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国、埃及可称古代世界最早兴起的三大文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哺育了这一地区许多农业村落。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开始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的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文明历史的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随后，苏美尔人消融于塞姆人之中。塞姆语的汉穆腊比王朝把位于两河之间最窄处的巴比伦城变为两河流域南方的中心，发展成为巴比伦帝国；而沙姆西阿达德把底格里斯河岸上的阿淑尔城发展成为两河流域北部的中心，首创亚述帝国。两河流域文明因此以巴比伦——亚述楔形文字文明（现代人文学科亚述学由此得名）而闻名于世。
一、西方的考古发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译揭示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奥秘
两河流域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死了”的文明。就是说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的伊斯兰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他们只能把偶尔发现的古代碑铭文字当作神奇物品。当时的世界从《旧约圣经》和几位古典作家的书中听到过很少的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记载，其中许多是神奇的传说，真伪难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两河流域古代城市和传说的古典作家，他对巴比伦的记载是不太准确的。在他之后的色诺芬于公元前401年率领万余希腊雇佣军经过尼尼微废墟时已不知道这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400年后，斯特里波提到巴比伦城已完全放弃。公元299年，罗马皇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了两河流域，见到了巴比伦的废墟。此时，两河流域文明的灵魂——“楔形文字”在近东地区完全被希腊文和阿拉美亚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无人能读写了。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废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也用土垫高夯实。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和其它灾害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泥墙和原来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很多。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百年或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城市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变迁，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的城市废墟和它们的名字和历史了。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这些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苍海桑田、百般奥秘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二个旅行学者对其邻近两河流域的这些独寂的土丘发生过兴趣。最早的一个是西斑牙的犹太教士、图戴拉城的本杰明。他在书中提到，当他于1160-1173年在近东旅行时，曾看到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丘在摩苏尔城的对面。17世纪以来，欧洲旅行家开始对一些土丘产生了兴趣。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 (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的游记。他不但认出了希拉镇60公里的巴比伦遗址，而且把他在巴比伦和乌尔丘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了欧洲。当然，世上无人能识这种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年)。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以及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 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年)、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 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的)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的亨瑞·克来斯维克·罗林森(Rawlinson)。1835－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活动。
大规模的发掘是于1842年由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Botta)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开始的，他的发现哄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亚述人的城市(萨尔贡堡)、宏伟王宫、数对巨形人面狮身石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它古物。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在尼木如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城) 废丘和尼尼微遗址发掘出了另两个亚述首都的深藏地下的宫殿(1846年)，获得了同样的价值连城的丰富收获。1849－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亚述王大量的泥板文书。1877年，两河流域南方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罗(Telloh)丘得到了几个古代石像；随后他的连续发掘使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1897-1912年，雅克·德莫尔根（Jacques de Morgen）带领的法国考古队在两河流域邻接的波斯境内发掘了古苏萨城的遗址，也发现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汉穆腊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书以及埃兰语楔形文字文献。
1843年以来，法英两国人在两河流域30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艺术品和文献。于是像古典传说的大西洋城一样神秘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突然被世界认识到是一个和中国、希腊、埃及一样是个曾经繁荣兴旺的伟大文明。它的突然毁灭导致它被世界遗忘了约2000年，它的重新发现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探险家和探宝者。他们在两河流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等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铭和泥板文书)。这种功利性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英、法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当伊朗的楔形文字铭文被带到欧洲后，许多学者试图读懂这一神秘文字。1778年，丹麦的卡斯腾·尼布尔认出他在波斯波里斯几组简短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后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最简单；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的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 猜想三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而铭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衔。