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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 作者：李恭忠 近二十年來，隨著新文化史學的活躍和政治史的復興，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成為國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近來亦開始為漢語學界關注1。作為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史上的重要表徵，民國時期「國父」符號的塑造，是一個自覺、系統、持續的過程，尤其值得考察2。本文對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現民國時期政治文化的一個獨特面相，並期望引發更深入的批評和研討。 一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際，國民革命的精神導師和最高領袖孫中山卻先行病逝。4月2日，遺體移往北京西山碧雲寺暫厝，國民黨人隨即著手在南京為孫中山修建陵墓。對於中山陵的設計，國民黨人有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體現「開放的紀念性」：陵墓既要突出鮮明的紀念性，全面彰顯孫中山的「國父」、「革命導師」形象；又要體現平民精神，兼具遊覽功能，便於遊人參觀、休憩，富有現代公園氣息，表達出時代新氣象，從而作為一個巨型的時代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新的「中國」的象徵。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建築方案，基本貫徹了這一立意。實際建成以後的中山陵，整體結構簡潔，各項建築從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勢構成一個開闊的斜面，顯得明朗而宏壯，彷彿一個安坐的巨人，正敞開胸懷歡迎謁陵者的到來。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圖案、色彩和文字襯飾，處處體現樸實莊重之感，在在強調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追念和尊崇，昭示著後來者的責任和義務之所在3。真實的孫中山已不復存在，而通過這種物化途徑，孫中山的形象庶幾得以長存。 著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時，留守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籌款五十萬元，在廣州修建孫中山紀念堂和紀念圖書館。當時，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困窘，但還是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職員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詞附加費、銷售孫中山紀念章、發動各校學生向全社會勸捐、要求各縣縣長擔任額定募捐任務，等等，千方百計籌措這筆款項4。儘管因為時局和經費原因，中山紀念堂未能如期開工，但廣州國民黨當局如此重視這件事，說明它並非尋常建築可比。 內中深意，《廣州民國日報》的一篇社論作出了詳細闡述。社論首先指出興建這類公共建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人從來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間往往以一種建築物，把那種共同生活表徵出來。舊時……對於家族，對於神教，昔人還有一種公共的建築物，去表現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來，而現在到了國家主義的今日，沒有一種東西所以象徵「國」的，豈不是使人民陷於不知所以團結之危險乎？ 既然家族時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權時代的人建廟以拜神，「今日非有國無以生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一紀念國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廟以紀〔念〕此革命之神也。」社論作者認為，今日愛戴國父、紀念革命之神，與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樣的，「不過今日的熱誠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罷了。」因為，「中山先生為中國之元勳，他的自身，已為一個『國』之象徵，為他而建會堂與圖書館，定可把『國』之意義表現無遺。」於是作者大聲呼籲：「愛你的國父，如像愛你的祖先一樣，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樣，努力把『國』之意義在建築中象徵之出來，努力以昔日建祠廟之熱誠來建今日國父之會堂及圖書館！」5 這篇社論可謂淋漓盡致地闡述了國民黨人的政治文化觀，即公共符號的文化「表徵」或「象徵」功能，在建構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為國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孫中山的軀體既已不能復生，於是需要實體性的紀念物來表徵其主義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孫中山塑像、一個以其命名的建築實體，也可以讓人們心中的記憶和情思得到寄託、得以外現，從而煥發出異樣的熱情和力量。從國民黨人的舉措和言論來看，他們顯然非常明白這一點。 二 主義的獨尊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經歷了一番思想、組織和人事上的動盪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蔣介石為核心、以南京國民政府為旗幟的國民黨內部已經形成了新一代權威結構，並已取得了全國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開始實施「訓政」。1929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立了訓政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國民黨訓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對孫中山「遺教」的獨尊。1929年3月21日，國民黨三大通過兩項決議：（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根據總理教義，編制過去黨之一切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毋令反動思想再存留於本黨法令、規章內，以立共信共守之典範，鞏固全黨之團結。」（二）「確定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6。 為何這樣做？國民黨三大對此解釋得非常清楚。孫中山是國民黨的締造者，其「教義」是「全黨建造國家之準繩」，生前即為全黨之依歸，死後亦當為全黨之準則。中華民國完全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所締造，其「教義」從一開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經成為「中華民國所由創造之先天的憲法」，「且應以此為中華民國由訓政時期達於憲政時期根本法之原則」。