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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 ――斯宾格勒 一、文明的概念 假如打算说清楚文明是否会衰亡的问题，看来首先得给文明下一个像样的定义，甚至还得弄清与文明的概念有关的所有方面。然而文明的概念和文明的衰亡一样复杂，想要弄清实在困难，因此只能满足于学者们已经提出的较为简单又较一致的某些看法。 赫尔曼说，“文明”最初是指罗马法或“公民”法之下的生活，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指与野蛮相对立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文明一词首先出现于法国。亨廷顿说，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来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它可以用来判断一个社会是文明社会还是原始社会。此外，德国有把文化与文明区分开来的学术传统，斯宾格勒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区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在20世纪的人类学家中，例如《文化与进化》一书的作者认为，文化的社会子系统对于组织的进步特别说明问题，并常常被用来探索一般进化的标准。通常将社会传统地和基本地分为两大阶段――原始和文明，综合的专门方法――国家的出现，将文明同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原始社会划分开来。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明，通常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即以国家的产生作为文明的标准，并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两大阶段。在最宽泛最一般的意义上，或者从一般进化的观点看，文明社会即使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也是已经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一个进化阶段。 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进入文明社会，更不表示所有进入文明的人类都有相同的文明。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指出的那样，欧亚大陆最初出现的每个古代文明都是与众不同的，都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后来的古典文明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整个人类并不存在一种单一文明，而是存在许多不同文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文明或文明化了。 汤因比曾提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被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他还认为，用“社会”这个名称不如用“文明”一词更恰当，因为还有许多很久以前曾经存在的原始社会或“不文明的”社会。 从这个观点看，每一个文明本身代表某一群特定的人类。实际上，斯宾格勒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最强有力的存在便是高级文化，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产生的，在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级的集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溶于一个单位中。 亨廷顿进一步说，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也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大范围，不同的人类以此与其他人类相区别。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不会感到不安，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反过来说，人类不但被划分为部落、民族这样一些次级群体，还划分为若干广泛的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 这些学者的看法表明，文明不只是人类的一个进化阶段，它还是人类的一种分类单位。这个叫做文明的分类单位是指这样一个人类整体，它不包括人类全体，但是包括属于同一文明的各个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 无论人类的文明如何不同，文明的出现总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甚至还可以是文明的不断发展。《文化与进化》一书的作者，在区分一般文化进化和特殊文化进化的同时认为，进步是可能的，即文化不会从进化高度跌落，而是在向进化高度上升。这是指文化的一般进化。文化的一般进化被看作是能量转换由少到多，综合水平由低到高，全面适应由弱到强的过程。 但是文化的特殊进化却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其中一种被研究被强调的可能性，不是进步而是适应，或者确切地说，是特定的文化在适应过程中保持现状的趋稳倾向。这被称之为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它意味着文化可能趋于不变，当受到外力作用时，它们通过适应性改良来维持其基本的结构。 除了进步和稳定，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假如根本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无法解释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古代文明怎么会毁灭了，甚至不能解释古代中东文明后来怎样被遗忘了。实际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已经指出了其他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就是文明的衰落或衰亡。 在汤因比所研究的20多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中，多数已经衰亡，至今仍然存在的只有5个。它们是：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又与日本社会合称为远东社会）。大体上，仍然存在的这些文明也是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文明，它们已经存在的时间超过了一千年，某些文明例如中国社会甚至早已超过了两千年。 