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学界长期以来把整个中世纪简单粗暴地等同于“黑暗时代”，因而对中世纪的哲学与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了解。我们总是“言必称希腊”，对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津津乐道，却断定中世纪有的只是宗教上的狂热和科学上的蒙昧。事实上，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文化都是西方文化的根，也正是通过中世纪这一环节，今天意义上的西方世界才得以产生，伟大的希腊罗马遗产也才得以对西方文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中，大学这种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欧洲中世纪文明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一） 公元五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罗马时代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有的成为设防据点，有的成为封建诸侯或主教的驻地，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统治西欧各地区的各个蛮族王国由于刚刚才脱离原始部落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这时，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其中，以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所组织的教育活动影响最大。僧院学校的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准备充当僧侣的儿童，称为Oblati，意味自愿献身者；另一种是学成后不准备充当僧侣者，称为Externi，意味外来者。前者又称为内学，后者又称为外学。除僧院学校外，还有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大主教学校设在主教的所在地，学校的性质与水平同僧院学校相当，学校设备较好，学科内容也比较完备。教区学校设在神职人员所在的村落，学校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教授一般的读、写、算和基督教的初步知识，它虽然是由教会举办的，但也向一般世俗群众开放。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这样，就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文艺学科教育）的学习课程。在当时的学校都设有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后者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两者和在一块即所谓的“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但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初期，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也停留在基本知识的传授上。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开始重新出现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欧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开始多了起来，人们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也开阔了，此时，教会学校已无法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于是，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大学。城市大学的诞生标志着西欧文化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它的出现又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分不开的。 十字军东征和东西文化交通为大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发表煽动基督徒的长篇演说，为“征讨异教徒”进行总动员，以此为标志，开始了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在阿拉伯人占领的比利牛斯半岛和诺曼人占领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学者将古典文献和阿拉伯文献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由此，中世纪的欧洲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等。另外，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杰出成就，如阿维森纳的医学和哲学著作，阿维罗伊的哲学著作，以及各种代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方面的知识也都传人欧洲。这对于当时西欧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是一场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文艺学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外，新的三个高等学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也开始确立，从而为大学各学科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是市民社会的直接产物，它的组织形式来自城市和行会的组织形式，当时西欧城市各种行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在城市的发展中，兴起了各种手工业的同业行会、商会，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成为控制城市的力量。在行会的发展和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与规章制度，这成为了大学组织的榜样，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与教师行会。大学（university）一词由拉丁语universitas而来，而universitas本意为“共同体”，它是由介词Versus（往，向，朝向）与名词Unum（唯一，单独）构成，意思是“成为一体”。因此，大学在它诞生之初无非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学校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师联合成特殊的组织即专业行会，称为系或教授会（faculty），它是由拉丁语facultas而来，本意为才能，即教授某种科目的能力，后来开始把系这个名词理解为教授某部门知识的大学分部；学生则组成同乡行会，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简单来说，大学作为一种行会体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师傅（magister）与学徒（discipulus）的关系。 最早兴起的大学是12世纪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随后巴黎、牛津大学相继产生，到15世纪，整个西欧建立了近80所大学。据统计，意大利有20所，法国有18所，英国有2所，苏格兰有3所，西班牙有13所，葡萄牙有1所，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16所，匈牙利有3所，波兰、丹麦和瑞典各1所。由于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每个地方的大学都向各地学生开放，而不限于周边地区，这就使得那时的大学都有着很强的国际性，各地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自由到自己所喜爱的大学求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完成了以传统的“七艺”为内容的基本人文学科课程后，才可能进入法学、医学和神学等其他专科的学习。 （二） 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对所在地的条件及环境感到不满意，便会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继续办学。大学的自治性还表现在它享有其他一些特权，如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其成立之初都同当时的市政当局和教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中世纪大学按领导体制可分为两种类型。以最早兴起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称为“学生大学”，由学生主持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等，均由学生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法国（巴黎大学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称为“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瑞典、丹麦、德国等地的大学，则多属此种类型。 中世纪大学统一用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就使得欧洲各地的学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学习。不同的学科虽然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教学方法上却大致相同。如在当时的神学院，除了圣经外，最重要的教科书是彼特•朗巴特（Peter Lombard，1100~1164）的《箴言四书》（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但其主要的教学方法仍是通行的讲授和论辩。讲授（lectio）来自拉丁语动词阅读（lego），即阅读指定的教材，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解，学生逐字逐句地笔记，授课的内容则被记录、整理为“注释集”（Commentarius）。论辩（quaestio）最初只是一种口头训练，后来演变为一种正式的教学方法。在神学院，论辩又分为两种，即问题论辩（quaestio disputata）和自由论辩（quaestio quodlibetalis）。问题论辩在课堂上进行，由教师提出一个论点，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由教师主持，裁定胜负。有时，由一名学生就某一问题的两面自己提出论据，自己辩驳，称为独辩。