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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则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1]近二三十年，在美国兴起了一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潮，在欧洲和日本也有响应，并渐形成巨流。其中主要的著作有：?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P?A?柯文教授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2]，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和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人们夸大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变革主要是内部因素所致，要求从中国本身发现自己的近代史。? 1997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A?麦迪森教授发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3]，按购买力评价估计1700年到1820年欧洲的GDP增长了2?25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2?3％增为26?6％，同时期中国的GDP增长了2?76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1％增为32?4％，优于欧洲。这以后，中国的GDP大幅度下降，1952-1978年仅占世界GDP的5％。但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增长。可望于二三十年后超过欧洲。? 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王国斌教授出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4]，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与欧洲的经济都是按照斯密型动力发展的，到1800年左右也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的制约。而这时，由于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和矿物资源的利用，西欧经济转向由城市工业型动力推动，中国就显然落后了。? 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的A?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5]，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中国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以致能吸收一半世界生产的白银。欧洲正是在亚洲进入周期性衰落之际，利用白银贸易，"爬上亚洲的肩膀"，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而到今天，世界经济中心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 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K?彭慕兰教授发表《大分流》[6]，认为1800年以前是个多元世界，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 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欧洲之首先实现工业化不是由于欧洲传统文化及制度上的优越性，而主要是两个颇具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核心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后者尤为重要。?这些著作在国外和中国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辩，发表了大量论述，形成一大高潮。所讨论的问题，目前尚难定论，本文只是对上述学者在研究中提出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作些评论，统名之曰新思维。? 一、 中心论问题? 讨论中心论应区别两种含义：一是世界经济中心，一是所谓历史中心。在海运和贸易发达、各国经济交往频繁以后，最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会形成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能否定的。至于历史中心，说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乃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自当摒弃。不过，我们所讨论的19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不仅是指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包含了西方历史中心和西方优越论的思想，因而是需要辩清的。?所谓历史中心论是一种文化一元论。它源于柏拉图，明确于基督教教义，经18世纪唯理学派论证，而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乃是绝对精神即世界理性的逐步展开。它由东方民族经希腊、罗马民族，到日尔曼民族即普鲁士王国而完全实现。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多元的，但在历史上是一元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世界历史民族"，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化）"具有绝对权力成为世界历史当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而同时存在的"其他民族精神是无权的"[7]，?不能体现世界理性。这种历史或文化中心论曾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历史学家?0?斯宾格?勒认为历史上各文明民族的文化是平行的，并且是等价的。民族间有文化交流，但不改变民族文化本质。"我们赞美一种外来的思想"，但"实际上是对这种外来思想的性质的改变"[8]， 然后予以吸收。这是有道理的，如中国吸收佛教思想改变成禅宗。A?J?汤因比研究了古今21种民族的文明，也认为这些文明是同时代的和价值相等的，没有一个中心。他指出当代所称"西方中心"是由于"西方文明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于是错误地"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9]。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I．柏林提出，各种文化是不可通约的，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当然也没有一个中心。同样著名的S．P．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既是冲突，自无中心。反对派L．米勒著《文明的共存》，同样没有一个中心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化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乃至专门提出"非中心化"（decentering）的理论。历史学家M．福柯就是非中心论的代表者。? 19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应予适当批判，但为此又提出一个中国中心论则没有道理。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译成中文版时加上了一个原本没有的副标题："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是个误解。柯文的书以讲政治、文化和民间社会为主，只第三章讲经济。他探讨了近代中国发生的大事，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同治改良主义运动等，认为虽然受到外国思想影响，但从其动机和对象说都是国内的。他专门考察了龚自珍、王韬、魏源、梁启超，认为他们的改革思想的根源主要还是本土的。孙中山是受西方教育最多的，而黄兴则否，整个辛亥革命并不是"现代"战胜"传统"，而是中国社会本身的政权之争，绅士和民间社团是主要支持力量。洋务运动是受西方经济的冲击而来，但限于沿海城市，从广大内地和下层民众看，西方的冲击力是有限的。柯文著作的最后一章标题是Toward a Chinese?