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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如果说我们时代对希腊人的反应有什么典型之处，我想那就是我们觉得希腊人确实非常古怪，正因如此，如果我们遇到他们写的和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近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怀疑我们误解了这些文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相像，双方做出的假定和提问之间的差异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令我们动容。举个例子，《蒂迈欧篇》（Timaeus）中的一段： “这就是永恒的神关于将会出现的神的全部计划，他就这样给他一个平滑的身体，其表面在各个方向上都和其中心等距，那是一个完整而完美的身体，从各种完美的身体中成形。他在中心处放上灵魂，让它分散到身体里并且成为其外部环境；他还把宇宙变成一个圆环中运动的圆环，单一而且孤独，可是因为它具有颠倒反转自己的优点，它不需要友谊或者相识。他怀着这些目的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受祝福的神。” 显然，这种思考对我们来说和任何非洲部落的习俗一样奇特。即使是我们中数学知识最贫乏的人也吸收了数字作为解释自然的工具的现代概念，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的思维状态中去把数字看成是物理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实体，不会进而去认为一个数字会比另一个“更好”，正像我们不会再回到对感应巫术的信仰中。对我们来说，柏拉图式的对神的道德本质的假设也和他的形状一样奇怪。我们也许相信也许不信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唯一能够考虑去信仰的神是受难的神，他要么是像泛神论的神那样自然出现并不自觉地受难，要么像基督教的神那样自觉地受难，因为他爱他的人类而为他们牺牲；那种志得意满的神不足以引起我们去提出他是否存在的问题。 要我去侵入众多伟大人物毕生研究的领域是放肆的。为了减少这种冒犯，我只能试着把我的议论限制在我略有所知的一个方面：对各种希腊的和我们自己的关于英雄的概念的比较，这也能说明我们和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五 荷马的英雄：荷马的英雄具有军事上的德行：勇敢，足智多谋，胜利时的宽宏大量，还有在失败时表现出异常程度的尊严。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超常的行为中，旁人作为评价者被迫承认“他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的动机是从能与他相比的人们那里获得仰慕和光荣，不管他们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他用来生活的信念是对荣誉的信念，那不是像律法一样的普遍的要求，而是个人的要求：我以此要求自己，考虑到我个人的成就，我有权力去要求他人。 他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也就是说，他不比别人受苦更多，但他的死却具有特殊的悲情——伟大的战士和最低贱的乡下人最终殊途同归。他仅仅存在于他和另一个英雄的个人碰撞的那个时刻；他的将来是他人的过去。荷马的英雄最相似的现代对等物是王牌飞行员。因为他经常参与单独的战斗，他认得出敌方单个的飞行员，而战争对他而言意味着个人的竞争而不是政治问题；实际上他和敌方的王牌飞行员的关系要比他和己方的步兵团的关系更密切。他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侥幸的逃脱，经常会有生命危险。运气好坏的影响，突然的引擎故障或者不可预测的天气变化都非常关键，结果偶然的机会主导了个人的干预力量的所有方面。他被保护的时候是他的好日子，他被对手计划攻击的时候是坏日子，这些想法和有朝一日他会因为命运的力量而死的信念，几乎都成为了他不可缺少的生活态度。 然而在战斗机飞行员和荷马的英雄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要对他们做出的紧密类比，我们必须想像世界的历史处于连续的无数世纪的战争中，而战斗机飞行员是世袭的职业。因为《伊利亚特》的基本假设和所有早期史诗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显得奇怪）是人类的正常状况是战争，而和平是中间偶然喘息的时间。在前台上的是陷入战争的人们，杀人或被杀；远处是他们的妻儿和奴仆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天空中是不知道悲伤和死亡的神，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战争的景象，偶尔插手；在所有这些的周围是冷漠和不变的包含天空海洋和大地的自然世界；这就是事情的面貌，它们一贯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因此，任何冲突的结果都没有道德的或历史的意义；它给战胜者带来欢乐，给失败者带去悲痛，但是双方都不能想像去提出关于正义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伊利亚特》和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或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较，我们看到现代作家们首先深刻地关怀历史性的问题：“亨利四世或拿破仑是如何掌权的？”