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于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的东汉边塞纪功碑《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纪功刻石作为最早形成的碑刻类型之一，在东汉中期逐渐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叙事载体。《任尚碑》的出现，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礼仪而向单纯的散文体叙事纪功碑转型。这一转型的背后，折射出三百年间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东汉皇权与外戚权力斗争白热化状态下官员的生存状态。此碑承载的历史信息不仅仅限于刻石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刻石纪功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复杂现实情境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由此而发生转型，更隐含着特殊的历史事实和深层的历史脉络。出土文物承载的文本信息，除文献学视角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政治史的视角以及在文献中做田野研究。
    作者简介：马利清，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出土汉唐政务文书汇释及研究”(11XNI010)
    通过某种介质如石器、陶器、龟甲、兽骨、简牍、青铜器等记载单个人物或事件，是历史编纂学诞生以前的一个重要纪事系统，本文借用传播学概念称之为媒介纪事。春秋时期诞生了作为各国历史汇编的《春秋》《国语》等文献，同时也出现了对某个政权长时段历史加以编集的历史编纂学，本文借用王明珂的概念将这种编纂史学称之为经典历史[1](P37)。随着经典历史的产生和发展，媒介纪事逐渐成为经典历史的素材或“史料”，媒介纪事的介质也逐渐变为以碑石为主，形成了各种碑刻文献。纪功之刻石，是碑刻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典历史编纂传统形成之后并未消失，反而更加流行与普及，成为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个历史叙事途径和传统。本文通过对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实物《任尚碑》的分析，探讨纪功刻石的书写传统在东汉时期从封天地神灵到单纯纪功的转型，以及媒介纪事与经典历史在文体特征和叙事结构上的差异，并对任尚立碑事件背后的历史本相做出推测性分析。学界以往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大都囿于对其文字内容的考释及与传世文献的比对，简单地用来互补互证，而忽视了对出土文献作为一种历史表征背后的整个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和个体人物命运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本相的追寻，忽视了媒介纪事和经典历史的叙事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原因的探讨。
    一、秦汉时期纪功刻石的类型及其传统
    青铜器和石刻碑碣是中国古代铭刻文献的主要载体，所谓“庸器”和“纪功碑”，乃是以金石之器刻铭纪功，取其金石永固，万古流传之意。《周礼·春官·序官》“典庸器”条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庸器，有功者铸器铭其功”[2](P192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云：“吕望铭功於昆吾，仲山镂绩於庸器，计功之义也。”[3](P92)可见先秦时期青铜礼器兼具了祭祀和纪功的功能，具有向天地神灵和祖先宣示功成的意义。秦汉时期，随着铁器大规模地取代铜器，铭功的媒介从以铜器为主变为以刻石为主。《文心雕龙·诔碑》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4](P104)至于“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铜器渐缺，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由于铁制工具的普及和雕刻技术的进步，刻石具备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汉代社会呈现出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加之东汉纸张的推广和书法艺术的进步，都助长了碑刻的发展；另外，石材相较于青铜更加方便易得，创作更加自由，使用和流传范围更为广泛，刻石纪功逐渐取代青铜器刻铭纪功。
    从传世资料看，先秦时期已有石鼓文首开以石材作为书写载体之风，秦始皇统一六国巡行天下，封禅泰山，开启了刻石纪功的滥觞期，东汉以后，大凡边塞灭敌、开道筑亭等，多有刻石纪功，昭告天下，纪功碑成为“石刻功能分类中最早出现的类别”[5]。纪功刻石的传统应追溯到青铜器刻铭纪功，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在交阯立铜柱，当是这一传统的遗留。①就目前所知，纪功碑至少可以区分为巡行纪功、开道纪功、封禅纪功和边塞纪功几类。