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但不是"中国中心观"。他屡次提出要注意中国内部的能动因素，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路"（Chinese?centered approach），找出中国自己的"故事线索"。在西方史学界中，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我读到柯文的原书后，就写了一篇《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内部和外部因素》[10]。1987年在武汉召开的对外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并以"内部和外部因素"作为议题之一。? 弗兰克的《再现东方》是大声疾呼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他又构造了一个中国中心论。他主张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研究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这是个很好的观点。前此，已有两部用世界观点研究经济的三卷本巨著，即1981年F．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1]，和18 89年I．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2]，都很值得一读，虽然布氏对中国的论述不免误解。布罗代尔是讲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心由意大利城邦国家转移到荷兰共和国，又由荷兰转移到英国，再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这当然正确。沃勒斯坦是拉美学派，用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理论说明欧洲与拉美等落后国家的不等价交换，也是有道理的。弗兰克原属拉美学派，曾盛赞沃氏著作。但在1998年的《再现东方》中他改变了主意，批判沃氏，认为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丝绸之路，与人合写《五千年世界体系》，中国又变成为历史中心了。? 就16-18世纪而言，中国经济繁荣也许领先于世界，至少不逊于欧洲。但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则缺乏实证。弗兰克的主要依据是欧洲用得自拉丁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等，以至17、18世纪世界生产的白银约有半数流入中国，因而他的书在出中文版时改称《白银资本》。这个论据是难以服人的。我曾对白银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0-233，275-287页。。据我看，弗氏对实际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偏高。并且，这时期中国吸纳的外国白银只是供国内货币和银饰之用，中国并未实行重商主义，流入的大量白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革命，也没有大量转化为资本。还有，最大量的白银流入是在18世纪后期，占两个世纪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据弗氏说，这时亚洲经济已进入衰落，中国也面临着急剧的失序了。?二、中西比较研究? 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欧洲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社会，而中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单批判欧洲中心论无济于事，还是要切切实实对中西经济作比较研究。麦迪森、王国斌、彭慕兰都是把重点放在比较研究上。?比较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哪方更富裕些。一是制度性比较，即双方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精英等的作用，哪方更先进些。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没有一个综合的指标。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是用GDP来衡量，这是个很好的客观标准。但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事实上，他对宋代GDP的增长估价甚高，而对1280-1820年的估计则是以人均产值不变的假设为基础的，也就是明清经济停滞的观点。1947年他的著作正式发行前，麦迪森曾来华讲述，我作为评论员之一，曾指出这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主要是讲1952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那是无可非议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在比较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上都有重大突破。过去，西方学者多半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缺少了什么，或者多了什么阻力，以至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就把欧洲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各国工业化过程都要走欧洲同一道路。王国斌批判了这种决定论或逻辑实证论的历史观，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正像发现新大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一样，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毋宁是带有偶然性的事件。于是，他提出另一种比较研究的思路，即一方面以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以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通过比较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创立新的历史观。[13]这也就是从具体历史过程（而非抽象模式）的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 经过对中国和欧洲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这是主要的），并17世纪中国农村工业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王国斌得出双方有很多相似性的结论。而最根本的相似即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是从属于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缓慢增长。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他认为，18世纪中国和欧洲，尤其在双方的核心区即长江下游和英格兰，双方都已面临但并未达到马尔萨斯危机。而正在这时，欧洲因发现新大陆而扩大了资源的基础，这远胜于中国开发边疆所能扩大的资源基础。同时欧洲空前地大量开发矿产能源，突破了对有机能源的限制，并导致工业机械化。于是，欧洲走向以城市工业或工业资本主义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中国仍保持斯密型动力的缓慢增长分道扬镳。可见，王国斌是以经济发展动力为综合指标进行比较研?究的。?? 在我受托为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中文版作《序》的时候[14]，他还没有增写他书的最后一章。在他重写的题名"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的这一章里，他进一步发挥了比较史学不仅是比较异，而且要比较同，要由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存在的普遍性的理论。这实际上是改造了新康德主义的历史观，解决了长期争论的历史有没有普遍规律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他还以专节提出"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常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多是采取回顾性分析方法，即就已发生的事情，回溯其发生的条件和原因。这种分析法的好处是，人总是据其所处的时代回溯历史，每一时代的回溯都会给历史以新的意义。