自由论辩则是在公开场所进行，一般是在降临节（Advent）后的第二周和四旬斋（Lent）后的第四、五周举行。自由论辩的规模很大，不局限于学术问题，任何问题都可提交讨论，参加的人包括学生、老师以及其他著名的访问学者。论辩的题目最后整理、汇集为“论辩集”（Quaestiones），各种题目的论辩集则进一步总汇为“大全”（Summa）。它的写作方式是围绕一个题目提出一系列问题，每一问题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作者先列举维护这些意见的理由，然后陈述自己的观点，最后逐一反驳其中一种意见的各种理由，并论证另一种意见的各种理由。 按当时大学的规定，文学院的课程需要4年半到6年，有的学校甚至要求7年。文学院毕业后，学生首先获得的是学士学位（baccalaureus），然后才可能继续申请硕士（magister）和博士（doctor）两种学位。当时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无程度上的差别，它们的区别是，硕士考试不公开，合格者发给证书，取得教学资格；博士考试则公开举行，有隆重仪式。通过考试者，到主教所辖的地区，由副主教赐给学位。凡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统称为教授（professor）。事实上，学位制最初只是教师行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它起着决定职业标准和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的作用。学士最初根本就不是一种学位，它乃是教师行会所新招学徒的一种身份，这些年青人希望有一天也成为行会的正式成员。那些获得许可证，被接纳到教师行会的人，最初一律叫硕士，magister其本意就是师傅，表明已出师了，可以开始授课带徒，而博士或教授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 巴黎大学是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典范，是欧洲各国学生云集的中心，13世纪的巴黎有欧洲雅典之称。巴黎大学的前身是诺丹（Notre Dame）主教学校。12世纪初，学者香浦的威廉（Guillaume de Champeaux，1072~1121）在此主持校务，著名经院哲学家彼特•阿贝拉尔（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1108年至1139年间也曾多次在这里讲学。起初，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按乡土组成德意志、诺曼底、罗马和英格兰四个同乡会，教师则按学科的不同组成艺学、神学、医学和教会法学（罗马民法在巴黎被禁止讲授）四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有权颁发本学科的教学许可证书，决定本学科的教学规则和学生纪律，大学的重大事务都由这几个教授会共同会商。巴黎大学鼎盛时期师生达5万多人，号称与教皇和皇帝一起并为欧洲三足鼎立的势力，因此，在当时就有“罗马有教皇，德国有皇帝，法国有知识”这种说法。到了13世纪，随着经院哲学的繁荣，它更是成了欧洲学者云集的中心，来自各地的学者都在这里求学与讲学，不同学派与思想的论战也大都在此发生，因此，它更是享有“哲学家的天城”（Civitas Philosophorum）的美誉。 （三） 中世纪的大学产生以后，迅速成为欧洲文化复兴和传播的中心，也是随后进行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此外，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种种较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如希腊雅典的学院、阿拉伯的“智慧馆”和中国的书院等，但是，西欧中世纪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却是近现代世界高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 中世纪的大学是欧洲重新获得和了解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当欧洲还处于文化的黑暗时期时，却正是阿拉伯世界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彪炳于世的时候。公元7、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古代东西方诸多民族、宗教融合、碰撞的结果，它在产生之初即表现出勤于学习、尊重知识的特点，据说，穆罕默德曾对穆斯林发出“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号召。经过阿拉伯人200年左右的努力，欧洲古代的主要经典几乎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当这些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而为中世纪的学者所了解后，重新点燃了欧洲人的智慧，而这主要是在当时的大学展开的。 中世纪的大学直接促进了经院哲学的发展与繁荣。随着大学的发展，教会的势力也慢慢渗透进大学，经院哲学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内容。当时兴起的两个托钵修会，即多米尼克修会与法兰西斯修会更是积极向各个大学渗透，他们在大学的活动，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属于法兰西斯修会的著名学者有“不可辩驳的博士”（Doctor irrefragibilis）哈列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Halensis，1185~1245）、“六翼天使博士”（Doctor seraphicus）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悲惨博士”（Doctor mirabilis）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约翰•邓•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1265~1308）以及威廉•奥康姆（Guillelmus de Ockham，约1285~1349）等；属于多米尼克修会的著名学者有“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以及约翰•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等。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成为了中世纪神哲学的中坚力量，他们让他们的时代成为了欧洲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之一，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也成为了近现代哲学的重要源泉。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中世纪的大学体制为学者们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成为当时各方面学者活动的舞台。例如13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当时欧洲的科学中心，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在那里开始萌芽。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和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将柏拉图对数学的强调和亚里士多德对实验观察的强调结合起来，奠定了现代科学兴起的基础，他们自己也成为现代科学的先驱。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学的土壤上产生的。 中世纪的大学让“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理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讲，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作为实现某种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它是自由的人进行的自由思考，它有着其内在的价值，因此，科学活动更类似于游戏，而不是获取某种实用价值的工作。然而，这种理想唯有通过某种见证获得现实力量后才能表达出来，中世纪大学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就是一种见证，它让那种理想成为了现实的可能。在大学兴起以前，古代学院中的学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既是真理的追求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更是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帝王师。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成为四处游荡的乞儿，另一方面更是让他们活动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中世纪的大学通过知识活动的行业化，使得知识分子以“分子”的方式显现出来，让他们不再停留于“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说知识是由于对自己的否定，最终才被某种力量见证出它的价值的话，那知识分子也必须通过对自己的限定才可能为某种力量所见证。 以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传统式的书院教育就终结了，现代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然而，无论是从大学教育的理念，还是从大学的法律地位来看，我们的大学与西方大学又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社会的构架、学科的分类等都使得回到传统书院几乎不可能，因此，重新审视和理解西方大学教育的精神，或许会让我们思考到更多的东西。 主要参考文献： (1).C. 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2).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3).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宏译，1999年. (4).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 (5). Frederick Copleston, S. 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2, Mediaeval Philosophy part1, Augustine to Bonaventure. Image Books edition 1962. (6). A. Fremantle. The Age of Belief,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54.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 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