    一是巡行纪功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以后，东巡各地，刻石立碑，以“颂秦德”(帝王不言功而称德)，文字从187字到426字不等，碑文除个别句子，大多为四字颂诗，内容颇多相似，语多歌颂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功，向天地神灵宣告功成，意在威服海内，教化黔首。秦二世循始皇例，巡行各地，在秦始皇刻石之后增刻碑文，为无韵之文。《二世诏书》全文79字，均刊刻于秦始皇刻石文后。[6](P267)秦始皇巡行纪功刻石对以后边塞纪功碑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金石学者认为后者肇始于秦始皇东巡，二者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7]
    二是开道纪功刻石。这是对于开道筑桥、修烽燧列亭等重大工程建设的完成，予以记载并表彰之刻石。如东汉永平九年(66年)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8](P3)，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刻《石门颂》[9](P2)，东汉永寿四年(158年)刻《刘平国治关亭颂》②，刻于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西狭颂》，刻于建宁五年(172年)的《郙阁颂》[10](P1)。
    三是封禅纪功刻石。帝王到泰山封禅，自秦始皇始。但相关礼制并不完备，而且缺乏明确记载，所以《晋书》卷二一《礼志下》云“封禅之说，经典无闻”[11](P653)。秦汉时期的封禅大典，是方士与儒生积极参与之下的集体创作。《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注引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12](P1355)汉代文献中“封禅”开始频频出现，《白虎通》对封禅的含义进行了论述，《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则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13](P1361)。《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后汉书·祭祀志》以及诸皇帝本纪中记录了秦汉时期皇帝的封禅活动和刻石诵德之事。最初封禅大典的主体似乎仅限于帝王，但到汉武帝时期，将领在边塞灭敌也开始进行封禅庆祝，如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由此看来，封禅纪功刻石应包括帝王泰山封禅宣告功成的刻石和边塞将领灭敌的纪功刻石。后者经过两汉之际的短暂过渡，由高级将领在封禅框架下进行的封禅刻石，逐渐脱离封禅而发展出单纯的纪功碑，在中下级戍边将士中广为流行。
    见于历史记载的由帝王以外的将领勋臣主持的封禅，至少有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一说蒙古国境内肯特山，一说在今蒙古境内戈壁阿尔泰山东麓的赛音山达附近)和窦宪封燕然山(蒙古境内杭爱山)。《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记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军深入匈奴腹地，大败匈奴，“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14](P168)。此事在《汉书》卷六《武帝纪》也有记载，霍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15](P178)。说明霍去病的封禅大典是得到汉武帝认可的公开的庆祝活动，而非私下的个人行为。《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永元元年(89年)，“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16](P168)。这篇《封燕然山铭》因出自著名文学家班固之手笔而得以保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全文296字，有纪事的序，也有颂功的铭。同一事件在《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记为：“命窦宪、耿夔之徒……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其注28李贤注曰：“为刻石立铭于燕然山，犹《前书》霍去病登临瀚海，封狼居胥也。”[17](P2969)霍去病的封禅活动是否立碑纪功，文献并无直接的记载。依照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推测霍去病在狼居胥山曾刻石以纪功。或许唐人见过此二碑也未可知，惜此二碑今已无存。