因此，自認為有權「代表國民行使政權」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賦予「總理遺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為全黨全國的「最高根本法」，用它來統一「全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和「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7。 南京國民黨當局此舉，意在樹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有黨內政派鬥爭的複雜背景，以往學者多有論述，此不贅言。僅就一般意義的政治論理而言，此舉顯示了國民黨人在邏輯上的三個特點：一是本本主義，只會搬用孫中山自己的言論，「凡此要義，皆可以總理遺教為之證明」8。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慚地說全國人民已經「服從」、「擁護」「總理之遺教」，後者「在國民之意識上已有根基，在社會之群力上已有淵泉，在法理之根據上已有普及全國造成統一之效能」9。三是權威自命，張口閉口就是「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10，儼然「朕即國家」。 這種邏輯，不用說在公共生活領域難以通行，即使就政黨政治本身而論，也與二十世紀以降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難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多個「主義」：戴（季陶）─蔣（介石）記三民主義、汪（精衛）記三民主義、胡（漢民）記三民主義、孫（科）記三民主義，以及鄧演達的三民主義等11。黨內既已如此，黨外自不必提。就在國民黨三大剛剛開完不久，自由主義旗手胡適即發表文章，尖銳抨擊國民黨獨尊所謂「總理遺教」的做法：「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現在卻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12。 獨尊「總理遺教」的另一個後果，是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綱領變得僵化，妨礙了它隨著時勢變化而發展。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並不能囊括孫中山思想的全部精華。再者，孫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並非至善至美的現成治國方案。一個「革命之後」的執政黨，其政治綱領貴在能夠不斷創新，積極適應時代趨勢，努力引領社會變革潮流。國民黨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來規制不斷變化的社會歷史潮流。由此可見，國民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創造性已現貧乏跡象。其後果是甚麼？即胡適在1929年指出的13： 現在國民黨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 三 符號的聖化 南京國民黨當局獨尊「總理遺教」的同時，也著力將「總理」這一符號加以神聖化。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國民黨當局的宣傳基調，集中體現了這一點14。 早在1929年1月17日，國民黨中常會就通過了關於「總理奉安」的宣傳方案，具體包括六項子計劃：（一）總理安葬日紀念辦法；（二）全國舉行總理安葬日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三）沿途各地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四）南京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五）北平送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六）迎櫬宣傳列車計劃15。隨後，國民黨中央制定了統一的宣傳要點、宣傳大綱、宣傳標語、口號、傳單、文告、詞曲，以指導、規範各地各處的宣傳活動。所有這些要點、大綱、標語、口號，都極力將孫中山塑造為融會古今中外文明精華、指引中國和世界人類拯救之途、至高無上至大無私的現代救世主。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大綱，試圖為孫中山作出蓋棺定論：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國救民之偉大的革命事業，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古今中外之偉人中，如總理者誠絕無而僅有也。……總理之肉體雖死，而總理之精神人格與革命主義，將必永遠如日月之明，朗照著我民族國家及世界人類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傳標語、宣傳口號中也有類似表達：「總理是艱苦卓絕崇高偉大的革命導師！」「總理是三民主義的創造者、中華民國的創造者！」「總理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16 應該說，上述論調並不是國民黨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之後，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追悼活動中，就出現了許多類似的評價語言。國民黨人光明甫輓聯云17：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當之，惟建樹不同，晚季矜管樂才，實於中國仁聖賢人中，獨具一格；近如列寧，遠如盛頓，世無健者，則先覺誰屬，匹夫行湯武事，置之大地革命歷史上，各有千秋。 這個評價還算比較客觀。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輓聯云：「……革命若湯武，揖讓若堯舜，悲憫若孔孟，救世捨身若耶佛……」前革命黨人楊銓輓聯云：「……視仲尼馬克思盧梭皆如無物；……合朱元璋華盛頓列寧而為一人。」18這樣的評價，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傾向了。「奉安」期間的宣傳話語，正是對此前已有的評價進行有選擇的綜合與提煉，進而形成一個絕無僅有的巨型政治符號。 當然，南京國民黨當局著意彰顯一個至大、至德、至聖的「總理」符號，並不僅僅是為了讓孫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們更希望借助這一神聖符號，來凝聚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認同，增進新生的「黨治」國家權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前述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就明確表達了這一立意。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一方面努力彰顯孫中山的崇高和偉大，另一方面也極力強調國民黨對孫中山開創的「道統」的承接，以及自己在當前和今後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承繼總理的遺志、實現總理的主義、完成總理的事業，自應由總理所手創之本黨領導民眾共同奮鬥」，「總理已逝，則確能保障與繼續實行總理之一切遺志遺教者，唯有總理所手創所託付之本黨，為能擔負此大任。