而这种方法的最大毛病是会出现目的论或先验论，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作必然的或"应当如此"的事情。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文化特殊性的结果就是这样来的。前瞻性分析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是在某一时间点上，例如18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环境，分析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甚至找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对以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能给以历史的解释。历史本来是多样性的，多样之中富有共同性。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可以避免先验论的历史观，开拓思路，符合历史多样性的本来面貌，取得比较恰当的判断。? 彭慕兰的《大分流》采用了王国斌的历史观点和比较研究方法，又有创新。他取材甚广，征引文献600多种，包括中国学者的最新论述。这时在美国，有两项反对欧洲中心论并对中国史提出崭新观点的著述引起了热烈讨论，即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研究的危机》[15]，李中清、王丰的《人类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6]。彭慕兰赞同李中清等关于中国家庭早有控制生育的措施和18、19世纪人民生活略优于欧洲的论点。他反对黄宗智关于明清经济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的论点，而取用黄关于江南经济"内卷化"的概念，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十分注意生态制约问题。除一般考察外，彭慕兰把双方核心区，即中国的江南地区和欧洲的英国，作为比较研究的代表。认为18世纪，无论在人口、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方面，或在制度、资本积累和生产技术方面，双方虽各有短长，而总的看是旗鼓相当的。既然双方经济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市场起到制约作用，那么，哪方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能更适应斯密型增长的要求。也就是市场成了综合指标。他大力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贸易、行会垄断、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迁徙的量和自由度。结论是：江南比英国略有优势。? 据他考察，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资源有限，到18世纪，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以至有不能持续发展或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指标，即看哪方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原则。新古典的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有望于跃过斯密极限或避免内卷化。于是他着重比较了17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地区（纺织业为主）和江南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并为此作了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结论是：欧洲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 那么，为什么英国首先实现工业化呢？如前所述，他主要归之于两项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因：一是英国的煤矿恰临近工业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开发。英国煤矿不仅有地理之便，而且矿区多水，用蒸汽机排水，使得这一新发明因昂贵的机器得以不断改进和推广。江南需从华北远地运煤，实际是加深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并且华北矿区干燥，重在竖井通风，毋需机器化。美洲殖民地为英国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和积累了资本，但这不是主要的，因江南也有广大的外围地区，可担当同样任务。主要的是美洲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棉、木材、玉米、烟草等土地生产品，使英国省出?2 300?万英亩土地以供它用。这等于是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了自己的生态瓶颈，避开内卷化。江南则无此便利。 注释 [1] 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paradigm)首见于Ssu?yu Teng(邓嗣禹)and John K.Fairbank(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s,?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又见于多次再版、流传甚广的Paul H.Slyde and Burton F.Beers,?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1830-1965,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4??th?.ed. 1966 .[2] 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中译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 [3] 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中译本《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4] R.Bin Wong,?China Tra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Con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译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译本《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6]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World Economy?.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大分流：欧洲、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 [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4页。 [8]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5页。 [9]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52页。 [10]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125页。 [11] 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但弗兰克批判的是1929年出版的第一卷?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18 Century?. [12]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 这种比较方法是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编的"国家形成"编中提出的，但在"导论"中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适用。 [14] 这篇序曾以《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思维》先发表于《读书》1998年12期。 [15] 原载Modrn China,Vol.17,no.3,July,1991.中译本收入黄宗智文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6] 中英文本同时出版。中文本陈卫、姚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