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衔句式去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结果获得了成功。构成三个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儿子”等词的楔形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值被解读出来了，从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在11个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学者们掌握了。然而，由于这些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古波斯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学术界不能利用这些信息含量极少的三文对照王衔去释读另外两种非波斯语的、用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楔文符号写成的铭文和大批的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文书。
格罗特芬德发现波斯语楔形文字破译方法33年后的1835年，英国军官亨瑞·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的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年仅25岁的罗林森不但是一个古典语言、历史学者，而且还正在学习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刚到近东，对古代未知楔形文字感兴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罗持芬德的工作情况下，释读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个波斯楔文写的一个波斯王的名字。随后他走访了伊朗西札格罗斯山中的贝希斯敦小镇附近的一处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铭。岩刻所在处比小镇高520米，而且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处是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读者无法靠近铭文临摹。由于这一个岩刻铭文长达数百行而且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铭一样是也是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写成的内容一样的三组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从1835年到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铭的复本。他作的这项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危险的，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面，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运动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开始临摹铭文。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用绳子捆好自己，吊悬在空中。就这样，他历尽艰难在1835－1837年期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的40多个的音节符号。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的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有时，他不得不雇用一个本地攀山男孩帮忙。男孩小心地爬过光滑岩刻平面到达铭文区的上面，然后把随身带的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悬在空中，按下面的罗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纸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铭文。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的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二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苻又是表音苻。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阿拉伯语同属于塞姆语系。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
在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这里的图书馆中开辟了破译这些神秘文字的另一新战场。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了紧张但无尘烟的战场。法国在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种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在早期的国际亚述学的先驱者们当中，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还有英属爱尔兰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1857年，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的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的已基本上被欧洲学术界读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结论，把一篇无人研究过的楔形铭文分寄给四位亚述学者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读和翻译它。五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后，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是属于一个住在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在寒姆人兴起之前住在两河流域南部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和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语文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的语言的发现曾经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亚述学者的坚决反驳。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泰罗丘)，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而灭亡了的文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和许多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各国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的时代的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它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代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咸(Koldewey)和瓦勒持·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年)和阿淑尔(1903-1914年)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的、严谨的、细致的发掘工作。他们采用了按地层、按区域、有各种出土记录和图表的科学的发掘技术，在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德国先驱在两河流域开创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发掘中被普遍采用，现代考古科学正是由此而诞生。两次世界大战使考古一度停顿，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鼎盛时期。