……故凡我國民，務須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始終堅決的擁護本黨、贊助本黨。」19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修改黨章，黨內設總裁，代行「總理」之職權20，並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明確提出他「是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的唯一的正統的繼承者」21，要求人們「像歐洲殉教徒一樣」來「服從總裁」22。問題在於，以「總理」忠實繼承者自居，挾「總理」餘威而號令國民，如此權威自命的姿態和做法，是否能夠收到國民黨人預期的效果？顯然值得懷疑。 四 儀式的推展 在國民黨人的控導下，紀念孫中山的活動逐漸演變為制度化的準宗教儀式，與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體信仰的整合緊密結合起來，被用於加強國民黨陣營內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務於集權統一的黨治國家的建構。 （一）總理紀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國民黨在京中央執行委員召開全體會議，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的議案，並訓令全黨，以後每逢開會，應先由主席恭誦總理遺囑，全場起立肅聽23。1925年5月，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再次訓令全黨，重申前述恭讀總理遺囑儀式24。 1925年4月，「為灌輸大元帥主義精神於各官兵頭腦中永久勿忘起見」，建國粵軍總部制定七條「總理紀念周條例」，要求所屬各部於每周一上午十時舉行總理紀念周，具體程序如下：向孫中山像行三鞠躬禮，默念三分鐘，各官兵同時宣讀孫中山遺囑，官兵長演說孫中山的主義及革命歷史。「對於本條例如有陽奉陰遺（違）等行為，一經查覺或舉發，除將其應負責之官長撤差外，並另予分別議處。」25上述規定並非具文。到1925年5月15日，粵軍總部的紀念周已經舉行至第三次，儀式由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親自主持，並請順道而來的汪精衛發表演講26。這是國民黨陣營中最早的制度化的總理紀念儀式。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正式通過如下決議：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場所應懸掛總理遺像，凡集會開會之前應宣讀總理遺囑，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周一次27。隨後，國民黨中央又制定了《總理紀念周條例》八條，要求國民黨各級黨部、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由各級黨部常務委員或各該地最高長官主持，每周舉行一次總理紀念周儀式（程序大略同前），以「永久紀念總理，且使同志皆受總理為全民奮鬥而犧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繼續努力，貫徹主義」；「（黨員）不得無故連續缺席至三次以上，違者分別處罪」；「對於紀念周執行不力或有陽奉陰違等情事者，一經查覺或舉報，將其應負責之常務委員或長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別議處。」28 這些決議和條例，正式確立了總理紀念周儀式在國民黨體制內的法定地位。隨著國民黨逐漸掌握全國政權，這一儀式在全國推廣開來，取得了國教儀式般的地位，不僅頻繁出現於政治生活領域，還逐漸影響到社會生活領域。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權「行憲」之際，國民黨中央才決定，各機關團體停止舉行總理紀念周，免讀國父遺囑，不懸掛黨旗29。 （二）謁陵紀念 國民黨人從一開始就決定把中山陵建成一個開放的儀式空間。陵墓圖案徵求條例中規定，祭堂前必須有「可立五萬人之空地」30，以便舉行祭禮。1929年6月1日孫中山正式安葬，6月2日起陵墓開放三天，一時遊人如織，途為之塞31。1929年9月，陵園管理當局──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頒布《謁陵規則》，規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對遊人開放32。據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警衛處不完全的統計，從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謁陵者即有33.5萬人，最多的月份達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33。1932年謁陵者6.5萬人，1933年11.5萬人，1934年19.7萬人，1935年24.9萬人，1936年16.4萬人34。 眾多謁陵者中，既不乏自發的、零星的遊人，更常見的是有組織的謁陵隊伍。孫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謁陵，在祭堂行禮35。此後，國民黨當局借助組織途徑，圍繞中山陵持續展開了一系列近乎儀式化的行為。每年元旦、國慶日、孫中山忌辰紀念日、孫中山奉安紀念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國民黨中央當局往往在中山陵舉行大型紀念典禮，集體參謁陵墓，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各特任官、在京各機關文官簡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員都必須出席。特別是孫中山誕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紀念日，全國各地、各機關還要組織類似的紀念活動，少則幾十上百人，多則成千上萬人，近乎於宗教儀式。此外，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期間，或者遇上重大的臨時事件，中央當局也要組織集體謁陵活動。各級黨政軍警機關、社會團體、學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組織，往往在其活動計劃中安排集體謁陵項目。顯然，國民黨人想通過持續而大規模的謁陵紀念活動，使國人不斷重溫「總理」／「國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個國家當前和今後的記憶和認同。 五 實至名歸 在國民黨當局主導和全方位推動下，到1930年代中期，「國父」形象已經實際建構起來；但「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卻要到抗戰期間。 早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各地的悼念活動中，「國父」稱呼即被廣泛使用。1925年3月21日，胡漢民等留粵國民黨要人聯名發布宣言：「今孫大元帥不幸薨逝，漢民等痛喪國父……」36《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3月31日社論中多次稱孫中山為「國父」，該報刊登的文章標題中也使用「國父」一詞37。1925年4月廣州舉行追悼大會，國民黨當局的祭文稱：「……先生死而民國喪其國父，吾黨亡其導師，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38各界輓聯更是廣泛使用「國父」一詞。