    四是边塞纪功刻石。自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始，到窦宪封燕然山，围绕封禅典礼而进行的刻石纪功活动主体由帝王下沉到勋臣将领。其后，原本依托于封禅的刻石纪功，开始摆脱祭祀的宗教仪式，向单纯的纪功纪事的档案性质发展。以《任尚碑》为标志，纪功碑的刊刻树立及其文本与封禅之间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在今新疆哈密发现的《裴岑碑》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发现的《阿拉善通湖山摩崖石刻》等东汉中后期的边塞纪功碑，以及此后直到明清时期刊刻的大量纪功碑，都属此类。
    《任尚碑》亦称《汉平戎碑》，发现于1980年(一说1957年)，位于新疆哈密东天山巴里坤县的松树塘，距镇西府城故地约70公里。碑为不规则的青色条形石，高148厘米，宽65～70厘米，厚37～52厘米。上端有碑题“汉平戎(夷)碑”，碑文共五行，每行十多个字，字迹明显有故意磨损痕迹，大部分字迹漫漶不清，可辨认的仅十几个字，有“惟汉永元五年”、“平任尚”和“蒲类海至西海”、“道囗临物”等字样。③字体为带有篆意的隶书，刻法简拙。马雍考定为东汉的“任尚碑”。[18]虽可辨识的文字很有限，但关键内容如年代、事件、人物俱在，可以与文献记载互补互证。据《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载，永元五年(93年)“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19](P177)。其事还见于《后汉书》其他纪传以及《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中。《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
    《裴岑碑》亦称《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清初发现于新疆巴里坤，内容为颂扬敦煌太守裴岑打败匈奴呼衍王部的赫赫战功，碑文作“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海)祠以表万世”④。碑文所记永和二年(137年)这场激战在文献中失载，有学者认为东汉后期朝政混乱，战争频繁，档案史料颇多散佚，故到范晔时未能记载下来。[20](P20)
    《阿拉善通湖山摩崖石刻》残存共二十行，可辨约131字。[21]追溯西汉武帝到王莽之乱以及东汉光武帝不同历史时期，河西武威诸郡与匈奴相关史事。其中可识别的最晚几个纪年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及永初四年(110年)，故当刊刻于永初四年后，很可能即《后汉书·安帝纪》所记永初四年或五年平定南匈奴叛乱、南单于降汉并归还掳掠汉人之事的记载。其时，朝廷大赦凉州河西四郡，以示庆贺。根据残存文字的文意推测，此时西北驻军为纪念对匈奴的战功，对河西的开拓，在沙碛之地刻石纪功以彰显汉威。刻石位于通湖山顶，在刻石之西100米处筑有一石砌烽火台。与刻文中“更于郡之北山沙之外造烽燧”或相关。
    二、封禅纪功碑的叙事结构及其与编纂文献的差异
    围绕封禅的刻石纪功具有宣告灭亡敌国的事实并宣示国家声威的意义，也是对帝王功勋的记录和颂扬；既是向天地神灵的报功和伸张受命于天的皇权合法性，同时也是面向百姓的警示宣传。不同类型的纪功刻石在文本结构上基本相同。
    据美国学者柯马丁(Martin Kern)的研究，秦始皇刻石与《诗经》中的祭祀颂诗和秦国宗庙祭祀的铜器铭文有着高度的因袭性⑤，而美国学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则将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结构描述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模式，第一部分是讲述历代业绩的理想化的历史叙事(过去)，第二部分是献词陈述(现在)，第三部分是祷福之辞(未来)⑥。不过，秦始皇石刻相对于宗庙祭祀诗和青铜器铭文而言，有几个不同。一是与宗庙剥离开来，刻石目的不是为了向祖先之灵祈福，而是为了向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和天地神灵宣示征服。二是文本上在保留一些宗庙祭祀礼仪语言的同时，增加了战绩武功的言说。三是放置场所从宗庙走向了高山之巅。秦始皇刻石及其后秦汉时期的封禅纪功刻石，其文本结构在继承先秦时期金文、祭祀诗的基础上，更加凸显对现实功勋的陈述和赞颂，在文体上突破了祭祀诗常用的第一人称的祝祷唱诵形式，而以第三人称的叙事、陈述、祈使、宣告形式来表达，开始出现较为具体的纪事、纪功和纪年，具备了作为原始档案的最基本的要素。但是，也还受到诗体韵文结构的限制，纪事仍然较为简单概括，讲求意境与气势，与编纂文献的叙事风格相比，其文学性语言的风格更为突出。如秦始皇《泰山刻石》全篇223字，除二世诏书外，正文全部都是四字韵文的诗化语言，营造出气象宏阔、神圣庄严的意境，语言凝重古朴而意味深远。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中以“封禅体”概括之。
    较之诗经中的祭祀诗而言，青铜器铭文和秦始皇封禅刻石已经出现较为自由的散文体叙事趋势。而作为封禅的特例，霍去病和窦宪以国家最高级别将领的身份代表汉朝进行的封禅，以及依托封禅所立纪功刻石，二者都是沿袭封禅告成的传统，其文体依然在封禅体的框架之内，有序有铭，但其序辞部分已经大为拓展，对历史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过程，开始出现较为完备的记述。虽然没有彻底脱离四字韵文为主的封禅体叙事模式，但已经大大突破了诗体语言严格韵律的限制，散文体的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已经初露端倪。《封燕然山铭》见于《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宪传》[22](P815)，可以看作是脱胎于封禅体而向单纯纪功文本的过渡形态。
