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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英雄希望在死去之前通过英勇行为赢得荣誉；悲剧中的大众希望只要他们活着就会通过谦恭的生活来逃脱不幸；沉思的英雄希望在成功地学到真正的和永恒的善的时候得到灵魂的永恒快乐，并且把他的灵魂从和身体和时间的变迁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而更高于这一点的是，他一定要教导社会如何从不公正中解放出来而获得同样的自由。 在理论上，这样做的可能性应该属于所有人，但是在实践中它只属于那些被上天的爱欲启发过的，拥有对知识的热情的，而且其时势允许他们花毕生时间去追寻智慧的灵魂们；愚人无力，俗人无愿，穷人无暇，所以他们被排除在外。他们也许会实现有价值的社会功能，但是他们没责任去说出社会的律法应该是什么。那是哲学家的责任。 对我们来说，这种理想要比它乍看上去的样子更奇怪。我们熟悉两种沉思的人：第一种，由各种类型的僧尼或者独立的神秘主义者所代表的宗教的沉思者。他的目标是去了解隐蔽的上帝，和所有现象背后的现实，但是他思考中的这个上帝有人格，也就是说，他所指的知识不是客观的知识（它对所有的头脑都是一样的，一旦被感知到就可以通过教学传授给其他人，比如数学上的真理），而是一种对每个人来说都特殊的主观关系。一种关系无法被传授，它只能被自愿地进入，而且唯一的说服别人去做这一点的方法是通过个人的例子。如果乙是甲的朋友而丙不是，乙无法通过描述甲而让丙成为甲的朋友，但如果乙因为和甲的友谊而成为一个丙想要成为却还没成为的人物，丙也许会决定去和甲认识。 客观知识是另一种沉思的领域，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等等，他们追求的知识不是关于任何超越的现实的而是关于现象的。知识分子和宗教沉思者一样需要个人的热情，但是在他这里这种热情被限于对知识的探求上；而对他的探求的对象，那些事实，他一定是毫无热情。 关于希腊人的沉思的英雄的观念，让人费解的是这两种行为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他谈论一个超越的神，就仿佛这个神是个被动的客体一样，另一些时候他谈论类似于行星运行的可以被观察的各种现象，但它们仿佛又成了可以被感知到其个人热情的人。比如，关于柏拉图最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样的方式：在一个辩证推理的过程中，他会引出一个神话而且他承认这是神话，但是他自己对这样的做法的奇特毫无觉察。 很难说希腊人和我们谁在思想中更加倾向于人神同形论。一方面，在希腊的宇宙论中，自然力的一切都被作为活物进行思考；自然的律法不是对事物实际上如何行动的描述，即属于自然的律法，而是像人类的律法一样，他们应该遵循它但也可能不正确地遵循它。另一方面，在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人类被构想成工匠—政治家，通过他的技艺来塑造好的社会的材料，这就像陶工用粘土制作瓶子。 对希腊人来说，人和自然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人可以理性思考，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然而对我们来说，基本的区别在于人有自我，也就是说，据我们所知，人自己独自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种意识是他自己的，无论他是否想要或者他是否聪明。因此希腊人没有真正的独立于欲望的意志的概念，所以尽管他们显然观察到了关于诱惑的心理学的事实（人会想要他明知道是错误的东西），他们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感到茫然。希腊伦理学中最薄弱之处就是它对选择的分析。这一点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是因为政治在希腊哲学中不是边缘的而是中心的；好的社会的建立是最首要的，追求个人的解脱或关于物质的科学真理或关于人类心灵的想像性的真理是次要的。他们通过用理性而不是意志去识别善的积极的源头，他们命中注定的要去毫无希望地去寻找社会的理想形式（它和理性的真理一样，可以在任何地方为了任何人而成立，而与他们的个人的特点和历史境遇无关）。 一个概念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一个接受了错误概念的头脑也许会通过多步的论辩而被引向对正确的概念的接受，但这不意味着错误的概念已经变成了正确的；在辩证推理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点（就像悲剧中的人物相认的时刻）是革命性的变化发生的时候，一个人意识到错误的概念总是错误的而抛弃它。这一辩证的过程也许会花一些时间，但它发现的真理并没有历史 。 把政治问题视为一个寻找社会组织的真正形式的问题会导致政治上的绝望（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无法找到这样的形式），也会导致对专制的保卫（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种形式），因为预设的条件是生活在错误的秩序中的人不会有好的意愿而生活在正确的秩序中的人不会有坏的意愿，所以不但政治压迫是建立那个秩序所必需的而且它的应用也将会是统治者的道德责任。 《理想国》，《法律篇》，甚至是《政治篇》都应该与修希底德的作品并读；只有像这位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的令人绝望的政治处境才有可能在这位寻求治疗的哲学家那里产生一种激进主义，它与过去完全决裂并从头开始建立社会，还能产生一种对分裂和变化的病态的恐惧。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具有类似基础的社会中，我们见证了类似的症候表现在左派和右派那里，它也表现在经济的和精神病学的中心处。 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学理论被付诸实践，其展现的景象却绝非乌托邦。我想，这种经验通过强迫我们认真对待柏拉图的政治对话（而不是视为逻辑上的游戏）而改变了我们对其他的对话的态度。