英国的吴雷主持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挖出了苏美尔古城乌尔(1922－1934年)，其中的古老的苏美尔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并发现了和我国商王墓中一样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车驴殉。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并在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古朴图画文字的泥板和石板。法国的帕罗〔Parrot〕在叙利亚挖出了塞姆人的古城马瑞，出土了包括大批古巴比伦时期的王室书信的2万片马瑞王室档案。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民和恰旮尔巴札（Chagar Bazar）等遗址均有不错的收获。第一次大战后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北方非塞姆语的胡里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亚拉河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出土大批文物和文献。这样，失落多年的两河流域文明文明的主要城市不断被发现，文明的特征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各国的近东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个专门的人文科学——亚述学。两问流域文明之宏大和灿烂使它和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先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独立后，国家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的考古队也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二战后，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一步步地发掘乌鲁克并增加了伊辛古城。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工作，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如德(卡勒胡古城)。伊拉克博物馆派出的S．劳伊德(Lloyd)、T·巴基尔(Baqir)和F．萨伐(Safar)分别挖出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Harmal)和前伊斯兰城哈特腊(Hatra)。丹麦考古队在下札布河上游山区中的古巴比伦城市舒沙腊的遗址塞姆沙腊(Shemshara)发现了—批亚述及各方的来信和行政泥板。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中叙利亚开始发掘早至苏美尔时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1976年发现了近两万块古苏美尔字体的泥板，从而把叙利亚楔文时期的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两河灌溉平原周围的多雨山区中的原始公社遗址。他在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上游的札格罗斯山的西侧发掘了“世界第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7000年的无陶新石器遗址雅尔莫(Jarmo)。随后，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陆续在小亚半岛、伊朗、巴勒斯坦、库迪斯坦等地区发掘出从旧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万年至前4000年)等各史前时期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边缘，而文明的产生则首先发生在利用人工灌溉开展大规模农业的河流平原地带。
虽然我们现在对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断前进，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的6000多个遗址土丘等待着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研究。目前，在东亚，只有日本参加了两河流域的国际考古发掘。我们中国的考古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顾及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遗址。但是，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能读懂各种语言楔形文字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作为经济、文化、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的中国一定会在国际两河流域的文明研究和考古发掘流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席位。
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产生的背景
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河流之间的土地”，是古代希腊人和其继承人罗马人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区的称呼。这一地区包括现代伊拉克的全境以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与其相连的部分。我国学术界一般译为“两河流域”或直译为美索不达米亚。发源于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高原的幼发拉底河(全长2600公里)和底格里斯河(全长1850公里)，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波斯湾(古时分别流入海，现汇合为阿拉伯河入海)。在古代西亚，两河流经的狭长平原河谷地带成为西亚新月形文明地带的东翼（西翼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它的西面斜边和叙利亚及阿拉伯沙漠为邻，东面斜边以札格罗斯山脉为屏障分隔伊朗高原，北面的陶鲁斯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形成它与小亚细亚半岛的天然边境，南面濒临波斯湾。无论在地理上和历史上，伊朗境内的卡闰河和凯尔哈河(古称乌克奴河和乌拉亚河)形成的“小两河流域”与两河流域的南部低地平原和底格里斯河下游东岸地带都有紧密的联系。从文明发展看，这古代称为“埃兰”的地区属于两河流域文明。然而，从埃兰自己特有的地理和文化体系以及它与其身后伊朗高原上的各民族的亲密关系来考虑，埃兰文明只能作为两河流域的一个兄弟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兰最南端濒临波斯湾的地区是广阔的沼泽和苇塘地带，从古代起，被压迫的和战乱所殃及的人民就经常进入这一地区避难。
两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平坦的冲积土地，巴格达到波斯湾边的两河入海口的高度仅相差10米。缓慢流动的河水带来大量的沉淀使河床升高，河水经常漫过河堤甚至改变河道。由于干旱炎热的气候——巴格达7—8月平均气温34度(南部最高50度)， 12－1月平均为11度，绝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250毫米以下；南部则在200毫米以下。土壤干而坚硬，一年中有8个月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用两河的河水进行人工灌溉成为两河文明诞生的关键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命脉。奇怪的是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高降雨地区和其边缘多丘陵地带产生了农业生产的萌芽并没有在这些地区产生文明。而在农业生产却在自然环境恶劣但人工渠网密结的两河流域地区开出了大规模生产的花朵并结成了它的丰硕成果——世界上最早的古代文明。然而，几千年来，由于泛滥的河水把盐分带入土壤又没有人工排泄出的恶性循环造成盐碱地的不断增长。昔日繁荣的古代农业城镇绝大部分已沦为沙漠中的土丘。
在两河流域北部，幼发拉底河东岸有两条大支流巴里赫河和哈布尔河，由北向南注入主河道。哈布尔河上游有许多小支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河网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冬季降雨量较丰沛。巴里赫河和哈布尔河上游形成了两河流域北部二个无需人工灌溉的农业地区。哈布尔河网地区西部和东部各有—个凸出的山脉：阿波戴·吉兹(Abd—e1－Aziz)和捷别勒·辛加尔（Jebel Singar）；河网区的北面是陶鲁斯山脉延伸高地；其东是底格里斯河岸。虽然哈布尔河上游地区和巴里赫处于两河之间较宽的地带，阿拉伯语却称这个地区为亚兹腊(El Jazirah)，意为“岛”。学术界一般则称其为两河流域北部，或把这一地区与底格里斯中游两岸的亚述城市合在一起称为亚述地区，因为这里曾是亚述帝国的中心地区。在亚述，农田和果园分布在河流、泉和并井的附近，形成星罗棋布的农业居民点，而其周围的原野在春季长满青草成为发展牧业的天然场地。巴里赫和哈布尔富饶河网地区形成了东方亚述中心的底格里斯上游河谷和西方叙利亚之间的“走廊”。这里数以百计的由古代城镇废墟形成的“台勒”(tell．“土丘”)表明了这里曾是繁荣之地。
