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哲学（有别于神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已然成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这表现了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哲学”和“历史”这两个术语本身的一种逐渐的却是决定性的重定义。人们几乎可以说，这个重定义的过程造成了当代人与其古典起源的疏离。例如，精研古典哲人（对于他们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并非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的任务，大部分被委之于那些自称（并且被称为）哲学“史家”的人。且不论他们的工作是否严肃和出色，我们会注意到下述这种矛盾情形：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尽管关注和信奉历史——暂时的，偶然的，特殊的——并随着坚持真理的历史本性(historical nature)，学院的哲学家们仍倾向于区分作为一项活的事业的哲学和作为一种古物研究兴趣乃至不必要或无用的兴趣的哲学史。古典学成为一门过度小心的历史学科，这一事实证实而非否定了这种情况，因为这样一门学科的准则（canons）出自那些与古典作家本人有别或相隔的思想流派。相似的，我们阅读古典史家的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现代的历史本性（nature of history）观念。姑且不说哲学的理解，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的了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观一方面引导我们把历史和哲学看作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引导我们把它们看作截然有别的？这种历史的观念是否有碍我们去了解现代思想中的古典元素？我们之所以不能了解自己，是否因为我不能了解古代的经典？相信我们可以不依赖于自己的先辈而得到理解，不是我们本身的历史感的一种矛盾吗？也许只有以其自身的措词重新考虑哲学独立于历史的古典分离，考虑引发历史与哲学之间的主要矛盾（dialectic）的那个进程，才能了解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通过探讨希罗多德的思想，我希望在这种重新思考中迈出一步。当我们说希罗多德是“历史之父”时，我们是在学科的意义上使用“父”这个字：在时间的进程中，经过反复的检验，直到习得正确的方法而变得圆熟（sophisticated）的东西的一个创始人。为了理解希罗多德，我们必须撇开这种俯就（condescension）的姿态，提醒自己historia这个词意为“探究”或“调查”。希罗多德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史家的卓越独立于他作为一名原来意义上探究者或调查者的卓越。确实，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史家，他的地位或作用不如或者说派生于他对人类本性和神圣事物的探究。 对希罗多德的诋毁是从修昔底德开始的。然而，为了领会修昔底德是在何种意义上批判他，我们必须以同样的严肃性对待希罗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但是没有柏拉图，就没有亚里士多德，而且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批判中显示出对柏拉图的尊敬。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那件轶事：小时候，听到希罗多德在大声朗读他的作品，修昔底德哭了。无论是否“有历史依据（historical）”，少年修昔底德的眼泪象征着一种关系或影响，这可以从两人的文本中得到支持。这种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举一个消极的例子，当修昔底德取消波斯战争的重要性时，他含蓄地批评了希罗多德。但他有必要贬低波斯（尤其是特洛伊）战争的重要性，以确立伯罗奔尼撒战争至关重要的意义。修昔底德声称他的书作为一种永久的财富，使人了解战争与和平，而对希罗多德（尤其是荷马）的含蓄批评则是此中重要的部分。希罗多德的重要性足以让修昔底德提起他；他和荷马是被修昔底德认作对手的思想家。至于希腊的哲人们，甚至构成他的书中的两极之一的雅典的哲人们，修昔底德对他们完全沉默。 假如较之荷马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更深层的对手是哲学，假如他的沉默较他所有的暗示都更加深刻，乃至更加雄辩，我们仍可将他理解为想叫我们注意荷马和希罗多德的价值问题先于哲学的价值问题。必须穿过表面，才能潜入深处。我们必须尝试着按修昔底德本人对他的事业的理解来理解它，并希望它能够被理解。