如果在他的形而上学和他的政治学之间存在一种本质的而非偶然的关系，而后者在我们看来有灾难性的谬误，那么在前者那里也一样会有关键的失误，我们发现这一点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去提供一种对柏拉图式的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法的积极的替代品的话。 喜剧的英雄：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是对低劣于平均水平的人们的模仿，低劣并非是指任何或每一种错误，而只是指特殊的一种，即荒谬可笑，它是丑陋的一个种属。这种荒谬可笑可以被定义为不产生痛苦或对其他人无害的错误或畸形。” 最原始的喜剧形式似乎是这样的故事，其中首先是诸神，其次是英雄和统治者以不庄重和可笑的方式去行事，这就是说，他们不比没有他们的卓越素质的常人更好，而实际上，他们要比常人更差。这样的原始的喜剧与放纵的节日相联系，在那期间弱小者对强大者的愤怒可以自由表达，这样做是为了在次日尊卑秩序恢复的时候，一切气氛会明朗起来。 而在雅典，当一种增长中的理性主义趋向于认为诸神遵循着他们自己的律法，而政治权利趋向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戏剧会找到新的牺牲品和主题。是特殊的公众人物而不是作为阶级的统治者们遭到了取笑；其主题不是权威而是时事政治问题。观众的笑声不是弱者对抗高于律法者的补偿性的爆发，而是了解自己的力量的人们的自信的笑声，也就是说，那要么是普通的大多数对古怪或者傲慢的个人的嘲笑，那些人不过是侥幸逍遥法外而并非高于律法，那要么是一个党派对它的敌手的争论的热情。这种喜剧的靶子是那些因为不相信伦理的标准具有约束力并去违犯它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社会良心。结果他与和他一样逍遥法外的人产生了冲突，而不是与律法产生了冲突，因为让律法去关涉那些不承认它的人会降低它的尊严。他受苦，但是观众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他们不认同他。他的苦难也是教育性的；通过受苦，他的个人的癫狂被治愈而且他学会了遵从律法（如果不是出于良心，也是出于谨慎）。 这第二种喜剧的类型由希腊人发明并且在欧洲发展为幽默的喜剧，如本·琼森(Ben Joson)的剧作，还有礼仪和问题剧类型的喜剧。如果我们不考虑其缺乏真正的诗歌，那么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歌剧就是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的最接近的近似值。 然而，还有希腊人不拥有的第三种类型——最伟大的例子是堂吉诃德——其中的喜剧人物同时也是英雄；观众敬仰他们嘲笑的那同一个人。此类的喜剧建立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真正的善的关系都包含了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其说是喜剧的不如说是反讽的。喜剧英雄之所以是喜剧的，是因为他和自己的邻居不同；或者像堂吉诃德那样，因为他拒绝接受他们的价值，或者像福斯塔夫那样，因为他拒绝像他们那样假装接受一套价值而实际上却用另外一套去生活（他既是一位英雄，因为他是个人，但他又不是那种随波逐流地去思考和行动的个人），这两类人同样具有一种喜剧性的疯狂。 悲剧英雄受苦，而观众也会因为与他认同并仰慕他而感到痛苦；喜剧的小丑受苦，然而观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他更高明而不会觉得难受；但另一方面，喜剧英雄与为之感到痛苦的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反讽的；观众看到英雄受挫和失败，会有他们认为是痛苦的感觉；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对英雄自己而言这些经历并非如此；相反他以此为荣，因为他不觉得那是羞耻，或者他认为那是他正确的证据。 显然，与这种人物最接近的希腊人是苏格拉底。在他的人格中他展现了这种为尼采所深恶痛绝的，他的灵魂的主观的卓越素质和他显示出的客观的卓越素质的缺乏之间的矛盾；他是最优秀的人，也是最丑陋的人。更进一步的是，他死在社会的手中但不认为这种命运是悲剧的。然而对希腊人而言，他要么是阿里斯托芬眼中罪有应得的喜剧人物，要么是柏拉图眼中的悲剧烈士（他被害是因为代表谬误的政党当权，而他代表正确的社群）。任何持有异议的个人都犯了骄傲的罪，所有的社会和政党无论好坏都是有错的，仅仅因为它们都是集体——这种观念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那就好比让基督徒坚持认为耶稣要么是上帝的化身要么就不是好人，而对他的定罪是根据罗马法的正当程序。 六 我已经强调了希腊文明和我们的文明之间的种种差别，这是因为，首先，在我看来这样做是处理一个不可穷尽的问题的可能的途径，而我们也不可能分辨出所有这些差别；其次，我想不出比勾画出差别更好办法来指出我们是如何受惠于希腊的，在所有的智力活动中，也许这是最具希腊风格的做法。 正是他们教会我们，不是去思考——那是所有人类都已做到的——而是去思考我们的思考，去问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是怎么想的？”，“别的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是怎么想这个和那个问题的？”，“我们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但对思考提问，而且还发现了如何设定某种可能的状况，然后去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 要有能力进行这两种心智活动中的任何一种，一个人必须首先具备极强的道德勇气和规训，因为他必须已经学会如何抵制情感和身体需要的直接要求，而且要无视对他自己的未来的天然的焦虑，这样他才能够观照自己和世界，仿佛它们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一个陌生人。 如果我们发现某些希腊的问题提错了，如果某些它们的答案被证明是错的，这也无伤大雅。假使希腊文明从未存在过，我们或许会畏惧上帝并且正确对待邻人，我们也许会进行艺术实践，甚至会学会怎样设计还算简单的机器，但是我们不会成为，无论那是好是坏，完整的人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