    《封燕然山铭》所叙东汉军队与北匈奴之间的战争，包括发生在和帝永元元年、二年和三年的三次战役。彻底剪灭匈奴的关键性战役，是永元元年在稽落山(蒙古国境内，一说汗呼赫山，一说额布根山)和永元三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展开的，封禅刻石却是永元三年立于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⑦班固参与了永元三年的战事，当时窦宪屯兵凉州，派遣耿夔、任尚领兵与匈奴大战于金微山，为什么封禅立碑选择在燕然山？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封禅框架下考虑的结果，勒石纪功乃是向天地神灵宣告以燕然山为腹心地带活跃于漠北三百年的匈奴政权的瓦解，宣告汉朝对其占领和征服。在这个意义上，燕然山显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正如《晋书》所云：“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易姓纪号”，在燕然山刻石纪功，就是为了宣布漠北地区的“易姓纪号”，其背后的现实情境，是汉匈之间结束三百年的争战，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窦宪之功，甚至超过了卫青、霍去病等人，《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宪传》：“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23](P820-821)至于其反映的深层的历史本相，则与窦宪的政治处境有关。窦宪在请缨出征之前，杀害刘氏宗亲事件败露，急需立功以赎罪。在这样的背景下，剪灭匈奴之后对功劳的书写就变得意义空前。前朝有霍去病封禅的故事，窦宪以封禅之名行歌功颂德之实，也不违例。
    封禅传统下的边塞纪功碑，其刻石的形制结构因实物未见而无从了解，主体形式包括散文体纪事的“序”(志)和韵文体赞颂的“铭”(颂)两部分。从以后成熟的碑刻形制看，通常有碑座、碑身、碑额，碑身用以刊刻序、铭，碑额用以书写碑题，加上末尾落款、书丹等部分，构成完整的碑文格式。这是逐渐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秦汉时期完整的碑文并不多见，有的无碑额、碑题，有的无铭，大多无碑座、落款和书丹。《封燕然山铭》序文部分详细记录了窦宪“一举而空朔庭”的过程，虽然不完全用韵文对仗，但四字一句的韵文最为多见，语言华丽，文采斐然。铭辞则用七言韵文，从形式到语言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其更多为文学研究者所关注。封燕然山铭所记战事已经相当具体，不亚于正史传记中的内容，如袁宏《后汉纪》关于窦宪封燕然山之事，仅记为“斩首大获，铭燕然山而还”[24](P252)。其他的纪功碑，如果碑文的事主没有在正史上立传，碑文所记之事到了经典历史中，往往就只在编年体的记载或纪传体的帝纪(实际上也是一种编年体记事文本)中留下一句话的简要记载，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记载。《任尚碑》因人为损毁，仅余十数字，全文当有五六十字。所记之事，仅在《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五年的记事中记为“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25](P177)，《后汉纪》未记其事。《裴岑碑》的主人公及其事迹则完全失载于正史。
    因受到碑石材料大小和镂刻工艺难度的限制，碑文的叙事相对正史列传往往简洁，所谓“碑简史繁”的情况在墓志铭中比较突出。如有学者对比《后汉书·张衡传》与《河间相张平子碑》，说明碑志与史传虽然同样是写人叙事，但“毕竟文体不同，语言特色也各异，碑铭的辞句简古，而史传详赡”[26]。纪功碑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因为紧紧围绕一件事功展开，故于所记之事尽量具体详尽，往往较正史中关于同一事件的相关记述更为翔实，有的碑文及其所记之事在正史中完全失载。显然就纪功碑与正史比较而言，有着“碑繁史简”的特点。就文体而言，纪功碑碑文大多有其固定的模式，虽然东汉时期尚未完全成熟定型，但一般有纪事的“序”和颂功的“铭”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使用陈述性文字，语言简洁平实，后半部分则多用韵文，语言华美靡丽，更具诗赋的语言特点。与通常的平铺直叙的正史叙事相比，纪功碑碑文本身是一种文学性书写，一种用于公开展示的特定文体，其语言和书法都具有美学意义和媒介传播的性质。