这项事业的表面便是开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荷马和希罗多德。但是忠于表面绝不等同于肤浅。因此，说因为荷马和希罗多德不是“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才将他们打发掉，这是肤浅的。这完全是用现代的语词来判断问题。修昔底德抱怨那些不劳神费力去核查所叙之事实的作家，但修昔底德的演讲表明他关心某些东西胜于关心“事实”，他自己告诉我们的这些演讲并非字字属实（literally factual）。强调修昔底德与现代史家的相似处使得我们忽略或批评他与现代史家完全不同的诸多方面。问题恰恰在于理解修昔底德所谓的历史。我们想知道，在他看来，历史在那一点上有别于哲学并与哲学发生联系。这个问题从希罗多德的作品里获得决定性的形式。研究希罗多德不仅是研究修昔底德的前奏，也是研究我们如今所谓的“历史”的理论源头的前奏。尽管希罗多德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史家”，称他为历史之父仍然恰如其分。我们必须关注他从事一项探究的理论因由，尽管这项探究本身不等同于历史，却催生了历史。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希罗多德，但这并不要求我们丧失幽默感。修昔底德心照不宣地把希罗多德和荷马联系起来，从而指明该如何认真地对待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清醒地看出，荷马和希罗多德太过儿戏（playful）：他们用mythōdes【神话】来装饰自己的作品，并且为奖品而写作。一个mythos是一个寓言或传说，在此语境下它意味着不真实：荷马和希罗多德在某些地方，也许是关键的地方，使用了谎言。此外，他们不为永恒而写作，而是为现时的裁决。奖品是由公众的意见授予的：荷马和希罗多德比修昔底德更关心公众的意见。公众所渴望的不是真相，而是愉悦（pleasure）；为了愉悦他们可以容忍谎言。修昔底德是严肃的（austere）；显然，他既不说谎，也不想取悦于人，除非是那真实使我们愉悦。荷马和希罗多德说些悦人的谎言。修昔底德的严肃，他对人类行为的真相的不加修饰的陈述，赋予他的书一种几乎不可忍受的庄严。源自修昔底德的愉悦不仅是对永恒的一种占有；永恒的事物是严酷的（hard），只令相对少数的人感到愉悦，而现时的愉悦，公众的愉悦，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人们甚至可能怀疑，这相对的少数人是否忠于修昔底德书中的那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庄严。难道我们不是通过思考他在事实上的精确、他的免于个人偏见，他的艺术技巧等等，回避了它的严酷性质？无论如何，在明确地摒弃快乐和谎言的同时，修昔底德以严肃的态度揭示人的兽性。修昔底德不会对公众手下留情；他不企求得到他们的赞许。 将这种公众赞许的观念推而广之：修昔底德的真实近似于悲剧的真实，而希罗多德的惬意的谎言令我们想起喜剧。我们记得事实上荷马（修昔底德将他和希罗多德联系起来）写了两本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们不妨暂且将它们划分为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悲剧的英雄是少数的杰出人物；喜剧的英雄是大众。然而，《奥德赛》的英雄并非雅典喜剧的英雄，却是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他用谎言来取悦人。就其英雄而言，《奥德赛》的喜剧高于雅典舞台上的喜剧，但它通过它的英雄讲述的惬意的谎言而与那种喜剧联系起来。与此相似，希罗多德的喜剧是奥德赛式的喜剧。奥德修斯游历各方，见识了众多民族的nomoi（习俗）；为了返回他的故乡，他的家园，他的城邦，他轻蔑地摈弃了永生。他选择了自己的nomoi， 因此遵循了希罗多德以赞许的态度引用的品达的箴言：nomos是众人之王。奥德修斯和希罗多德之间的类比看来十分恰当。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一部为取悦大众而讲述的奥德赛式的喜剧。《伊利亚特》的英雄却是阿基琉斯，米尔弥冬的战神，希腊最伟大的战士，一个具有单纯的激情的、率直的人，一个半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英雄。但是修昔底德的简单只是一种惊人的复杂的表面，他的激情受到控制，事实上，他不是一名伟大的战士，却是一名失败的将军。荷马用阿基琉斯和具有他那种秉性的人来教我们战争；修昔底德是阿基琉斯的对立面（antithesis），他摒弃荷马的教诲。修昔底德的探究是一部为取悦少数人而讲述的反荷马或者反阿基琉斯的悲剧。 荷马和希罗多德都讲悦人的谎言（相反，修昔底德令人不快的事实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悦人的）。这些谎言的目的是赢得公众的赞许。苏格拉底也讲到悦人的谎言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的谎言包含的愉悦有别于荷马－希罗多德式的愉悦，这是由于它坚持着高贵（gennaion）：苏格拉底的谎言带有不少修昔底德式的严肃。