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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者：茅家琦 一、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 从国内学术界看，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大陆和台湾都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台湾尤甚。 这些主观因素，有来自对孙中山的强烈的感情。学者们往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遇到不同记载的资料，一时难以考订清楚，往往采用有利于孙中山的资料，对不利于孙中山的资料或有意回避，或轻率给予否定。例如，1896年“伦敦蒙难”，孙中山是如何进入清朝使馆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记载的史料，一是“使馆计诱”，二是“孙中山自进”。此两说都有根据。学者往往采取“使馆计诱”说。又如有关1915年《中日盟约》和孙中山致小池张造信事，是真是假，是需要进行多方考订的。论者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或者回避这个问题。还有，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捺指印，实行家长式统治。当时反对者甚多。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吴相湘在所著《孙逸仙先生传》中实际上为这件事辩解。吴相湘说： 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袁于军事结束后，肆无忌惮，逐议员、废约法、任宵小、杀党人、丧权卖国、勾结列强、阴谋帝制，而国民党员之在国内的，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扶桑的也多堕志他图，投降自首，或倡‘十年后始行革命’之说。孙先生目击心伤，忧愤交集，不忍二十余年艰难缔造的革命主义未达，从此一蹶不振，因决定亲率能挺立战线的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以斯重振革命精神，再举革命大业（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225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加强化律，加强战斗力，这是正确的意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实行家长式统治，起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宜聚下结论。 主观因素的干扰，还有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集中代表，只能颂扬，不能批评。这样，在孙中山研究的著作中，出现不少难以令人信服的谀词。例如，有一位学者说：“事实证明：三民主义确实是能将中国从根救起，同时也是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最高典则”；也有人说：“孙博士为他自己所设计的一个健全的理论是绝对的正确”（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2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学者带着强烈的感情成份，给孙中山戴上不切实际的“帽子”。有一本书说孙中山“一再勾结帝国主义”、“私通日、英、德、俄国为友”（注：李敖：《李敖论孙中山》，自序，第2页，台北1987年）。 也有另一种情况。学者相信一定的意识形态，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论观点评价孙中山的思想。人们往往对平均主义特别钟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主义和他拟订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业计划”给于高度的赞赏，说它是孙中山“高瞻远瞩”，“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和措施，实行以后，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则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过去人们相信关于个人、阶级、思想、行为的传统理论：个人隶属于某个阶级；个人的行为受思想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又反映他所隶属的阶级的利益。以此作为理论框架来考虑，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早期孙中山发动革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讲清楚了。19世纪末，中国有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早在1981年陈锡祺就敏感地觉察出这是一个难题。他说：“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阶级基础问题，迄今未得到较彻底的解决。”（注：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31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传统理论框架指导下，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以孙中山为国家为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今后仍然需要。孙中山有关世界潮流、国情、国家统一、对外开放、现代化道路、国家监察、官员廉政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中国四化建设都具有借鉴作用。但是，这一切研究都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 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不等于说历史学家没有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没有判断历史是非的标准。历史学家在主观上总会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或者说理论框架，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总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否则，历史学家就不可能理清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从根本上说，这种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应该是：是否推动了，或者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经济发展、政治进步、自然环境改善以及人自身素质——思想道德、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 历史学家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认识往往是相对真理。当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的不是和错误时，及时充实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将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成果，多数属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正如朱政惠所说：“孙中山研究的真正进展，还在于若干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注：朱政惠：《面向未来的孙中山研究——近二十年的情况和前瞻》，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第64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具体问题的分析当然需要，但还要进行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孙中山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要联系到这个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左右前后的各种关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观察；二是对孙中山一生的思想活动要联系到整个社会发展，从总体上进行综合评论。 以孙中山如何对待五四运动这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为例。有学者认为，他“非常重视”，并“称许”五四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除了“称许”学生运动以外，孙中山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怎样看待“打倒孔家店”？怎样看待“德先生”和“赛先生”？怎样看待“六三大罢工”？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活动的总倾向又怎样？只有从这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思想特点和主流。我想举几条史料以说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919年“六三大罢工”爆发以后，6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与戴季陶的谈话，是很值得琢磨的： （戴季陶说：）前几天罢市风潮的时候，同时就引起了大罢工的事实。……当时上海有知识的人，差不够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这次的现象看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到罢工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先生问：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工夫呢？ 