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王富仁先生逝世，不禁悲从中来，之前与先生交往的几个难忘的情景油然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1986年。那时候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他对于源自京城的“文化热”自然有很切身的体验与观察。他回到自己早年工作过的鲁西文化名称聊城，来到了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为我们这些本科生做讲座。他演讲的题目大概就是关于“文化热”的冷思考。讲座开始，他就用带着浓厚山东味儿的普通话介绍自己：“古代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我是既富又仁。”同学们都笑了，这位京城的博士一下子拉近了和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距离。时过三十余年，我的同学陈万钦在微信里还提及先生当年这句幽默的话语。王富仁原是聊城四中的语文老师，后来想考聊师中文系主任薛绥之先生的研究生，但由于当年薛先生不招生，所以他就考到了西北大学单演义先生门下。后来我读到了他的硕士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感佩至极。在他的其他著作的后记中，读到他回顾学校和导师对他的培养教导的文字，他还谈到了西安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1994年我到西安开会，进一步了解了西安。回想起王富仁先生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就对文化和历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王富仁先生的敏感而睿智愈加敬重。
    记得在当时的演讲中，他自问自答，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截止到目前（1986年）有160多种定义。文化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环绕着人的生存。他的演讲信手拈来又大气磅礴。他说，自己以前在高唐老家，冬天里穿着老棉裤，那时候自然没有什么牛皮、鳄鱼皮腰带之类，老农们往往用一根绳子扎腰，他随手比划着，把裤腰一折，腰带一系，就成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再比如，教室里的电灯，也是一种文化的显现。后来他把这个演讲扩展为“文明三层次”，还谈到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后来我考上了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屈正平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他建议我要出去访学，见见世面，尤其是去拜访那些做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1988年的深秋，我一个人游学来到北京，专门找到了王富仁先生在北师大的家。三室一厅不大的空间，先生把我引进他的书房。大大的书桌中央放着一个大大的烟灰缸，烟灰已经溢出缸子。书桌上凌乱放着稿纸、书籍、笔筒之类。他抽着烟，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他鼓励我除了看文献、读资料，还要有高远的眼光和理论的思辨能力。我深深地被他的话语所吸引，一个小时时间倏忽而过，为了不再打扰他，我婉言谢绝了先生的挽留起身告辞。至今，在他书房里会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他那带着山东人粗犷爽朗气质的笑声里，还含着一丝沙哑。
    1993年，我自东北大兴安岭调到济南大学任教，业余参与《当代散文》的编辑工作。其中，我们开设了“学者散文”栏目，向很多国内的知名学者、作家约稿，其中至少就向王富仁先生约过两次稿子。当时他学术思想的创造力仍然处于旺盛的阶段。有一次就收到了他好几篇稿子，他的钢笔字和他的文章一样大方、粗犷和刚性，有着山东人的豪爽劲儿。在这些散文和随笔中，他回忆少年时代家乡的风物、人情、民俗，自己的读书渴望和没有书读的苦恼；或者记叙京城人物的趣闻雅事；或者抒发自己从事文学事业的甘苦，都透露出浓浓的人文情怀。这些文字可视为他的学术研究、长篇大论、理论建构的补充，是他在理性思考之余的文人雅趣和精神放松的产物，且自成一格。
    后来，我考入了山东大学文艺学—美学专业博士生，因为专业不同的原因，与王富仁先生联系渐少。但是他关于鲁迅研究学术史、关于现代主义的长篇论文，我都找来拜读，受益匪浅。2012年底，在我就职的城市浙江婺州见到了王富仁先生，甚是惊喜。他是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李贵苍教授邀请来作报告的。我去宾馆看望他，他还记得我。我回忆起几次见到他、拜读他的大作等难忘的情景，回忆起他写随笔赐稿、赠书等事，我们相谈甚欢。在谈话中，他赠送给我新出的《新国学研究》。演讲完后，我陪他到金华的名胜古迹八泳楼等地参观，八泳楼曾经是李清照的南渡避居地。王富仁先生兴致勃勃，步履虽然不快，但是很稳健的样子。我们一路走来，谈天说地，非常惬意。他鼓励我，在现今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递已经不成问题，而在这座安宁美丽的浙中小城，更有助于戒除浮躁，潜心问学，做好学问。我深感先生所言极是。
    王富仁先生有着山东人的共性，更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鲜明个性。据和他共事了五六年的李贵苍教授介绍，王先生看书有自己的方法，他往往在自己的书上用两种颜色的钢笔写写画画，密密麻麻的，其他人一般看不懂。有一次，李贵苍和王富仁两位先生一起去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赛终审评委。两个人住一个房间，聊天至深夜，就睡着了。翌日放假一天，李贵苍教授准备去海洋公园。早上醒来他看到王老师正在看书，很投入的样子。等到李贵苍教授下午返回宾馆，王富仁还在房间里看书，连早饭、中午饭都没有吃。平时在学校上课，王富仁先生一般把自己的课安排在晚上7点到9点，只要晚上有课，中午饭都不吃。甚至在讲课的时候连一口水都不喝。这种专注让李贵苍至今还感慨不已。
    李贵苍教授还向我谈起，王先生送他的一套书中，有为北师大的同学罗钢的书所写的序言，序言本身达到了90页。对于自己这种率性而为的风格，王富仁在《我的序跋文》中谦虚、自嘲又幽默地解释道：“我的序跋文则像寄生在人家的书上的寄生虫……我的序跋文有的很长，因为没有人家的书做基础，自己的这些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说，得赶紧说，一次说完。不然，离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了。趁着人家出书的机会，自己也算有了一篇文章。”
    他在自己主编的《新国学研究》中采取的约稿方针似乎也与人家不同，学界一般倡导所谓“看稿不看人”，实际做起来却有些难度。王富仁先生提倡“约人不约稿”，他约的人只是对新国学素有研究或看法的纯粹的学人，是人品和学品都高的“高人”。他只告诉对方，文章字数不要少于2万字，长者可达10万字，至于写什么，他作为主编一概不管。王富仁认为，哪个大学、学院、学科如果有了这么几个人，就会立住脚，否则就会产生学术喧嚣的泡沫或泡沫的喧嚣。
    在李贵苍教授眼中，虽然王富仁对学术研究极其认真、专注，所参与的争论也都是关乎学术思想方面的，为了维护公义多次挺身而出，但是他在生活中，在对待哪怕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同事和邻居，也一直彬彬有礼，非常讲究礼数。他称呼所有的成年人为“老师”，与人不争，是他的一贯原则。
    李贵苍教授的回忆让我对王富仁先生的了解又深入了一层。作为比王富仁先生小二十余岁的晚辈，自本科时便有追随他的诉求和行动，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记得他第二次到我们的大学演讲，我请先生给我题字，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勇于探索”四个刚朴有力的钢笔字。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这四个字时时鼓舞着我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探索。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