尽管如此，那高贵的谎言是为了确保城邦的大众能够接受而发明的，这个城邦是正义之士所企盼的，它存在于言谈中。既然这个言谈中的城邦事实上不存在，它至少有部分是寓言式的（fabulous）；它相当于亚特兰蒂斯这座传说之城，苏格拉底大胆地将这企盼之城变为事实。那个高贵的谎言和mythos有一种政治功能：它们使多数服从于少数，或者不正义的服从于正义的。哲学具有一个政治背景；正如荷马－希罗多德式的哲学相似物，关于人和诸神的正确教诲归根到底是一种政治教诲。很显然，苏格拉底关于企盼之城的设想只是对极少数人来说才是悦人的，也许根本就没有人会觉得它是悦人的。现代人会认为这个城邦是乌托邦的（utopian）——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不可能。人们也许会猜测，苏格拉底的城邦之不可能，是由于苏格拉底以高贵取代悦人的谎言的直接后果。在此意义上，荷马和希罗多德更接近现代的趣味；悦人的谎言适合于对公众的共识的期待。奥德修斯的旅行（其本身就是悦人的谎言）是为他重返王位、统治城邦作准备、他用暂时的东西（他的nomoi）取代永恒的东西（不朽）。希罗多德的旅行是通过使用悦人的谎言，为读者们生活在自己的城邦里这项任务作好准备。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准备将扩大到对他们的城邦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城邦的统治。奥德修斯和希罗多德的旅行是这样的旅行，它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同时由多数人和少数人作出。它们使多数人和少数人在公共nomoi之下达成一致，只是方法不同。 荷马和希罗多德向我们呈现了一次朝向实存的城邦的旅行；苏格拉底以建立一个崭新的城邦取代这次旅行。因此，荷马和希罗多德比苏格拉底更“虔敬”。他们没有用崭新的城邦取代实存的城邦，这就表明了他们对传统、对祖传风习（ancestral ways）的尊重。但是祖传风习多种多样，原则之多一如城邦之众。人人皆有得自它们的祖先和风习。所有这些风习都必须得到尊崇：nomos是众人之王。荷马和希罗多德的教诲与每个城邦对其祖传风习的保持是相谐的；这是一种令公众满意的教诲。荷马和希罗多德会获得嘉奖；他们不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处死。悦人的谎言比高贵的谎言更加管用或可行。这使得公开教导一个远非令人愉快的关于公众的教诲成为可能。在荷马和希罗多德的愉悦背后有一种辛酸；对于谙熟反讽的人来说，他们的微笑背后有一根刺。在真实的意义上，苏格拉底比荷马和希罗多德要坦白得多：尽管有种种应有的限制，苏格拉底还是在公众面前公开宣讲他的谎言。但是荷马和希罗多德的悦人谎言用愉悦掩盖了迎合公众趣味的痛苦的必要性。关于人类事务的正确教诲不仅公开地迎合公众的趣味，还教导人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关于人类事务的正确教诲归根究底便相当于公共趣味：nomos是众人之王。荷马和希罗多德的虔敬掩饰了某种保留（reserve），这种保留超过了修昔底德或苏格拉底的保留。 对荷马和希罗多德而言，在万物的本性之中有某种东西禁止我们对祖传的东西的公开僭越。在这个点上公开和私下的教诲是一致的。同时代的读者看来仿佛是天真的东西毋宁说是一种精深的世故（sophistication）。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荷马和希罗多德是“世界的人”，即这个世界的人；通常情况下，这个世界的人的世故会被批评为过于老于世故（sophisticated）。这种世故像天真的人一样取消了公开哲学或严肃的理论反思的可能性。通过将它自己委之于nomos，它试图阻止这种反思的公开出现。但在希罗多德这个例子中，这种委托本身是建立在最严肃的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希罗多德著作中哲学在表面上的缺席或暗中的在场，因此便是修昔底德对哲学保持沉默的一个前奏。就两人都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学的敌手而言，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探究是对现代“历史”的一种准备。这种敌对状态简而言之（因而必然以过于简化的方式概括）就是：希罗多德否认永恒，修昔底德却认为它若高贵则无能。两者都以如下方式与赫拉克利特有关，进而也彼此相关。希罗多德的教诲本质上就是荷马的教诲，而荷马，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让一切都屈从于运动（motion）。我们不能说修昔底德如出一辙，不过他主题也是kinesis：衰败中的政治体的运动。战争是最大的运动，并且战争是理解人的钥匙。除了巴门尼德那里的大量例外，前苏格拉底哲人（或反苏格拉底哲人）与现代的思想家一样为kinesis 所困扰，而 kinesis 就是历史之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