严格划分”，“基于氏族部落的 血缘关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级和阶级地位的确立和区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 此产生了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阶段的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 ”(注：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 5年第5期，第137页。)“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这一见解是有依据的。罗马人认为“国 家即人民之事业”(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说明“罗马国家”即“罗马人 民”，亦即公民集体，“平民”却不在其中(注：共和国时代的宗教祈祷语里还有“愿 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这样的语句，说明在早期社会中，“罗马 [page_break]人民”曾与“平民” 相对立。李维：《罗马史》ⅩⅩⅠⅩ，27；西塞罗：《反对慕雷纳》(Pro Murenna)Ⅰ 。)。 拉斯特等西方学者把“平民”视为原始“罗马人民”的一部分，继续沿袭古人所犯的 错误——他们分不清平民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产生混淆是因为拉斯特把氏族社会 内部的等级分化，即“罗马人民”中的氏族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等级分化，等同于氏族 部落内外的等级差别，即罗马人民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他说：“平民包括那些不怎 么显赫的氏族中的成员，失去保护人的被保护人，被罗马吞并的邻近村落的农民，以及 迁入这座发展中的城市的移民。”(注：拉斯特主编：《剑桥古代史》(H.Last,Th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7卷，第2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421页。) 显然，这种见解忽视了血缘关系在人类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 民族学材料，以及根据罗马古代文献所提供的情况看，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 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 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罗马早期 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体现为populus与plebs之间的对立。 拉斯特混淆了populus中非显贵成员与外来平民之间的界线，看不清平民没有公民权这 一事实，他说：“我们不能否认，罗马的平民拥有‘罗马公民’(Cives Romani)这一头 衔，尽管平民并不充分享有后世公民权中的相关权利。”(注：拉斯特：《剑桥古代史 》，第422页。)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既然平民不能充分享有公民权中的各项权利，又 怎能算是罗马公民? 罗马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罗马平民并非从来就享有公民权。在王政时代和 共和国早期，平民属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自王政后期起，至公元前三世纪初，平民利 用战争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通过斗争逐渐获得了各项公民权，最终成为扩大了的罗马人 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公元1世纪，“平民”和“人民”不仅在法律上权利平等，而且在罗马作家的笔下几 乎成了同义语，二者之间的差别已彻底消失，渐渐被人们所遗忘。Plebs一词作为一般 意义上的“平民”继续存在，但它的对立物不再是“人民”，而是“贵族”。公元二世 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编撰的《法学阶梯》一书反映了这种变化，他说： “平民不同于人民，因为所谓‘人民’是指所有的市民，也包括贵族；而所谓‘平民 ’则是指除贵族以外的其他市民。”(注：盖尤斯：《法学阶梯》，第2页。) 这句话一方面承认平民与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平民与人民之间 存在对立关系。相反，盖尤斯认为平民包含在人民之中，与贵族对立，构成罗马人民内 部的一对矛盾体。这段文字既见证了平民由外部渗入罗马人民内部的巨大历史变化，但 同时又模糊了这一变化过程，仿佛平民与罗马人民之间深刻的裂缝不曾存在过似的。这 是古代作家经常犯的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