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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的前瞻人士正在热烈讨论：美国是否已经进入了衰退的长周期？还能不能自我更新？ 此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的近身观察，展现了美式民主的另一面。 到罗马的游客，看到古斗兽场城墙上的四幅大地图，描绘罗马从一个蕞尔小镇扩张为跨越欧亚非的超级帝国，而后又龟缩成一座城市的历程，常感震撼。 而一些美国的前瞻人士，以古罗马为史鉴，比照当今美国，也的确放矢有的。 罗马帝国的衰亡极有特色，它从没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被击溃过，其衰败乃亡于“内耗”。内部人的极度靡费、嗜血夺权，耗了四百年，终于把偌大帝国给耗尽了。随即，罗马帝国靠民选而非世袭的执政制度，也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被整个世界遗弃。 罗马帝国后期，行为短期化，自上到下竞逐眼前的私利，罔顾帝国的疆域和安危，而政治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沦丧为钻营的政客，为取悦选民大包大揽，开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例如，当时的“罗马假期”一年在200天以上，即便如此，自由市民还是不断要求执政者提供免费的宴饮和草菅人命的斗兽来狂欢作乐。 罗马的衰败，就像是一组慢镜头，一部列车迟缓地却无可挽回地驶向深渊…….这对当今的美国有何象征意义？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一段话最近在美国再度被引用：“请记住，民主从来不能持久。民主很快就会靡费、榨干和谋杀它自己。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自蹈灭亡的民主。”民主注定会谋杀它自己呢，还是能继往开来？这个问题可不寻常！ 民主牵制 牵到瘫痪 对于美国式的民主，人们的质疑常常集中在：过于平等的票选过程，会不会导致公权力的涣散？民众分裂成为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短期利益诉求而不惜相互“死掐”，是否致使整个社会无法有效响应挑战，直至瘫痪？这些疑惧，多多少少都可以远溯到古代罗马帝国沦丧的教训。 某种程度上，美式民主为顾及多元利益而制定的复杂程序规制，常常反倒开了利益集团钻营程序的种种空子。 例如，美国加州的经济产值若以国论，居全球第八，但近年来开支（主要是政府雇员的薪酬福利不断攀升）节节升高，而税收（美国各级政府都不掌管赢利性单位）停滞不前，几近破产。我的一位教授同事，1970年代以9万元买下住房，去年房价已经稳在百万美元以上，但他每年付给州政府的地产税仍然不足七百元，比当年高不了多少。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地产税对原有屋主的增幅非常有限，而改变当时订立的这类法规在加州须所谓“超级多数”（70%）的赞成，因此几乎没有可能。讲起这等荒唐的优惠，那位同事自己都在摇头。 另一个例子是，奥巴马施政首推的医疗保健改革方案，在国会的通过就艰难重重。今年1月麻省参议员补选时共和党候选人布朗意外胜出，形势丕变，因为他所赢得的那第41席，令共和党就此赢得所谓的“拖延阻挠议事权”，可以叫民主党的任何提案胎死腹中。 美国参议院常设规则规定，只有在“相当多的多数”（目前为2/5）认为辩论已经充分后，方能进入表决程序。议案的反对方因此可以运用自己的发言权作旷日持久的辩驳，拖延到休会还不能发起表决，从而迫使议案流产。这种战术，从美国建国之初到南北战争，平均10年仅有一次；到1960年代，参议院对议案的辩论采用此法的，也不过10%而已；而现在的参议院几乎到了无时不用，无事不用，一有可能就用的田地。美国参议员是每州两名，不管人口多寡。极端地说，20个半人口最少的州的参议员联手，就可以封杀任何议案，而这些州的居民加总起来只占全美的11%，还不及加利福尼亚一个州！ 美国的问题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有类似之处：不是被竞争对手超越，也没有强敌压境，而是“民风”的懈怠和利益集团相互牵制造成公共决策的瘫痪。 根子在谁身上 30年前卡特总统的名句“政府只能是它的选民的代表”，像把“双刃剑”，反过来说明民众也只配他们选出来的政府的效能。然而，媒体等动辄指责政府颟顸低效，却极少敢于指出，其实根子就在民众自身。 美国民众享有世界最高的收入水平，人均能耗5倍于人类平均值，还孜孜以求物质享受。近年来储蓄率更降到了负值，靠透支借贷来超前消费，借的竟是中国这样发展中国民的辛苦钱。问题在于，对以往的成就习以为常后，美国人倾向于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上帝赐予的”，只能增进不可缩减，否则罪责就在政府（或别国）。 政客为了获取选票，多方敷衍，加剧了官民之间虚与委蛇的“互动”。坦诚的言论会大失选票。就连肯尼迪曾讲过的“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替国家贡献点什么”，现在也在“政治上已经很不正确了”。事实上，美国人普遍寻求的是“国家能为我做什么”，免谈“我替国家做点什么”。 日积月累，民众的依赖心日重，国家机构日趋庞杂，摩擦耗费的资源也必然越来越多。美国前总统里根当年就悟出一个道理，选民希望通过政府来转移享用其他人——邻人的、子孙的、或外国人——创造的财富做当前的享受，却没有愿意付税和还债的。于是，从他那届任期开始，政府大肆发债以支持预算扩增，同时大幅削减税收，赤字财政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评测政府大小的公允方法，是测度政府消耗的资源——财政支出和人力占用——在GDP的比重。以此衡量，里根时代政府实质上有个大扩张。政客们所谓“小政府”或“问题就在政府”的说辞，不过是为了减免当期税收而已。而民主党主张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共和党则主张军备扩张、管束民众行为，来加强政府权威，两党殊途同归：20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 10.6%（大萧条深重的 1933-1936年才不过GDP的5%）；累计财政负债超过GDP的六成，真实亏空甚至达到60万亿美元。 但是，哪个政党敢首先提出对一般民众增税，就立马会丢掉执政的权力。 因此说，要弥合美国政府的巨大亏空和民众的收支鸿沟，从平衡美国国内各种利益和势力集团的角度来看，最可行最方便的两条路径是货币贬值和美元汇率贬值。历史经验和学理认知都说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都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之间的重新分配。 想到在美国的国债里，中国拥有的竟超过了两成，国人辛劳出口赚到的不过是形式上的“应收账款”，还得冒美元通胀和贬值的双重风险，而且不断导致国内资产价格的浮滥，真令人扼腕。 美国还有救吗 美国人是否有智慧和勇气来直面挑战？ 我们不能轻言美国已走向长期的衰退。美国人能够警觉到自己的毛病所在，且有自我纠偏的意识和能力。奥巴马能在关键时刻当选为总统，也展示这种潜在的活力依然健在。 从长程看发展，美国的人口规模成长，是发达经济体里最健康的。在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这个最为关键的方面，美国比中国等主要的新兴经济占有明显的优势。每年约有一百万左右的移民入籍归化美国，其中有许多尖端人才和生气勃勃的劳动力，他们的潜能在美国环境里开花结果。 美国的文化也许谈不上精深，但广为流布和接纳（例如去年全球畅销量排名最前的50部音像作品中美国的就占了34部）。而且美语是世界规范和各类博弈规则的支撑，尤其在信息时代，它和技术进步持续地互相促进，地位很难再被取代。 美国大学从机制到治理、从个性到团队、从独立自主到与市场互动，都堪称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假如按对文明的原创贡献来排名的话，世界的50强学府里，美国可以占到2/3。 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市场有序竞争激励下的多元参与，使得美国社会的创新能力，从工具和技术，到观念和流程，都非常活跃而富有弹性。如果说美国自我更新的力量源泉，或就在此。 （作者系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会长）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41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