北京《民國周報》輓聯云：「國父云亡……」上海華東公學追悼大會輓聯云：「……四百兆人民同悼國父……」江蘇吳江縣震澤稅務所所長崔蔭芳輓聯云：「……未竟全功亡國父……」江蘇無錫追悼大會，共產黨人秦邦憲輓聯亦提及「追悼國父」；江西贛縣茅店商界輓聯云：「……皇天奪我國父，人群失了導師……」南洋麻厘吧阪中華會館學校輓聯云：「……薄海悲號哭國父……」華僑黃元標輓聯云：「偉哉孫公，……惟華盛頓共享英名；嗚呼國父，……與俄列寧同芳史冊」39。可見國人已明確將孫中山與華盛頓、列寧相提並論，並譽之為中國「國父」。不過，該詞此時尚為民間用語。即如胡漢民等人宣言中所言「國父」，亦不具備正規名稱的性質。 1929年孫中山正式安葬期間，國民黨當局的正式文書中除了使用「總理」稱呼，亦出現了「國父」一詞，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標語「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正式祭奠文書中使用得更頻繁。1929年5月26日，孫中山靈櫬從北京西山碧雲寺起靈南運，南京當局特派迎櫬專員林森等作〈奉移文〉云：「……維國父之棄世兮，忽忽乎逾四……」〈啟靈告辭〉云：「……於穆國父，功侔湯武……」。靈櫬抵達南京後停靈公祭三天，國民黨〈中央黨部祭文〉提到「國之父，人之師」，〈國民政府誄文〉云：「……弘惟總理兮，先覺先知；民國之國父兮，人類之導師……」國民政府考試院祭文三次提到「國父」，〈監察院誄文〉云：「……國父殂喪，海咽山崩……」40。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製作、發給各地於奉安期間使用的輓歌，歌詞中不使用「總理」，而使用了「國父」稱呼。可見，孫中山的「國父」頭銜已得到事實上的承認，只是未經正式行文確認而已。 「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是在抗戰期間。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陪都重慶召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領銜提議：「請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後應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崇敬。」41這一動議的提出背景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國民黨人對孫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國人認同、激勵抗戰士氣的現實考慮，還有汪精衛集團打著「實現國父遺志」旗號另立漢奸政權、混淆視聽的特殊形勢。1940年3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正式通過林森等人在六中全會提出的議案42。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訓令43： 案奉中央執行委員會……函開：本黨總理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本追遠，宜表尊崇。茲經本會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一致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相應錄案函達，即希查照，通令全國一體遵行。……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 至此，孫中山的「國父」名分正式確立，並逐漸在各種正式場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開來。 六 被褻瀆的「國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南京的汪偽政權，為了顯示自己才是孫中山的正宗繼承者，更加強調「國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強行接收北京協和醫院，意外發現一盒孫中山內臟切片和臘塊標本，還有一冊臨照片。此係1925年該院為孫中山遺體作防腐手術時暗中留下，孫中山家屬、隨伺的國民黨人均不知情。汪精衛獲知此事欣喜異常，1942年3月，專程派「外交部長」褚民誼與侵華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等人交涉，將此標本帶回南京中山陵安放44。汪偽當局為此大造聲勢，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國父遺臟敬謹安放禮」，儼然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偽國民黨中央決定制定「崇敬國父儀式」的具體辦法，比如拜謁中山陵時的嚴肅禮節、群眾集會時「向國父陵寢遙拜」、外賓到達南京時首先赴陵園參拜等，通令「全國」一體執行。此舉的理由是45： 中華民國之產生，出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手，故國人尊之為國父，允宜萬方崇拜，中外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儀式……蓋如是可使因崇敬國父之偉大人格而尊重中華民國之國格，服膺國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義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與南京國民政府時代一樣，汪偽政權定期組織「國父逝世紀念」、「國父誕辰紀念」活動，而且相關程序更加細緻。比如1943年11月的「國父誕辰紀念」，汪偽國民黨中央要求「全國」同時舉行紀念儀式，「禮節悉依中央祭典，由廣播電台傳達（唱國歌時全國同時齊唱）」，來不及參加禮者「於規定祭告之時間一律須就所在地肅立致敬」46。這種儀式，與帝制時代的祭祀典禮頗為相似，均為一種對秩序的主觀想像。1942年，汪偽當局成立了「孔廟管理委員會」，人員、經費由「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兼任，負責南京朝天宮孔廟的管理。並且規定，每年舉行春、秋兩次祭孔典禮，其組織工作、程序安排、具體儀式，均與紀念孫中山誕辰、逝世的活動類似47。當然，如此細緻的程序安排，並非真的為了崇仰「孫聖人」、「孔聖人」，而是想通過這種步調一致的儀式行為，將「全國」、全體被統治者納入高度紀律化的體系之中。 汪精衛甚至親自為謁陵活動開列具體注意事項。1943年3月12日，汪精衛手令偽國民政府參軍處48： 本日在國民革命烈士禮堂行禮後繞行靈座時語音嘈雜，秩序紊亂，殊失肅穆嚴敬之儀。以後如遇祭孔廟、先哲祠、國父陵寢、先烈祠時，應注意事項如左：……（三）在國父陵寢禮堂行禮後繞行靈櫬一周時，必須注意以下數點：（1）一人一列先後相隨，不可二人並列，尤不可由後躥進及由旁闖入；（2）行步時步履宜輕，步武宜遲速維均，（3）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右入繞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左出，立於禮堂原處…… 一個政權的最高首領竟然專注於如此瑣事，汪精衛及其政權此時的實際狀態已可窺見一斑。 綜觀汪偽時期的「國父」崇拜，雖然有著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與整個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是一脈相承的。經過十餘年的累積，這種崇拜已經成為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備了慣性的力量，對當下政治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是汪精衛處處突出「國父」這塊招牌的原因。