北部两河流域或亚述的另一重要地区是底格里斯河东岸至库尔迪斯坦山脉之间的丘陵地带。这里年降雨量在300毫米和650毫米之间。地形由河谷平地逐步升级直到白雪覆盖的、分隔伊拉克和伊朗两国的札格罗斯山主脉(海拔2500米至3500米)。五条河流由东北山区流经这一地带并注入底格里斯河：由北向南数是第二哈布尔河、大札布(古称“上札布”)、小札布(“下札布”)、阿季姆和迪亚拉河(古称“图尔那特”)，其中两条札布河和迪亚拉河是古代亚述的主要河流。这里气候四季分明，山坡时有草地、橡树和松树林，河谷则易于种植小麦、大麦、果树、葡萄和蔬菜。由于东部和北部山区中的野蛮落后部落经常从这一地带侵入两河流域文明区，所以这里是亚述帝国重兵防御的前线和向东方扩张和征服的基地。而迪亚拉河和底格里斯河汇合地区则是深受两河南部苏美尔文明影响的阿卡德人的地区，两河流域第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阿卡德城可能就在这一地区。迪亚拉河地区东南邻近埃兰，历史上埃兰曾多次侵入这一地区，并由此北上亚述或南下巴比伦；而阿卡德帝国和亚述帝国的国王们也先后由此出征击败埃兰。
古代两河流域人对自己的地区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南部地区幼发拉底河岸上的城邦巴比里姆（Bab-ilim）曾统一了南部而建立了“巴比鲁姆国”。北方底格里斯河岸上的城邦阿淑尔(Ashur)统一了北方而建立了“阿淑尔国”。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起，古典文明的希腊、罗马作家和《旧约圣经》把巴比里姆城读写为“巴比伦”(Babylon)，把巴比伦国或两河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古希腊作家似乎不知道阿淑尔城，但他们知道两河流域北部是“阿淑尔国”的地域，把为这一地区读写成“Assyrja”。我国翻译界前辈简译其为“亚述”。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分界在两河之间最窄处，现巴格达地区稍北一点。古希腊人并不知道巴比伦尼亚在古代按其人文地理则又分为南北二部分——苏美尔和阿卡德。巴比伦尼亚的南部濒临波斯湾，为文明起源地区，古称为苏美尔(Sumer)。—支非塞姆语的外来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首先创造两河流域文明。他们被本地的塞姆语的阿卡德人称为“苏美尔人”。巴比伦尼亚北部和迪亚拉河下流地区在古代被称为阿卡德，这是因为第一个统一两河流域的城邦阿旮德(Agade)位于这里；说东北塞姆语阿卡德人可能是本地土著居民。苏美尔和阿卡德分界约在中部圣城尼普尔。
两河流域的农业和畜牧产品相当丰富：谷物、蔬菜，如肉(牛羊为主，猪较少)、皮革、羊毛、亚麻以及角制品等。谷物有小麦、红小麦(emmer)、小米等。而大麦因适应本地略带盐碱土壤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主要的谷物。大麦芽被用来酿造啤酒，小麦和大麦被磨成面粉烤制面饼。主要油类植物是芝麻。丰富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也是两河流域人民的美味食品：南部炎热的气候和充足的灌溉水非常适合枣椰树生长。
本地的自然资源总的来说是贫乏的。河流能提供鱼和水产品、芦苇。苇杆用来编席、蓝和箱，造船和建房。由于枣椰树的木质粗糙和它的果树性质，本地缺乏木材。石料仅有石灰石和“摩苏尔大理石”二种。
虽然现代伊拉克以丰富的石油蕴藏著名，古代两河流域人却仅知道石油的伴生物沥青矿。沥青矿最丰富的地带是幼发拉底河中游河岸上的西特和腊马迪一线。他们用沥青作砖层之间的粘接物、房屋建筑和造船的防水涂料、燃料和艺术品的连接、镶嵌、塑型材料，甚至作为药用。本地没有金属矿藏，缺乏建筑、装饰和雕塑用的石料和木材。从原始时期起，原材料就由贸易进口，并在这一无铜地区发展成铜石并用文化。一般认为铜最早由伊朗西部和高加索山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输入。后来，附近的小亚、塞浦路斯、巴林岛和阿曼的铜都能运到两河流域。亚述帝国时期，腓尼基人开始从西班牙横渡地中海把铜运到东方。锡可能来自伊朗、高加索和阿富汗。白银多数来自套鲁斯山脉。黄金来自从埃及到印度的许多矿点。伊朗几处供应硬石料和各种有价值的宝石。文献提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石刻匠常用的光亮的黑闪长岩碑料来自“马干”(阿曼或埃及)。普通木材可以在札格罗斯山脉的森林中找到，但建筑庙宇和宫殿的高大杉木、柏木和雪松则必须取自地中海岸边的黎巴嫩山脉和阿马奴斯山。其它种类的木材则来自海外的麦鲁哈(印度或埃塞俄比亚)。
两河流域内部运输的主要途径是航行水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两条南北大动脉。两河之间则有上下纵横的许多渠网连接各个城市。由于冬季陆地上覆盖着河水泛滥留下的厚泥层，而春季洪水又常发生，水路运输往往超过了以骆驼和驴车为主的陆路运输。
两河流域通往西方叙利亚和地中海岸的商路有二条。一条路程较近但旅行困难：由巴比伦或西帕尔城沿幼发拉底河上溯到达马端或其的上游的现代戴尔卓尔(Deir-ez-Zor)一带，然后向西进入大漠到达叙利亚的绿洲提德木尔(Tadmor，古代Palmyra)，再向西行出沙原到达候姆斯。从那儿出发，西可到达海岸腓尼基海岸的各城，北可进入北叙利亚的重镇哈拉波。从哈拉波向北可进入小亚半岛。向南可到达大马士革；再南是以色列和腓利斯汀（巴勒斯坦）的土地，从那可以踏上通往埃及和非洲大陆的道路。由于这条路线穿越荒漠、行程艰难而且易受到荒漠绿洲之间的游牧民族的抢掠，商队一般都采用另一条虽然较远，但能保证水和给养供应又较安全的路线。这条路由西帕尔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到达现代摩苏尔对面的亚述的尼尼微后转向西方，穿过哈布尔上游的各个城镇，由舒巴特恩利勒(垒兰丘)到古札那(哈拉夫丘)。在巴里赫河上游的哈兰城休整后，向西在埃马尔城(美斯给耐丘)或卡尔赫美什(耶腊波留斯)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前面就是北叙利亚重镇哈拉波(今阿列颇)。由哈拉波向西可到达奥伦特流域和地中海岸的乌旮瑞特城，南下可经哈马特城到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向北过阿马奴斯山进入小亚海岸的基里基亚平原，由此可通向小亚半岛西部。两河流域通往小亚东部的商路可以由尼尼微沿底格里斯上溯，或由哈兰向北穿过陶鲁斯山脉的各个关口。向东方的商路由于高山峻岭的阻挡比较困难。三个关口通过札格罗斯山脉。最北点在上札布中上游的柔万杜孜(Rowanduz)以东的、下札布源头附近的腊亚特，过此关可进入乌尔米亚湖南岸和阿塞拜疆。中部关口在迪亚拉河上游的南岸的哈拉比亚，其西北是下札布河南岸的苏莱马尼亚市。由此关口可以进入伊朗高原。最南的关口在迪亚拉河中游南岸城市哈那秦(Khanaqin)，对面的伊朗城市是凯尔曼沙；往东再行是哈马丹（古米底首都所在地），进入伊朗高原向东北行则至里海南岸。两河流域通往东南的道路经由埃兰的国土。这条路没有山阻，苏美尔人可经由东邻乌莱亚(今凯尔哈河)和乌克奴(今卡闻河)二河的苏萨平原。北方的亚述和阿卡德的商人则常沿札格罗斯向东南，经德尔城进入埃兰首都苏萨。由苏萨向东是安善(后属于波斯)，向北是里海南岸的米底各部落。古埃兰是—个经常进入两河流域和那里的各王朝争霸的强大国家。在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前2111一前2004年)统治埃兰的时期之后，这条商路一直控制在埃兰人自己手中，两河流域的商人不能自由地使用它。
两河流域最南部还有一条重要的海上道路——波斯湾（“下海”，“日出之海”）。文献中常提到由迪勒蒙(Dilmun，今巴林岛)、马干和麦鲁哈来的船队。马干可能位于埃及的或苏丹或埃塞俄比亚的红海沿岸地带，而麦鲁哈可能指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海岸一带。总之，两河流域文明处在一个连结近东地区各部分的贸易网络的中心地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贸易和商业特点。
三、.两河流域文化
1、苏美尔和阿卡德语言和文字