历史上曾经存在而又衰亡的各种文明，似乎都经历过形成、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最明显的例证，有汤因比提到的古代希腊社会，以及拜占廷文明等等，当然更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过的中东之外的其他古代文明。至今仍然存在的几个主要文明，应该也经历过形成、生长这样一些阶段，并且应该还会继续存在到某个难以想象的非常遥远的时期。 但是既然其他文明已经衰亡，人们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现存文明是否也会同样走向衰落？进一步说，包括西方在内，人类已经创造出来并且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否都有衰亡的命运？ 二、两种发展观念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讨论过文明的衰落问题。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看法，欧亚大陆除中东外的古代文明，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毁灭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则强调文明的衰落是由文明内部的因素引起的，前者认为例如大迁徙式的灾变造成的衰落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从理论上讲，可能从文明内部的变化来讨论文明衰落问题更为合理，但这又与人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认识有关。而且至少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有关发展的观念，将会影响人们对文明是否会衰落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念叫做循环发展观。赫尔曼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每一种文化都认为，当代人较之其父辈和先辈明显地退化了。人们理想的“黄金时代”不是出现在未来，而是存在于过去。希腊人罗马人的时间概念都有强调这类变化的思想，依照这些思想，人类社会曾经有过一个美好时期。 但是，强调变化的思想并不都是强调退化，并不认为变化都是逐渐衰退的过程。希腊人、罗马人的时间概念也包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事件的发生不是任意的，而是严格遵循发生――发展――衰落――再发生这样一些周期而变化的。这样的周期性变化，被称之为循环。 柏拉图就曾经提出，希腊的城邦国家是按照周期性循环演进的。在柏拉图之后，波利比阿提出了更明确的循环论。按照这一理论，政治制度有很清晰的循环轨迹：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暴民政体――君主政体。 这样的循环理论表示未来不会越来越坏，但是没有谁能摆脱命运之轮的控制。罗马帝国建立前后，由于有维吉尔等人的论著，特别是维吉尔的“第四田园诗”，历史的循环变成了“帝国的变迁”。它的运行轨迹是：从东方诸国到希腊诸国，再到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 第二种观念叫做直线发展观。赫尔曼说，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查理大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以及其他世俗的统治者，都想建立一个单一的“基督教帝国”。然而对于世俗世界而言，命运之神治下的理想王国被看作是在时间上是静止的：世界帝国是一种历史的凝固状态，它保证未来不会变坏，但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或更新。 不过，早已兴起的基督教却为历史加进了新的文化内涵，时间不是由命运之神控制，而是由耶和华的意志掌管。历史因此不再是循环的过程，它变成了按照上帝的旨意从创世记到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按照这一新的线性发展观，人类的未来远比过去更加重要得多，因为基督再临将是一个注定不可避免的过程。人类的未来及终极目标（千年至福即基督再临），引导着整个历史进程以及我们的全部行为。 有关历史千年至福的论述集中在新约《启示录》中，它预言上帝终将打破现状，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神启第一次得到应验是在公元410年。当奥古斯丁得知西哥特人攻陷罗马的消息时，他对沮丧的教区居民说，这不是世界末日降临的标志，而是新的天国荣耀的开端。奥古斯丁预言，罗马的陷落打开了通往用基督教世界的秩序取代人间帝国的大门。 以后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人第一次出现了不带宗教色彩的直线发展观，这就是关于进步或文明的观念。按照这一新的发展观，历史就是一个通往现代文明社会的进化历程，进步的观念与文明的观念是无法分开的。文明是一个上升的历史过程，它有始有终，它使人类社会摆脱了古老的野蛮状态，人类的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好。19世纪关于社会进步的预言家们也都一致相信，社会进步不可避免，我们的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将会趋而为一。 赫尔曼所论述的这两种发展观本身，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有关文明是否衰亡的两种不同看法，并且都有宿命论或决定论的意思。汤因比在讨论文明的衰落问题时，并不赞成决定论的看法，即不认为文明的衰落是由非人力所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上，相反的观念即相信文明不会衰亡而会不断进步的看法，也带有决定论的含义。诚如赫尔曼所指出的，按照这种观念，文明的进步为其自身创造动力，就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样，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理论上，文明是否衰亡的问题似乎取决于人们相信或接受哪一种发展观。当然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选择：假如接受循环发展观，难免得出文明衰亡的结论；假如接受直线发展观，大概就会得出文明不会衰亡的结论。 三、文明的衰落 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无疑充满了抑郁的色彩。而且，亨廷顿说，自他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但是斯宾格勒在他的这部著作里，不只提出了西方的衰落问题，更研究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文明（文化）的衰落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对文明衰落问题的讨论，应该与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文明衰落这一特定事实有关。