「國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淪為漢奸政權的護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國父」孫中山倘若有靈，不知復將作何感想。不過，汪偽政權愈是強調對「國父」的崇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虛弱的實質。 七 比較分析與思考 對於國民黨人主導的孫中山崇拜，還需要借助於更寬泛的背景，即世界範圍內的領袖崇拜現象，以及當時中國的政治走勢和國家認同情況，才能看清其意義和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領袖崇拜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討論近代民族主義時指出的，存在著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真實的、自發的民族主義熱情」，一種是「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49。領袖崇拜也可以這樣來看，即既存在著自發的領袖崇拜，也存在著「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領袖崇拜灌輸。 自發的領袖崇拜，是指存在於社會本身、普通民眾之間的對於英雄人物的崇仰，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和行為，近代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崇拜的興起即為典型。按照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分析，一方面，剛剛建立的美國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也沒有古老的英雄傳說，「亟需一個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50，來充當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堅民族的象徵。另一方面，商業頭腦對這種社會需求把握得很準確，並積極將民族認同的需要與商業利益的追求結合起來。最早將華盛頓生平事跡加以神化的威姆斯（Mason Locke Weems），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只要你願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喬治的骨頭賺很多錢」51。商業利益與民族認同的結合，催生了華盛頓崇拜並推動其持續進行，在增強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增進美利堅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所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則是政治集團甚或政治領袖個人本著擴大政治影響、增進政治權威的目的，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種種宣傳，或者倡導各種公共性的行動，來樹立某個領袖人物至高無上的政治形象。反觀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其興起純為國民黨中央的創制、發動，其進行亦基本由「黨」、「國」一體的國民黨當局所主導、推動，可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的典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央開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統一黨員的意志，鞏固黨的力量。黨內一些權勢人物，也希望利用「孫中山」這一符號背後的文化資源來加強和鞏固現實的政治權威。於是，孫中山崇拜熱潮在國民黨內部迅速升起。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又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整合民眾信仰、塑造「黨國」權威，於是將它推向全國，使之成為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的一道獨特風景。正因為此，孫中山崇拜表現為權威自命、內涵僵固、形式空洞三個鮮明特徵，民眾的自發性、主動性在這裏缺席。與其說這是一種大眾崇拜，還不如說是國民黨中央對其黨員和國民的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 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孫中山崇拜，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一方面，孫中山逝世後處於內憂外患的國民黨，需要統一黨員的意志，加強政黨自身的凝聚力，以實現孫中山的未竟理想。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認同仍處於建構過程中。既然傳統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話當中的黃帝，都可以作為這一建構進程的文化資源；作為「倡導共和，肇我中夏」52的開創型偉人，孫中山當時就被認為堪與美國華盛頓、俄國列寧媲美，他的事跡、思想和形象當然是建構新式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確實有一定的建設性作用。 但問題在於，倘若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灌輸，純為形式化的運作，並且以政黨，甚至是黨內少數權勢人物的自身利益為重，其積極意義便大受限制，甚至適得其反。對此，1928年輿論界的一番警告頗值得玩味53： ……中山在歷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關於中山個人者，蓋棺論定，不勞贅述，不但吹毛求疵為不可，即歌功頌德亦不虛也。察自國民黨取得政權以來，一部分人之於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勢。……凡言紀念者，須紀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紀念其革命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從公，以中山之精神奮鬥，則轉盼又成落伍者，而中山之不朽則自在也。是以願黨政軍各界，其凜然瞿，其瞿然興，其勿以為形式上崇拜中山，便足獲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虛榮利己之病根，而為人民大群盡公僕責任，庶幾為所以紀念中山之道，亦為保持自己個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這段話可謂鞭辟入裏，語重心長，不僅指出了怎樣才是對已故領袖的真正紀念，更重要的是，對「革命之後」的「革命黨」提出了誠摯的忠告。對於一個以謀求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為標榜的政黨而言，這種忠告是難能可貴的。但從此後的事實來看，國民黨並沒有接受這一忠告，依然將孫中山崇拜作為手段，試圖通過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來建構國民對「黨國」的認同。