两河流域的古文字是西亚也是世界当今所知道的最早文字之一。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苏美尔图画文字石板和泥板是在南方的乌鲁克和中部的捷姆迭特那色等地发现的，属于公元前四千纪末的文化时期。它是由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最早创造者苏美尔人所创造。苏美尔地区位于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盛产芦苇和粘土。因此，粘土泥板和木制的或芦苇笔就成了本地特有的书写工具。苏美尔人用削尖的木杆在泥板上刻划出一个个图画符号创造最早的文字，然后把书写的泥板晒干或烤干有文字的泥板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泥板文书”。和中国和埃及古文字一样，苏美尔文字也是由图画符号发展而来的。从早期的图画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楔形符号的图画原形。经过300多年的发展，约公元前2600年在舒如帕克城出现了的由图画文字发展成的楔形文字：原来的图画文字的圆笔划变成横、竖、斜和拐等几种笔划，字型基本上变成了方形，和汉字的笔划构成类似。由于书写时木笔必须先压入泥板表面，然后刻写笔划，因此字符的每一个笔划的起笔处都带有一个三角形的头，使每一笔划像一个小木楔，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由于每一笔划都有一个楔头，可看出笔划的始末。最早的图画文字的符号排列次序多变、无序，用方格分隔词句。成熟期书写十分有规则，符号的笔划由上到下，连续的书写以从上到下的字行为次序，每行由左边向右边书写。在两河流域发明文字后，整个古代西亚，无论是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迦南人、还是讲印欧语的赫梯人和波斯人，以及语系尚难确定的胡里安人和乌拉尔图人等等都先后借用了这种书写符号记录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在两河流域，从伊辛王朝（公元前二十世纪）开始，塞姆语开始代替苏美尔语成为通用语言，到古巴比伦王朝（建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时，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最终成为两河流域通用语文。苏美尔语言和文字逐渐成为只有学者才能掌握的古语文，在宗教、仪式和文学中作为高深学问被使用。到帕提亚时期（公元前126-公元227）后各种的楔形文字全部失传。
和汉字相同，苏美尔文字基本上是一种表意文字，但是也使用表音苻。苏美尔文不是象汉字一样基本全由表意字组成，它是表意和表音符混合组成的文字。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基本上由表意符表示。和汉字不同的是：由于它并没有无限增加符号数量（现知苏美尔字符约1800个），而是用一个符号同时表示几个词义相近的发音不同的词，如“口、鼻、说、词”都用一个符号表示。为了区别同一符号表达的不同词，它在语义符号后附加表示不同读音的表音符号，或在词尾和词头附加表意的“部首偏旁”，如“木、神、地名、织物”等等。苏美尔语言的语法特征被称为粘着语。它的词根不变化，依靠在词根上添加前、中、后辍来表示语法作用。和汉语一样，名词和动词是同形的。它的词汇基本上是单音节的，一种物或一个概念由一个符号（字）写出。
楔形文字的符号的形态演变和我们的汉字类似，也是由图画符号的圆笔向抽象的方笔发展，由图画符的多笔划字向抽象的少笔划字发展。古苏美尔图画字苻的圆笔划很多，各字大小不一，合体字写得分离，笔划繁多，相当于我国的甲骨、金文时期。到了阿卡德帝国统一时，阿卡德字虽仍保留一些圆笔，但字形规范、造型十分典雅，似画似字，从书法美学看是最精美的楔形文字。它相当于我国秦帝国的规范化的小篆字。到古巴比伦时期，出于书吏对书写效率的要求，笔划的圆笔已全部消失，字形的笔划被大量简化，类似我国由秦到汉时期的隶书革命。国王的石刻碑铭为了追求艺术效果，仍使用古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典雅古体字，象著名的汉穆腊比法典碑就是用繁体的古体字写成。在民间，新的简笔字被大量地使用，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楔形文字的简化过程在以后的巴比伦、亚述各时期仍逐渐进行。尤其是在北方的亚述，最后的简化字不但笔划少而且把斜笔划变成了横笔或竖笔划，和古字体相差越来越远。最后的波斯楔形文字，受字母文字的影响不但把字笔划简到最少，放弃了大量的表义和同音符号，成为十分简洁的41个音节符加极少的表义符的新文字。
阿卡德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使用最广最长一种，起源于三千年代下半，完全废止于公元一世纪左右。阿卡德语属塞姆语系东塞姆语支，和阿拉伯语同属一个语系。公元前三千纪，讲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和语言独特的苏美尔人共同生活在南部两河流域并广泛颁周围地区，但文化比苏美尔人落后，从属于苏美尔人。目前最早发现的阿卡德语铭文属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00-2400）。约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城的塞姆语国王萨尔贡征服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各城邦，开始用苏美尔楔文符号书写塞姆语，这种早期塞姆语被称为“阿卡德语”。此后，阿卡德语文和苏美尔语文同为两河流域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到巴比伦第一王朝时，由于两河流域涌进了大批说塞姆语的阿摩利部落，阿卡德语言完全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两河流域的通用语文。公元二千纪后半，阿卡德文字成为近东各国书信往来中的通用的外交语言文字。埃及法老和亚洲各国王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阿卡德文字写成的。阿卡德文字是借用苏美尔文符号写成的塞姆语文，即借用苏美尔文的楔形符号表示阿卡德语的发音。由于语言特点各不同，表示苏美尔语音的楔形音节符号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塞姆语的各种辅音，这使阿卡德文字不能十分精确地表达塞姆语的语言。有些符号同时表示几个近似的辅音音值，非母语者需要分析判断才能读出正确的词，阿卡德语言和文字后分成了南北两种方言：南方为巴比伦方言和北方为亚述方言。多达600-700个的常用的阿卡德语音节和表义符给文字的学习者带来困难。由于复杂的楔形文字不能十分准确和高效率地表达塞姆语言，从亚述帝国（公元前9-7世纪）起，新型的塞姆语的字母文字开始在西亚产生。同时，两河流域大量的讲塞姆语的阿拉美亚人居民开始使用字母文字。阿卡德语文开始被简单、明确的阿拉美亚语的字母文字所代替。阿拉美亚语文世界上是最早的字母文字之一。到公元一世纪，楔形文字完全灭亡了。
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学作品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按文体可分为四类：（1）国王铭文；（2）神话和史诗；（3）智慧文学：箴言和寓言；（4）宗教赞美诗和驱魔咒语。
（一）宫廷铭文
王家宫廷铭文是官方正式文体，以固定的格式叙述国王的活动。铭文的第一类为记载国王所进行庙宇建筑的奠基铭。这类铭文一般埋在建筑的基础中，往往以对神的赞美开头，以“兴此建筑者昌，毁此建筑者亡”的一类咒语结束。但是，拉旮什统治者古地亚的苏美尔建庙铭的风格独特，不仅生动详细记叙了寺庙落成典礼的盛大节日，还包括了许多神学上的思辨。第二类是叙述了国王的战争的记功铭文。苏美尔时期的代表作是拉旮什王埃安那吞的鹫碑。阿卡德国王们的战争铭文篇幅不长。亚述对外战争频繁，国王们的战争铭文多为长篇。特别在萨尔贡王朝国王们的铭文文笔优美生动，战争场面被描写的绘声绘色，扣人心弦，行文中往往显露出国王的个人特色。迦勒底巴比伦的国王的阿卡德语建筑铭文用词丰富自由，韵律很强，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二）神话和史诗
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是两河流域文学作品的重要部分。这些神话和史诗的来源多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被加工整理成文，也有无名祭司的创作。史诗是讲述远古半人半神英雄的伟大事迹。早期的神话和英雄史诗主要对世界创造，人类的生死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苏美尔神话对“创世”主题只提出一些含糊的观点：世界之初，天地始分，人类像动物一样的愚昧等等。主要的苏美尔英雄史诗都是以乌鲁克早王朝的国王埃美尔卡尔，卢旮勒班达，吉勒旮美什为主要角色。埃美尔卡尔及其子卢旮勒班达的史诗叙述乌鲁克与传说中的外邦阿腊塔（Aratta）之间的争霸斗争。关于著名英雄吉勒旮美什的苏美尔史诗共有五首：反映乌鲁克和基什争霸的《吉勒旮美什和阿旮》、关于英雄追求永生和荣誉的《吉勒旮美什和生存之地》、《吉勒旮美什和天公牛》、描述阴间地府的《吉勒旮美什、恩基都和地府》和《吉勒旮美什之死》。除了神话故事外，巴比伦对于苏美尔的吉勒旮美什史诗也以一种新的视点进行了阐发，约公元前1100年，乌鲁克的书吏阿卡德语把英雄吉勒旮美什的多篇苏美尔史诗编撰一部共12块大泥板的长诗——《吉勒旮美什史诗》。它独特的风格和对死亡、对抗、友谊等等人性永恒主题的探索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史诗中讲述吉勒旮美什的战争和修筑给乌鲁克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神因此派荒原力士恩基都前去乌鲁克对抗吉勒旮美什。英雄惜英雄，恩基都和吉勒旮美什在角力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二人一同远行建功立业。他们战胜了黎巴嫩山的雪松林守护妖胡瓦瓦，杀死了伊丝塔尔女神的神牛。恩基都的逾越行为激怒了神。他的病死使吉勒旮美什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他开始跋山涉水，寻找永生的秘诀。在历尽曲折后，吉勒旮美什最终找到了因从洪水中解救人类而获得永生的舒如帕克王乌特那皮什提。乌特那皮什提向他讲述了洪水故事，并让他去海底捞取不死仙草。照乌特那皮什提指示，吉勒旮美什成功地取得了灵芝草。在归途中，他因洗澡让蛇偷吃了不死草。卑贱的蛇从此可以蜕皮新生，而伟大者如吉勒旮美什却无法逃脱人类的命运，功亏一篑地回到乌鲁克。