这个文明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西方古典文明，它在汤因比那里是古代希腊社会，在斯宾格勒那里是古典文化。无论汤因比还是斯宾格勒，他们在对文明兴起又衰落的比较研究中，这个已经衰落的古代希腊社会都是最为重要的例证。 赫尔曼的《文明衰落论》所阐述的是有关“西方文明的衰落”这一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扩散的问题。这一文化传统，或者他称为“文化悲观主义”的衰落思想，被认为反映了观察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视角。而最能体现这一独特视角的典型例子，便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 不过，如果考虑到西方曾经有过文明衰落的事实，那就应该说西方思想史中的衰落思想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正像写过《罗马帝国的衰亡》的吉本那样，西方学者显然不仅关注后来的西方是否也会衰亡的问题，而且一直都在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社会为什么会衰亡的问题。 在斯宾格勒那里，这两个问题不仅有紧密的联系，还被看作是一个哲学问题。他说，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就像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乃是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但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的每一重大问题。 斯宾格勒的目标是发展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哲学问题。他发展的这种哲学太过复杂，许多的哲学概念也很难理解。但是他的整个哲学所要解释的问题至少看起来却很简单，即不仅仅是西方的衰落，而是文化的衰落。后来的汤因比，似乎也接受或继承了他有关文化衰落的某些看法。 在他看来，西方的没落所包含的不外是文明的问题，我们面临着所有高级历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文化都有自身的文明，而文明则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之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简而言之，文明是石化的文化，是文化的终结。 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其实是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它相当于汤因比所说的“衰落”。在汤因比那里，衰落一词是指一个文明已从内部损坏并且不再处于生长状态，也即文明生长期的终止。它不等于文明的死亡或解体，但却是解体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也是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 斯宾格勒认为，每一文化都会过渡到文明，这就等于是说，每一文化都会走向衰落。他所说的文明本身有许多象征或标志，其中包括世界城市的出现，然而最重要的是“恺撒主义”或帝国主义。他强调说，应当把帝国主义看作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典型象征，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文明。作为石化的文化，或者作为文化的化石，比如埃及帝国、罗马帝国，可以继续存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但已经是一种伟大历史的残剩碎片。 在汤因比那里，也有相同的看法。汤因比把统一国家看作是文明衰落的标志，并认为统一国家是在文明衰落之后产生的，它的产生不是表示文明还在生长，而是表示文明已经处于解体阶段。这与斯宾格勒把恺撒主义或帝国主义视为文化终结的象征，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问题在于，文化怎么会过渡到文明，或者文化（除了像人那样生老病死之外）怎样走向自己的终结？斯宾格勒认为，这与文化的扩张倾向有关。扩张的倾向是命定的劫数，是某种有魔力的和强大的东西。而且，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这种扩张倾向被称为“拿破仑主义”。 对于文化的扩张（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征服），斯宾格勒有很复杂的哲学解释，其中甚至涉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问题。但在汤因比那里，却有一种显然简单得多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一个正在死亡或走向解体的文明，只能采取使用武力的办法来建立政治上的统一国家，以拖延它自己的寿命。 从文化的扩张到帝国的建立，或者从拿破仑主义过渡到恺撒主义本身是一个演化阶段，斯宾格勒把这一阶段称为“战国时期”。这个词是从中国的历史学家那里借用来的。斯宾格勒认为，西方也有中国那样的战国时期：在古典世界相当于公元前300－前50年，在西方文化里则开始于拿破仑时期。 汤因比持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不是称为“战国时期”，而是叫做“混乱时期”。在他看来，统一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它只代表文明解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还有一个“间歇时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前，还有一个“混乱时期”的阶段，其时间或寿命常常延续好几百年。 无论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在他们有关文明（文化）衰落的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都是帝国主义或统一国家。按照他们的看法，文明经过混乱时期的冲突达到统一国家的解体阶段，然后走向文明的死亡或文化的终结。考虑到他们都说过，在所有文明（文化）的衰落中，古典文化（罗马帝国）的衰落最为典型，了解得也最清楚和充分，那就应当说古典文化（罗马帝国）的衰亡，实际成了他们有关文明衰落思想的主要历史依据。 他们之间也有区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斯宾格勒持有明显的循环论观点。他说，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按照他的文化必定消失的观点，从文化到文明的历史本身也就成了带有周期意义的有机发展系列。 当然，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悲观主义的。不过，假如人类和地球也会消失，人类创造的文化的消失，实在也算不上是值得惊奇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