可以說，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國民黨最終淪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註釋： 1 國內以往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南開大學劉澤華、天津師範大學徐大同等學者為代表，主要側重於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批判性分析和反思。對於近代以來的政治文化，特別是在政治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等方面，已有研究比較薄弱。漢語學界在這方面的最新進展見諸如下論著：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孫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2）；孫江、黃東蘭：〈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見本期，頁88-100。 2 汪利平有所嘗試，但僅涉及1920年代末國民黨人的部分紀念行為。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 no. 1 (April 1996): 23-63. 3 參見李恭忠：〈開放的紀念性：中山陵建築精神溯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4月號。 4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1日、4月2日、4月5日、4月21日。 5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3月31日。 6、7、8、9、10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654-56。 11 參見賀淵：《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12、13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第2卷第6-7號（1929年9-10月）。 14 關於孫中山奉安大典過程中體現的孫中山崇拜及其政治文化意蘊，參見註1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第四、五章。 15、44 南京市檔案館、中山陵園管理處編：《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328；520-521。 16、19 《中央周報》，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17、18、39 劉作忠選編：《輓孫中山先生聯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474；477、303；89、155、216、213、352、186、466。 20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484。 21 林桂圃：〈黨義課程應包括總裁言論〉，《中央周刊》，第2卷第15期（1939年10月31日）。 22 轉引自李良玉：〈抗戰時期的新道統思潮〉，《江蘇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23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4日。 24、2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116、325、370、371。 25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27日。 26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15日。 28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訓練部：《總理紀念周詳解》（杭州，1929），頁3。 29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630。 30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 31、35 《申報》，1929年6月2日。 32、33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南京，1931），法規部分頁32、統計部分。 34 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1-247。 3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史料彙編》，第四輯（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266。 37 〈山口洋追悼國父籌備之經過〉，《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18日。 38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14日，追悼孫中山先生增刊。 40 總理奉安專刊編纂委員會：《總理奉安實錄》（1930），頁75、76、77。 41 轉引自林友華：《林森評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頁243。 42 《中央黨務公報》，第2卷第14期（1940年4月6日），頁13。 43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245號（1940年4月3日），頁11。 45 （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廳致（偽）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1943年2月13日，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1。 46 （偽）國民政府訓令（偽）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1943年10月29日，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1。 47 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2，「孔廟管理及祀孔」。 48 （偽）國民政府參軍處致（偽）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1943年3月15日，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1。 4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14, 163. 50、51 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謝延光譯：《美國人：建國的經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頁530、536。 52 段祺瑞悼詞用語，見《晨報》（北京），1925年3月13日。 52 《大公報》（天津），1928年11月12日，社論。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總第八十六期。李恭忠，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