前14世纪后，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出现了一些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史诗。比如，有一首反映加喜特王朝晚期情况的史诗，以巴比伦人的角度哀悼了埃兰人入侵造成的灾难。公元前13世纪，亚述出现了长达九百句的渲染了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对巴比伦的胜利的诗歌。晚期的史诗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
塞姆语的巴比伦神话在苏美尔的创世观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一套关于世界创造和人类产生的理论。巴比伦神话《智者Atrahasis》叙述了人类的产生和洪水的故事：世界之初只有神存在，大神们享乐，而诸小神们(Igigi)承担起繁重的灌溉、汲水等劳动任务。小神们不满的罢工威胁大神的统治地位，叛乱一触即发。于是人类被创造出替代小神工作。水神恩齐和大母神用神血液混合粘土创造了第一个人，人类从此生生不息。1200年后，人数目和人的欲望开始膨胀，向神要求不该属于他的智慧。愤怒的诸神降下瘟疫和虫害去减少人的数量，但问题没有解决。神王恩利勒决定用洪水灭绝人类。恩齐将洪水的消息透露给舒如帕克国王阿特腊哈西斯。于是，阿特腊哈西斯建造方舟，将家人和各种动物运到船上，逃过了洪水劫难。洪水过后，众神接受阿特腊哈西斯的供奉。恩利勒也宽恕勒他，并赐予他永生。他的两个孩子开始传宗接代，成为新人类的祖先。此后，人类再也不会被灭绝，只有罪人受到惩罚，世界的新秩序得以建立。另一部著名巴比伦神话是《创世纪》（Enuma Elish）。这篇巴比伦祭司创造的神话编撰了巴比伦城神马尔杜克取代了苏美尔的神王恩利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创世者的故事。这部神话在巴比伦一年一度的新年节上被众人吟颂。当巴比伦创世纪神话传到了亚述，亚述人更换了创世的英雄，用本土阿淑尔大神取代马尔杜克作为故事主人公。《圣经》“创世纪”中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显然来源于两河流域的创世文学。
除对苏美尔文化的继承外，巴比伦也有自己幽默风趣的神话故事。《埃塔那》就是这类神话故事的代表作。埃塔那是洪水之后的一个国王，不能生育，没有子嗣。鹰和蛇是一对好朋友，但一天鹰乘蛇不在吃掉了蛇的后代。蛇在太阳神沙马什的教导下，趁鹰啄食腐尸的时候，撕裂鹰的翅膀，将它摔下悬崖。饥寒交迫的鹰向沙马什苦苦哀求。沙马什命令埃塔那救出鹰并喂养它直至恢复健康。埃塔那向鹰请求得到“生养之树”作为回报。鹰无力做到这一点，决定把埃塔那驮上天国，以得永生。但当鹰越飞越高时，埃塔那却一阵眩晕。从高空摔下来，粉身碎骨。从此，人对永生的希望破灭了。
（三）箴言和寓言故事
箴言和寓言又称“智慧文学”，包括谚语熟语、格言警句、寓言幽默、对话争论、谜语等。这类文学作品以短小的篇幅、灵活的式样、丰富的内涵而脍炙人口，为普通百姓所接受。苏美尔人率先辑录各种流传甚广的格言，古巴比伦时期学校学生把他们作为语文作业多次传抄。这些谚语涉及到社会生活和宗教领域，但比较晦涩难懂。纯粹的阿卡德语的谚语不多，但却流传得很广。如有一则格言：“蝎子叮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告密者置别人于死地，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对话辩论是两河流域文学中得瑰宝。争论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而争论都围绕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如创世、人类起源等。参加争论的双方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拟人的物，如牧羊人和农夫，父亲和儿子，夏季和冬季，羊和大麦等等。神或国王最后被请出为双方仲裁。晚期的辩论作品具有一定的讽刺文学的味道，著名的如《主仆对话》：主人首先述说他要做这样或那样，仆人对一切都说好；之后，主人又改变观点，说不愿做这样或那样，仆人罗列证据表明主人不会错。最后主人说要杀死仆人，仆人机智地回答“我主最多比我多活三天”。寓言和幽默故事在智慧文学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文体生动活泼，不受框架的限制。寓言多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狐狸和狼、鬣狗和狮子之间进行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讽刺性争论。狗尾草和枣椰树也发生争吵。以学校生活为主题的幽默故事是由书吏学校的学生或老师编撰的。一则故事讲述了一个学生一天的生活：在学校里由于种种原因挨打，无奈的父亲邀请老师到家，恭维加送礼，学生于是变成为了老师的好学生。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幽默故事，如《穷人吉米勒尼奴尔塔》，讽刺了官吏的趋炎附势和贪婪，皇室的腐败。亚述的短篇幽默小故事，与阿拉伯小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世界著名的希腊的伊索寓言一定受到两河流域寓言的启发。
（四）赞美诗、圣歌和祷文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苏美尔人的赞美诗是公元前3千纪中期的宗教赞美诗，但赞美诗大量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后。这些对神的赞美诗描述了神在人类世界的崇高地位。这类赞美诗气势宏大，语句工整。如一篇歌颂尼普尔主神恩利勒的赞美诗：没有巍峨的山峰恩利勒，世无城市，人无房屋；没有马厩，没有牲口；无人能成为王，高级僧侣不会出现；河流停滞，鸟儿不巢；漂浮的云不再降下雨露，原野不再拥有美景，田野里的大麦不再开花……
除宗教赞美诗外，还有一类是国王赞美诗。这类赞美诗的对象主要是神化了的苏美尔的国王。，一般叙述了国王的家世，权力的合法性，对神的虔诚供奉，对寺庙的殷勤，对穷人、孤寡等的关心，有的还提到王的健美的体魄、征战的业绩等等。汉穆腊比之后，国王不再神化，国王赞美诗就不见了。古巴比伦时期，出现了吟诵神的事迹的圣歌，如《爱神伊丝塔尔(Ishtar)之歌》、《太阳神沙马什之歌》等。圣歌篇幅都比较长，可达两百多行。与宗教赞美诗不同的是，圣歌不全是对神的赞美之辞，还包括许多对神的人性化的描绘。如《伊丝塔尔之歌》就描写了伊丝塔尔的任性、不守神的规矩。从这点上来说，圣歌比赞美诗更有可欣赏性。
祈祷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独立成文，有的附在别的文字之后。一般的建筑铭文后常附有一两句祈祷，希望建筑长久存在，诅咒将来破坏此建筑的人。给神写信是祈祷的另一种形式，祈求者在信中向神述说自己的心愿。加喜特时期对神的祈祷文刻在滚筒印章上，忏悔罪过和请求赦免为主要内容。许多人的姓名本身就是一句祈祷，感谢神灵赐子。祈祷文不只是千篇一律祈求与忏悔。有一种称作“神喻牺牲(oracular sacrifice)”的祷文极富表现力。它有时描写了用作牺牲的动物曾经历过的原野生活，有时描写了寂静无声的沉沉黑夜；人对赎罪的祈求往往被安插在某中仪式中。还有一种祷文被称为“符咒祈祷”，用于一些特定祈祷仪式中。由符咒祭司吟诵，同沙马什、马尔杜克、埃阿（恩齐）等大神交流。祈祷以对神的赞美开始，然后诉说希望得到神的厚爱，赦免罪过，消灾免祸等；最后是对神的赞美。这些祈祷的忏悔部分，感情真挚动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有一种文体称为“挽歌”。挽歌的内容广泛，哀悼的对象包括城邦和神氏，如哀悼阿卡德城和乌尔城被敌人毁灭的两首挽歌，哀悼沦入地府的农业神杜穆兹(Dumuzi)的挽歌等等。有些挽歌一直流传到波斯王大流士时期。
三、两河流域的宗教
神在两河流域的公共和个人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无处不在的各种庙宇兴建，到方方面面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上至国王，下至奴隶，人人都受到神的支配。以神权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对两河流域的国家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率海之宾，莫非神土”，不但拉旮什的统治者所统治的数平方公里土地完全属于城邦主神宁吉尔舒(Ningirsu), 就是统治从尼罗河到黑海的广大领土的亚述国王，也始终是国家主神阿淑尔神谦卑的仆人。
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起源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宗教是多神教，他们仿照人类社会建立了一套神的社会体系。像人世一样，苏美尔的神也有等级之分。神与人有一样的外貌、品质、缺点。虽然极具智慧，但也会一时糊涂；虽然常能保持正直，但也会作恶多端。他们像人一样，七情六欲皆备：爱、恨、妒、喝酒、争吵、战斗，受到惩罚和伤害，甚至死去（到地府）。两河流域实行偶像崇拜，各神都有宝石装饰的金塑或石雕真身。偶像崇拜后经佛教传入我国。神的等级之首是三大神：安努、恩利勒和恩齐。作为众神之父的大神安奴是上天的化身，神庙在乌鲁克。代表众神之父的安奴的权威在苏美尔神话中并不突出，而恩利勒被认为是“创造世界，使世界秩序”的人间主宰、王权的授予者、众神之王。他的神庙所在地尼普尔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宗教中心。恩齐的阿卡德名为埃阿，性格比较微妙复杂，他是埃利都城的保护神、地下水之神、智慧之神、艺术，科学，文学，艺术和巫医术保护者。安奴，恩利勒和恩齐是苏美尔最重要的三大神，他们以权威，力量和智慧统治宇宙。出于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几位大神来源于自然天体，月神，太阳神，金星女神。每个城市各有自己的保护神。这些城神有的只在本城邦得到尊敬，如沙腊（Shara）和扎巴巴（Zababa）在温马和基什城。大城邦的主神往往是有广泛的影响力的大神：月神南那是乌尔的主神，金星、爱与生育之神伊南那是乌鲁克的保护神，太阳乌图是西帕尔和拉尔萨的主神，战神尼努尔塔在尼普尔。畜牧和农业之神杜穆滋也比较重要。神界等级之末是无数的小神和代表邪恶、灾病的魔与鬼，他们有各自的权利范围和管辖地区，如犁，砖等日常用品也有自己的神。阿卡德人进入巴比伦尼亚以后，将苏美尔诸神改头换面，形成了塞姆人的宗教观念。