，“邪恶或者国际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其次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战争对人类道德的影响是什么？”，“跟和平相比，战争鼓励什么德行和罪恶？”，“不考虑双方的个别人物，霍茨波 （Hotspur）或拿破仑的失败促进了还是推迟了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这些问题对荷马来说没有意义。荷马确实为特洛伊战争给出了一个原因，引起争议的金苹果；但这既是一个来自神的原因（也就是说不受人类控制），又是一个琐碎的原因（也就是说荷马没有严肃地对待它而是把它用作开始故事的手法）。他也确实对他的英雄人物做出了道德评判。阿基里斯本不应该因为他和阿伽门农的争吵而拒绝帮助希腊军队那么长时间，他也本不应该那样对待赫克托的尸体，然而这些都是小缺点，它们既不能干扰战争的结果，也不能影响他的英雄主义最终的证据，也就是他战胜了赫克托。 赫克托之死引起的悲情是简单的：高贵的人物被打败了；霍茨波的死引起的悲情则是反讽的：他比哈尔亲王更能引起同情，但是他死于保卫错误的理想。进而言之，在荷马的世界里战争就是标准，所以没有对战争英雄的批评。阿基里斯的愤怒永远不会像克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的愤怒那样成为人物的悲剧性的缺点。荷马也可能描绘阿基里斯洗澡，但那只能是一个简单的对英雄洗澡的描绘，而不是像托尔斯泰对拿破仑洗澡的描绘那样，能够显示出战争的英雄其实和为他而死的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脆弱。尽管把荷马的英雄描绘成神的木偶是不公平的，但他的自由选择和责任的空间确实很有限。首先他是生来如此而非后天养成（他经常是某个不朽的父亲的儿子），因此尽管他有勇敢的行为，他不具备我们所谓的勇敢，因为他从来没感觉到害怕；其次，他展现英雄主义的情境是给定的；某些情况下，他可以选择是否战斗，这个或那个对手，但是他不能选择他的职业或者立场。荷马的世界悲伤得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从未超越直接的时刻；人高兴，难过，战胜，失败，最终死去。这就是一切。欢乐和苦难就是人在那个时刻感到的东西；它们没有超越这些的意义；它们来了又去；它们没有方向；它们什么也不改变。这是一个悲剧的世界，但它没有罪恶因为它的悲剧性的缺憾不是人类本性中的缺点，也不是单独的人物的缺点，而是存在的本性的缺点。 悲剧英雄：荷马史诗中的战士-英雄（及其非军事的对等物，品达颂歌中的运动员）是一个贵族的理想。他是每个统治阶级成员应该去模仿的对象，是每个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应该毫不嫉妒地去仰慕和毫无恨意地去服从的对象，他与神最大限度地接近，在人类的可能性范围之内，他被构想为理想的强大的神圣存在。 而在另一方面，悲剧英雄不是理想而是警告，这个警告不是给贵族的听众的，他们是另外的潜在的英雄个体，而是给城邦的平民的，他们是集体的群众。在戏剧开场的时候，他出现于光荣和好运之中，他拥有血统和成就已经显示了荷马意义上的卓越素质。到了结尾的时候，他已经陷入了非同寻常的苦难，也就是说，他比合唱者们受苦更多，那些人是没有任何显著成就的公民。他受苦是因为他身处冲突之中，那不是与别的个人的冲突而是与正义的普遍律法的冲突。而结果是，让他有罪的实际的对正义的违背不是他有意识的选择，因为他无法避免它。典型的希腊悲剧英雄的处境是无论他怎么做都是错的——阿伽门农要么杀死他的女儿，要么丧失他对军队的责任；俄瑞斯忒斯要么不服从阿波罗的命令，要么去犯杀母的罪行；俄狄浦斯要么坚持提问，要么让底比斯被瘟疫毁灭；安提格涅要么她对死去的兄弟不负责任，要么对她的城邦不负责任，如此等等。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知不觉地犯罪或者违背自己意志地犯罪的处境中，这种处境显出他的另一种罪，神因此让他为之负责，这就是狂妄自大，这种夸大的自信让他认为自己具有的所有的优越性让他成为一个不会受苦的神。他有时候却并非总是在行为中展示这种狂妄自大——阿伽门农走在紫色的地毯上，大流士试图在达达尼尔海峡架桥——但即使他没有狂妄自大，他也一定被认为是这样的，否则他也不会因为其他的罪行而受到惩罚。尽管目睹了悲剧英雄从欢乐坠落到悲痛的过程，群众知道荷马的英雄也并非他们应该敬仰和模仿的理想人物。相反，强大的人被他的力量所引诱进而成为神所惩罚的不敬的人，因为神之所以是神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地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完美地公正。他们的力量只是加强他们的公正的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