戴答？我的目的还是属于后者，因为我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知识还很浅薄，所以打算努力做研究的工作。拿我的研究所得，发表出来，供他们各方面的人的参考资料。 问答至此，先生又道，你这个意思很好。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不过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许多不明白人，要使他明白，应该怎么样呢？有一点顶重要的，就是指导他们方法，很要注意。…… 戴问：此刻这个时代，思想的震荡已经到了极点，中国在这世界思潮的震荡的中间，也就免不了震荡起来，但是因为知识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对于世界上思想的系统，不能够明白，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的兵士中和工人里面。……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先生答：这确是一种危险。……中国在社会思想和生活还没有发达，人民知识没有普及，国家的民主的建设还没有基础的时候，这种不健全的思想，的确是危险。不过这也是过渡时代一种自然的事实，如果要去防止他，反而煽动人的好奇心，助成不合理的动机。再冷静一点想，无论在什么地方，荒地开垦的时候，初生出来的，一定是许多的杂草毒草，决不会一起便天然生出五谷来的，也不会忽然便发生牡丹、芍药来的。这种经过，差不多是思潮震荡时代的必然性，虽是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忧虑的。（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9-71页，中华书局1985年。）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命名为《改造》。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逐定名为《建设》。”（注：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总第967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192页，中华书局1991年。）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建设》建志创刊词。他强调的不是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也不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而是国家的建设。他说： （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的思潮，展［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9-90页）。 细细推敲孙中山上述言论，孙中山究竟怎样看待五四运动，还值得深入探讨。1920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时，批评孙中山“对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注：转引自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385页）。这个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非常重视”、“称许”这样的词来概括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需要深入到有关问题的前后左右、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才能了解事情的真实面貌。 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孙中山研究，不能停留在他如何对待五四运动？他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如何？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等等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需要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 人物研究上的总体综合，中国学者是很熟悉的。人们习惯于评价历史人物，确定某一历史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有人从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作总体综合，也有人以成败论英雄。这些都是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但是，这种总体上的综合，还应该提高一步，即要围绕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展开，把人物研究与社会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孙中山的言行对推动历史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他的思想渊源在哪里？他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言行在哪些方面还继续起作用？后人从孙中山的言行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接受哪些教训？……这都是应该考虑的。因此，研究孙中山，在时间上不能停留在对59年(1866-1924)的研究，必须扩大研究的时间跨度，最少要考虑前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 在传统史学界，有一种不利于总体综合研究的习惯势力。学者往往习惯于一辈子研究一小段历史，这样做，容易出成果。这种习惯势力，中外都有。《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提倡研究“大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提倡对历史作总体的综合。他说了一段很有趣味的话：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并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到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第2页，三联书店1997年）。 在推动孙中山研究向纵深发展这项工作上，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这两种方法不可偏废，需要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把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三、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的研究 遍观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作往往运用国内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运用海外保存的大量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对海外研究成果也极少加以评论或吸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客观上，祖国大陆长期闭关自守，除少数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外，很少进口国外书籍与刊物。孙中山研究人员，信息不灵，更没有接触外国书刊的机会。但在主观上也存在一个认识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当然靠中国自己的资料，何必向外国找资料？外国学者还要向我们请教呢？吴相湘在所撰《孙逸仙先生传》一书的“自叙”中有下列一段话： 国人辄喜说，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不如中国人，其实近年来，欧美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与人物的研究已超越中国学人之前。因为：（一）外国有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完全公开，应用方便；（二）外国人有基金会给予研究费，可远赴国外去实地搜集史料并进行访问；（三）外国人根据其本国史实经验以观察；（四）外国学人对史事人物可以毫无忌惮地批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6页）。 封闭式研究，大陆和台湾都存在这种缺点。台湾出版过两部篇幅很大的孙中山传。吴相湘撰写的《孙逸仙先生传》运用了大量外文资料，吸取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自称： 相湘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尤以近二十年来，美国亚洲协会台湾分会四次资助相湘赴美国、英国或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各国搜集有关孙先生史料。一九五九年，首先在伦敦阅读外交部档案卷中有关‘伦敦蒙难’文件，一九六○年在东京外务省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影片目录刊载‘遗失’的一八九七年以后的档案，由是得知孙先生早期革命活动真相，这是所有中外书刊从未记载有如此翔实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1-12页）。 傅启学撰写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传》在这方面非常欠缺，可以说是封闭式研究的结果。 孙中山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很长，在国际上的活动频繁。为了争取外援，他接触许多外国人士，特别是上层人物，这样，在国外保存了很多有关孙中山的资料。研究孙中山尤其需要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 贯彻开放精神，克服封闭式研究的缺陷，大力阅读海外保存的资料，吸取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融中外孙中山研究成果于一炉，乃是今后孙中山研究应走的道路。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