在巴比伦尼亚，诸神地位往往随着国家的兴起与衰落此起彼伏。塞姆人的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司法律和公正，比苏美尔的太阳神乌图得到更广泛的尊敬。塞姆人重要的月神辛同样比苏美尔月神南那影响更广泛。巴比伦城神是代表木星的马尔都克，原来影响很小，随着汉穆腊比王朝的日益显赫，巴比伦成为国家首都，他变成了众神之王。巴比伦的创世史诗的结尾部分专门记载至尊的马尔杜克德50个不同的品质（如战斗者，创造者等）神圣化身。后来，马尔杜克被尊称为“主”。波尔西帕（Borsippa）的城神是水星那布作为马尔杜克之子，其重要性也逐渐增加。继承了苏美尔宗教宽容的传统的巴比伦人并不排斥异族的神，如加喜特时期的一对神舒古穆穆和伊马利阿在巴比伦人的宗教生活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亚述的诸神与巴比伦尼亚的基本一致，只不过阿淑尔城的亚述国神阿淑尔取代了苏美尔的神王恩利勒成为众神之王。公元前900年后，萨尔贡王朝的亚述帝国在西亚霸权地位使阿淑尔神的地位愈加尊贵。所有被征服地区可保留自己的地方神，但必须供奉阿淑尔神。另一方面，由于苏美尔和巴比伦文化的深厚影响，亚述人也信仰巴比伦的神灵。比如，沙马什和尼普尔的战神尼奴尔塔（Ninurta）是亚述人重要神氏。公元前1千纪，波尔西帕的智慧之神那布在亚述人和巴比伦的宗教生活中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无论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还是亚述人，都相信世间充满了善神天使或恶鬼。带翅膀、人面的巨大的石雕公牛和狮子作为天使的形象镇守在亚述宫廷的大门两侧。这种把守门户的神兽雕像经佛教和摩尼教由西亚传入我国，成为我国宫府、官宦和大户门前的一对石狮。恶鬼有两类：第一类叫做乌图库（Utukku），其中最重要的是幽灵（etimmu）和瘟疫（mantaru）。这类恶鬼无所不在，专干坏事。家庭争吵不休、兄弟反目为仇、动物染疾病而死都与它们有关。另一类鬼怪是身世凄凉、理想幻灭者或暴死者的冤魂，数目庞大。它们生前不满，因此死后继续作恶，折磨生者。在人们的观念中，恶鬼是神的惩罚：当一个人背弃了神，神也会抛弃他，将他葬送于恶鬼之手。
（二）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作为人们宗教观念的表现形式，在两河流域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的节日和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神庙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早在公元前4千纪，两河流域就存在一些小型的神庙供祭祀之用。在苏美尔诸城邦的众多寺庙里，以乌鲁克的神庙最为典型，这座用类似马赛克的材料装饰表面的神庙占地80乘55平方米，可举行许多人参加的大型宗教活动。此后的寺院规模稍有节制，祭祀活动也随之而简朴。苏美尔人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供奉牺牲，宗教圣餐等等。在仪式上，祭司常常赤身裸体，可能是向神表明自己的清白。在苏美尔时期比较常见的宗教仪式是向神敬献石像和战利品，贵族男人和妇女把代表自身的呈礼拜状的石雕小像放在神殿的墙边，表示自己为获得神恩正在日夜祈祷。
苏美尔人有许多宗教节日。拉旮什的古地亚王铭提到的一宗教节日持续7天。7日之内，音乐声缭绕不绝，贵族不享有特权，奴隶在节日期间不会受到责罚，人人纵情欢乐。一些城市举行比较独特的圣婚节：国王和女神结婚或公主祭司与男神像约会，祝福人类和动物的生产繁殖、城邦富饶。
巴比伦的宗教仪式在全国最大的神庙马尔杜克神庙主席举行。神庙的旁边高矗的巴比伦塔庙呈方形、共七层、底层长宽和塔高均为91.5米。巴比伦尼亚最重要的节日是
新年节。这个节日从一月的第一天开始，持续11天，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居丧的仪式纪念马尔杜克被困在阴间的苦难；祭司祈祷，歌队高唱赞美诗，吟颂创世史诗。净庙仪式中，祭司们清洗打扫马尔杜克的大庙埃萨吉勒（Esargil）并焚香。人民砍下一公羊的头，用羊血涂抹寺庙的墙壁，然后将羊投入河中。这只替罪羊就带走了上一年的人民的罪过。责打国王的仪式表达了塞姆人“王权神授”的宗教意义：首先国王必须将象征王权的权杖和剑等交还给祭司；祭司打国王一个耳光之后，权杖等物才交还给国王。这种看似污辱性仪式象征诸神的仆人——国王代民赎罪。全国欢宴当然是最后的仪式。
阿淑尔城的神庙建筑的布局是以亚述民族神阿淑尔神庙和高大宏伟的塔庙为中心，月神辛和太阳神沙马什的神庙分立两侧，附近有祭祀天神安奴和风雨神阿达德的小塔庙，表现出了亚述地区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的不同。关于亚述宗教仪式的文字记载不多。亚述祭祀中的供品一般采用羊羔，乳猪一类的幼畜。与巴比伦尼亚不同处是亚述的祭礼中有使用儿童作为祭品的现象，即由父母在神的面前将孩子烧死，以请求地府的神放弃家中病人，使他们康复。这种习俗可能受到叙利亚一腓尼基传统的影响。亚述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国家宗教仪式是“替罪王”仪式。如果国王犯有某种应施以惩罚的错误，就将一尊王袍加身的石像放在王座上，代王来接受惩罚。当占卜中频频出现险兆、凶兆时，某个高级大臣就会被挑选出成为“代王”。这“代王”被认为可以代替真王接受神罚。“代王”并无实权，统治国家的仍是幕后的国王。当国王的惩罚期结束时，“代王”被废除，真正的王重新归位。新亚述时期的阿萨尔哈东由于体弱多病，曾经三次使用“代王”，自己隐姓为“农夫”。三个代王中，一个及时地死去，另两个被杀，都享受了国葬待遇。
两河流域人们非常重视死后的生活，葬礼是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国王与贵族葬礼很盛大，草率的葬礼被认为会给国家带来不幸。阿淑尔巴尼帕厚葬他的一名朝臣并：“这天我的将军那布沙尔乌簇尔带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与命运之神相遇，他将永远躺在他喜欢的地方，不受打扰，得到安息。如果有人敢打扰在坟墓中休息的他，他的主人将心生愤怒，决不宽恕。”普通人的埋葬很平常，在简单的石墓表面开了一椭圆狭长的小口，尸体由此处塞入后封上口。
四、法律
在法律条文于公元前2000年出现之前，古代两河流域有不成文的口头习惯法。随着文明发展，口头的和书面的法律条文慢慢地被汇集起来成为法典。这些古老法典缺乏系统的整理，属于刑法，民法，商贸，租凭法各范畴的条文交错地列在一起，法律条文基本上是以诡辩似的“如果”开头，例如“如果一个人犯了抢劫罪，他将被处死”。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典都附有前言和后记。前言一般是讲颁发法典的王的权力来自神授，同时宣扬王的功绩，例如“埃什嫩那法典”就是以国王的赫赫战功作为前言的；法典后记一般是对改动或删除法律条文的人的诅咒，如“汉穆腊比法典”的后记写道：“如果有人不注意我写到碑上的话，抹掉我的判决，更改我的话，无论他是个王或君主或地方长官或是名人，愿伟大的众神之父安努，我的任命者，夺取他的王权，打碎他的权杖，诅咒他的命运！”
苏美尔语法典
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苏美尔法典出自于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人乌尔那穆之手。法典大约有40条法律，对伤人、扣人质者处以罚款，对杀人、抢劫者、强奸人妻者、不贞人妻处以死刑，对强奸女奴者，诽谤人妻、伪证处以罚款、规定了离婚、毁约费、财产损失等民事赔偿的数量。抄本残缺较大的伊辛王朝的“里皮特·伊什塔尔法典”在民法如婚姻，家庭，财产等方面也有较详细的阐述。如第28条规定：男人在妻子体弱多病时可以再娶，但必须同时供养两妻。包括出土于尼普尔的学生练习泥板的四件无名抄本记录了关于损伤役牛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法律，它们可能属于伊辛法典。
古巴比伦时期的阿卡德语法典
埃什嫩那法典是第一部用阿卡德文颁布的法典，共60段，开首是税收的法律，之后提到船只、谷物、婚姻家庭、奴隶所有、人身伤害，动物役使、，房屋建造等。全文对于执法者——法官没有涉及，而宫廷曾作为法庭被提到过一次。法典接受了苏美尔法典的惩罚传统，处死刑的法律很少，仅有5条，没有截肢，苔杖及流放这类肉刑罚。国家保护的婚姻必须订立婚约。
