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文化传承与教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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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说承担着传承文明、教育下一代重任的中小学教师（无论教哪一门课的教师），都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2001年5月我在德国。有一天，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她对我说：“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新约》与《旧约》）中的故事。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不允许传教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由他们自己选择，成年以后的事，家长不干预。但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对所有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语言和希腊、罗马的典籍，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润于其中。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我们到美国去过的同志都知道，美国一些地方的治安状况很好，真可以说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为什么呢？大凡这些地区的社区文化比较健康，或者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做得好。这些地方的离婚率很低，家庭和谐稳定。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
自宋代以来，《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您也许知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推崇儒家人道、人性的学说，用以反对神学，他们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1793年宪法及《人权宣言》。您也许知道，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即今天的联合国）在通过《人权宣言》时，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起过很多作用，张先生把儒家的智慧渗透进去，并以儒家智慧来协调各方，使该宣言得以通过。您也许知道，联合国大厦镌刻着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也许知道，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别人，当然这不是指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指的人格尊严。自己不想受到别人的羞辱，那您首先就要尊重别人，不要羞辱别人。反过来说，您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您，您就要那样地去对待别人。这可以推广为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准则。
现在我们讲可持续性发展，讲和谐社会，这都有古代文化资源的基础。人与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表达的是“天、地、人、物、我”整体和谐的智慧：无论是类的人、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与无限的宇宙，与有形有限的世界，与天地万物，可以达到契合无间的理想状态。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这些爱当然是有差等的。但仁者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程颢主张天地万物与己一体，元无分别。《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遗书》卷二上）这当然是一种超越的理境，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共生共存的意识。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人与自然万物，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与驯养、栽培之动植物和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天地万物是不同差异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
中小学教师们都很辛苦。人的一生中受到最大影响的，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外，就是小学、中学教师了。我十分感念我的父母兄长，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们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老师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学生，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中小学教师中人才济济，可谓藏龙卧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教乡塾、教小学、中学。他以自学名家，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成为一代宗师。
老师们行有余力，不妨读一点《四书》，还有《老子》、《庄子》，这都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的精神食粮。有条件的，还可以读一点《史记》、《汉书》，读一点《诗经》、《楚辞》。以上这些，是中国文化典籍中最基础、最精华的东西。可以找一点选本，找一点注释本来读。当然要找比较可靠的的本子，例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一般说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经典注释本相对可靠一些。建议最好不要看白话译本，因为白话翻译都不可能准确。中国人读自己的古典，有天然的亲和力，只要肯下一点功夫，古文字、古文献并不难读。也可以找一点《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史》来读。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方克立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我不揣冒昧地推荐给大家。
学习这些典籍还是要讲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我还是认为读书，特别是读一点古书，比看电视、比去娱乐场所、甚至比上网更有收益，更有意义，更有涵詠。我还是提倡修身养性。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化人讲涵詠，讲六艺之学，讲礼、乐、射、御、书、数，讲诗词歌赋，棋琴棋书画，讲人的品味，人的意境。人不是行尸走肉。人活着，要活得有尊严，有格调，有价值，有意义。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小人去之，君子存之。”意思是说，人与他物、人与禽兽的差别其实很小很小，君子保留了这一界限，而小人却抹杀了这一区别。
中国传统哲学家很看重个体人的生存品味与品质，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优游、涵养、陶冶于礼乐教化之中，通过《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来培养社会精英，也提升民间的品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格，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担当意识，以“天命在我”“天生德于予”的自觉，一身系斯文传续的使命，同时，也有“吾与点也”之叹。其实子路、冉求、公西华三人从事军政外交的志向，孔子并非不认同，相反，他总是鼓励弟子有外王事功之实践与建树，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孔子独独默许曾点的优游涵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没有这种生活意境的人是读不懂“吾与点也”章的。曾点在这场对话中表现了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意境，其志趣的特出、独到，使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可见个体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之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人有别于禽兽，自不待言。不惟如此，人不仅仅是语言、逻辑的动物，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动物，尤其是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的动物，这就需要涵养。要有所养，养气，养心，养性、养情，养才。靠什么养？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艺”之学之教，靠五经四书。
我们传统的心性论是一富矿，可以开采发掘的资源甚多。即使是朱子的心性论，其实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相反非常有亲切意味。朱子诚然强调“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与调整，但主要是指的内在性的调控，不是外在强加。“情”需要节制，并非中国哲学家的专利，古今中外大的道德学家、伦理学家没有不讲导情、节情的，“情”之泛滥总不是一件好事。
作为教师，我建议老师们都读一篇古文，即《礼记》中的《学记》。这一篇文章非常精辟，虽然只有一千三四百字，但在我看来，却胜过了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西方的或今人的一些教育学方面的著作。我每学期开学时重温一遍《学记》，每读必有新的收获。这篇文章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形式，学校的设置，教育的方法，教与学中应纠正的偏弊及成功的经验等，都有精到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师”的论述，关于尊师重道、教学相长、循序渐进、观摩切磋、触类旁通、师德师风、慎于择师、长善救失、导而弗牵、强而弗抑等等，即使在今天的教书育人的实践中，也没有过时，而且仍有针对性，仍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最近从《光明日报》有关今年的“两会”的报道中，我颇有感触的有三条：一条是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的动议；一条是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批评推行所谓“双语教学”；一条是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肯定儿童读经，特别表扬了沈阳市皇姑屯区所有的小学生每天早上用20分钟诵读蒙学读物与《论语》。这三条我都真心拥护，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条，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万世师表，人家联合国都以孔诞为教师节，为什么中国反不以孔诞为教师节呢？难道就因为台湾地区以孔诞为教师节，我们就偏不吗？这很奇怪。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正统，唯其如此，更应以孔诞为教师节。这是教师的尊严与光荣之所在。
第二条，国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忽视本土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所谓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相反，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我在本院的哲学教学中，为以西文学习西方哲学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都是开放的，有的课程也用英文上。但我认为，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一定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体现。
第三条，我举双手赞同儿童读经。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曾专程去福冈看望了九五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冈田先生九十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冈田先生说，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还未开发出来，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儿童背一点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背一点古代诗词等，很有好处。我认识一些儿童的家长，他们指导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适当背诵一点古代经典，对开发智力很有好处。十三岁以前语言记忆能力很强，多背一点，打一点童子功很有必要。这一年龄段只要背，以后再慢慢理解、反刍，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等，都善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各位不用担心孩子们现在懂不懂，担心的倒是孩子会向家长与老师挑战，老师与家长必须懂一点国学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经、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经典。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都很好，篇幅不太大，各位不妨找来一读。
（载《中国教师》2006年第5期，发表时题目为《郭齐勇访谈录：文化传承与教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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