集古代两河流域法律之大成的汉穆腊比法典是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巴比伦法律文献。它可以说是两河流域法律制度的代表作。用典雅的古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在黑闪长岩石碑上。碑上部浮雕表现主管司法的太阳神沙马什授汉穆腊比以法律的情景。两河流域在婚姻继承、妇女地位、公民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法律思想在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中都有详尽的阐述。与早期法典的诡辩式的行文格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确定性的法律条文。法典分3部分：前言、正文和后记。正文部分为具体法律条文，约200个案例，大体上分为3方面。第一条至第41条法律条文属于刑法范畴；第一条至第25条是关于诬陷、伪证、法官枉法、偷盗、绑架、释放、藏匿、夺取公私奴隶、抢劫和国家赔偿、趁火打劫，刑罚多是死刑。第26条至第42条关于国家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兵役法，属宪法和刑法范畴：耕种公田而拒服兵役的公民和营私舞弊的军官处以死刑；第43条至282条多属于民法范畴，几乎都无遗漏地涉及到古代巴比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租赁田地、果园的劳务、经济纠纷、实物租凭、商贸利润、托送、人质、债务、寄存保管、婚姻、继承、收养、人身伤害、医生和理发行业收费和赔偿、房屋、船建筑、牛和船租赁、委托放牧、雇工和工匠工资，奴隶买卖纠纷等等。对同一类型案件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处理体现了法典对待案例的精细精神。例如法典在涉及雇主把地交给园丁栽成果园时（汉穆腊比法典第60，61，62，63条）给出四种案例：
- 如果一个人把田地交给园丁栽成果园，园丁栽成了果园，他可以用4年培育果园，第5年园主和园丁将平分（收获）。园主可优先选取他的份额；
- 如果园丁没把田地完全栽成（果园），而留下了荒地，那么应把荒地损失放在他的份额里；
- 如果田（原来）是耕过的地，那么园丁应像他的邻人一样向田主交纳他荒芜了的那几年的田租，并将田地加以修整，然后交给田主；
- 如果田（原来）是荒地，那么他应将田地加以修整，还给田主，并按一年1布尔垧地10古尔石大麦（的比率）纳租。
这四条讲的仅是雇劳力栽果园一个方面，除此还有把自己的果园交给别人去进行管理（法典第64，65条）的情况，而这两者又与普通田地雇佣耕夫（法典第43条到第48条），收割（法典第268条到第272条）等一起被归纳到雇佣工资法的范畴之内。农业的雇佣又与商业雇佣、手工匠师的雇佣、牧业和牲畜雇佣等雇佣的案例安排成一个大系统。
如对父母财产继承各种情况，法典（第165条至第170条）的不同处分是：
- 在父有遗嘱时，父亲爱子可以在拿走父亲的赠给的不动产后，还和诸子平分父亲遗家产；
- 如父死时幼子尚未娶，则诸子平分遗产后，另取家产一分为其娶妻；
- 异母之诸子各取亲生母亲的嫁妆，平分父亲家产；
- 法律不允许父亲剥夺没犯应取消继承权的大罪的某个儿子的继承权；
- 对于犯了应该剥夺继承权的大罪的儿子，可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 在父亲承认妾生诸子为儿子后，妾生诸子可以和妻生诸子平分父亲家产，妻生长子优先选择；
在关于继承的表述中，法典还规定如果一个人把田园、房屋或财产送给了他的妻子并为她立了契约，那么在她丈夫死后她的孩子不得向她索取财产。母亲可把她的遗产留给她所心爱的孩子，但不可以赠给她自己的兄弟（第150条）。此外还有关于奴隶和祭司的特殊继承问题。在法典的后记中汉穆腊比自信地讲：“我的话是仔细选择的。让吃官司受了冤枉的人来到我公正之王像前，让他读我的碑文，让他倾听我的宝贵的话，这样我的石碑将会给他答案，他会放心地找到他的官司的答案。”法典条文涉及面之广，规定之细，即使在现在也令人赞叹。法典提到王、祭司、军官、士兵、商人、阿维鲁（自由人）、穆什基努王室依附民（半自由人）、奴隶等不同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还有雇主、雇工、放贷人、理发师、建筑工、医生等等。从法典用不同的标准能对待巴比伦社会中不同的阶级的人的观念，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到两河流域奴隶社会中的三个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法典第215条到217条规定：
1．如果医生用青铜刀为自由人的伤口作手术，救了人命，或是用青铜刀在自由人的太阳穴上开刀，而挽救了人的眼睛，那么他应得10舍客勒银子报酬；
2。如果（那人是）穆什基努王室依附民，那么他应得5舍客勒银子；
3．如果（那人是）人的奴隶，那么奴隶主应给医生两舍客勒银子。
法典第196条至第199条规定：
- 如果一个自由人弄瞎了一个自由人的眼睛，那么法律也应弄瞎他的眼睛；
- 如果他折断一个自由人的骨头，那么也应折断他的骨头；
- 如果他弄瞎了穆什基努王室依附民的眼睛或是折断了穆什基努的骨头，那么他应付出一斤银子的罚金；
- 如果他弄瞎了一个人的努力的眼睛，或是折断了一个人努力的骨头，那么他应交付其价格的一半。
女祭司群体是古巴比伦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她们的名目、等级繁多：恩图最高祭司、纳迪图、塞克雷图、卡迪什图、淑吉图妇女等等。根据法典，侍奉的主神马尔杜克的纳迪图女祭司和王宫侍女的的社会地位要高于普通女祭司和淑吉图妇女。
在汉穆腊比法典的前言和后记中，汉穆腊比都两次强调他的法律要“使强不能凌弱”。古代两河流域王权和法典的中心思想是保护城邦中的贫弱公民、孤老寡幼以保证城邦平民阶级对国家的效忠。许多苏美尔国王的铭文都提到他“使强不凌弱”。法律解除人民困苦、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和国家必须缓和内部阶级矛盾的思想在从乌尔那穆法典到汉穆腊比的各个法典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公正”的法律保护弱小者的主题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法典的条文之中。如法典第28－29条：如果重装士兵或轻装士兵从王的要塞中被俘虏了，而他的儿子能服他的役，那么田园应交给儿子，他应该服他父亲的兵役。如果他儿子年幼，不能服他父亲的兵役，那么三分之一的田园应交给他母亲，以便他母亲把他带大。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身负债务而暴风雨又冲毁了他的田，或是由于缺水田没有长出大麦，那么那一年他可不向他的债主交粮，他可修改他的借贷契约，不付那一年的利息。法典第133－134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被俘，只要他家里有吃的，他妻子在她丈夫被俘期间应始终保守她的贞洁，不得改嫁；如果他家里没有吃的，他妻子可以改嫁，那改嫁女人没有罪。更明显的是法典第191条的规定：“如果一个收养了养子的人成了家，以后（自己）得了孩子，便决定革出养子，那儿子不应空手离开：他的养父应从他的财产中给他继承份额的三分之一，然后他可离去。
以文字契约作判案证据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的又一大特点。古巴比伦人的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楔文契约存在，它作为证据防止反悔和欺骗的法律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经常把契约作为判案唯一的证据：如果一个人接受或保管了东西却既无证人又无文约，那他就是个贼，他将面临被处死的危险；如果商人为（收）利息而贷出大麦或银子，但既无证人又无文约，那么他将白白丧失他贷出的一切；如果一个人娶妻而没有立文约，那么那女人还不是个妻子；如果一个寡妇的孩子还小，她就决定改嫁，那么经允许后，法官应调查她前夫家里的情况，并把她前夫的家委托她丈夫与该女人，给他们立下泥板（文约）。他们将经管家产，养育幼儿，他们不得将动产买钱；如果一个女祭司，例如恩图的父亲给了她嫁妆，给她写了文书，在给她写的泥板上写明了她把她的遗物交给任何她所喜欢的人（的权利），让她随意支配。那么父亲死后，她可以把她的遗物交给任何他喜欢的人，而不是必须给他的兄弟；如果一个人雇另一个人照看田地，把种子饲料预支给他，把牛交给他，与他定下文约耕种土地，如果那人被抓到偷窃种子或饲料，应砍掉他的手；如果别人把牛群，羊群交给他放牧的牧人已经收到了他的全部佣金，已表示满意，却使牛的数目减少，羊的数目减少，降低生殖率，那么他应根据他的合同交出增殖数额及（畜）产品。
古代两河流域人相信神明是伟大的和公正的，因此，在法典中河神裁决法成为法官裁决缺乏证据的案例的唯一方法。汉穆腊比法典第2条就规定告诉蛊巫术无证时使用大河神考验法：如果一个人以巫术罪控告另一个人而不能证实，被控犯巫术罪的人应到河神那里去，投入河中，如果河水淹没了他，那么控告人可拿去他的家产；如果河神证明他清白，他未受伤害，那么控他巫术罪的人应被处死，投入河中的人可拿去其控告者的家产。
除了复杂的河神直接裁定发外，神明为证法——起誓经常在汉穆腊比法典的无证案例中使用。无证据表明自己的清白的嫌疑人在神前起誓就能够使法官相信自己的讲述为真实。只有在整个社会都确信神是无所不知的情况下，这种证据才会被相信。人们相信当人在神前说了假话虽然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必定会受到神的更严历的惩罚。现代法庭中的证人要用圣经起誓讲述真话就来自古代两河流域的传统。包括汉穆腊比法典在内的各个法典对破坏法典石碑者的咒语也体现着神对法律的维护作用。（第23条规定）如果强盗没有被抓到，被抢的人应在神前申明他所被抢的东西，乡邑或抢劫发生的地区的长官将赔偿他的损失；（第131条）：如果一个人的妻子被她丈夫指控，但她没有被抓到同另一男人睡觉，她以神起誓证实清白后可以回到她家里；（第266条）：如果在畜栏里有了传染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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