    朱玉麒认为：“汉代的西域纪功碑多数为史书所失载，这是由于东汉后期的政局混乱造成关于西域的历史档案丢失，史书失据。”[27]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如《任尚碑》不见于任何史书提及，但有关任尚的记载则相当翔实。虽然成于南朝的《后汉书》没有为任尚立传，但其中关于任尚重要的战功和事迹并未隐匿或遗漏，在《和帝纪》《安帝纪》《西羌传》《南匈奴传》《西域传》《窦宪传》《班超传》等纪传中，有着近乎详尽的记载。此碑所记的永元五年之战也并未遗漏，何以偏偏丢失了刻石纪功及纪功碑本身的档案？可见档案丢失之说很难令人信服。有可能的是，刻石树碑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和叙事方式，独立于王朝整体史的编纂而存在。二者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交叉，但除司马迁采集秦始皇的封禅刻石而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外，仅有《封燕然山铭》因出自文学大家班固之手而得以入史。一般情况下，纪功碑应该不是王朝整体史编纂的史料来源。《任尚碑》《裴岑碑》《沙南侯碑》以及可能存在的“封狼居胥碑”、东汉初期“马援平定交阯纪功碑”[28](P4945)和纪功铜柱，都未见于史籍著录。这应该不是一种偶然。
    三、《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与边塞纪功碑的转型
    以窦宪《封燕然山铭》为代表的纪功刻石，仍然是在封禅祭祀传统下形成的媒介纪事。而两年之后出现的《任尚碑》，却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传统、向单纯的散文体纪功碑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发生，折射出三百年间汉匈争战的结束和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化，也隐含着东汉皇权与外戚权力斗争白热化状态下官员的生存状态。《任尚碑》的树立，有平定匈奴残部叛乱的事实为前提，有对《封燕然山铭》刻石纪功传统的继承和效仿，也有任尚个人政治诉求的表达，那就是在东汉朝廷清算窦氏余党的政治旋涡中，任尚迫切需要与窦宪切割，这成为他积极平定窦宪扶植的匈奴单于於除鞬叛乱，并极力张扬战功的动力。
    在封禅纪功碑的传统下，刻石纪功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易姓纪号”之大功，有代表朝廷进行封禅之身份地位。任尚其人其功似乎与此都有差距，但也并非全然不着边际。匈奴单于於除鞬虽是窦宪扶持的，也是东汉朝廷认可的单于，消灭於除鞬就等于最终消灭了北匈奴势力。而将消灭於除鞬与终结北匈奴等同起来，就等于否定了窦宪彻底消灭北匈奴之功的意义，这对于任尚来说，无疑是一举两得的。至于自己的地位还不足以代表东汉朝廷进行封禅，那就只刻石纪功而不封禅祭祀，困局自然因势而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尚碑》彻底摆脱封禅礼仪的束缚，从内容到形式都只强调纪事颂功，而且要记录得更加具体和详细。一种承担着档案记录功能的媒介纪事，就此出现在历史书写的系统之中。
    任尚平定於除鞬叛乱应是永元五年发生在西域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汉匈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前，永元元年、二年和三年，东汉政府发动了两场对北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北匈奴单于“屏气蒙毡，遁走乌孙”，汉军在燕然山刊刻了《封燕然山铭》以纪功，宣告匈奴的覆灭。逃亡在巴里坤的新立单于於除鞬得到东汉大将军、外戚窦宪的支持，在永元四年的正月接受东汉颁予的印绶，臣服于东汉王朝。任尚作为大将军窦宪的“爪牙”被委以重任，以中郎将之职持节卫护於除鞬，率部屯驻于伊吾(今新疆哈密)。《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记载，窦宪原本计划是要护送於除鞬北归单于庭的，但就在永元四年六月“窦宪潜图弒逆”[29](P173)被诛，於除鞬北归的计划搁置。永元五年，於除鞬公开反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30](P177)。
    如果说於除鞬失去窦宪这个靠山、眼看回归漠北无望而自行叛逃，那从逻辑上讲也合乎情理。但这事发生在东汉朝廷大规模清洗窦氏家族及其幕僚、大批窦氏余党或遭诛杀或被迫自杀、免官流放的时候。在肃清窦氏党羽的过程中，汉和帝打击范围之宽、手段之严，后世颇多诟病。[31]如王夫之曾批评和帝深治窦党的做法，认为“朋党之兴，其始于窦宪之诛乎……尽举其(窦宪)宗族宾客，名之以党，收捕考治之，党之名立，而党祸遂延之于后世”[32](P176)。据《后汉书·窦宪传》载，和帝派谒者仆射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缓，“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环皆遣就国”，与此同时，不仅分头逮捕窦宪主要党羽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等，下狱处死，又“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33](P820)在铲除窦宪、窦笃、窦景之后，开始致力于肃清窦氏余党，《后汉书》卷三三《周章传》：“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34](P1157)，《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凡交通者，皆坐免官”。太尉宋由依附窦宪，被免后自杀。太傅邓彪也以老病上还枢机职。多次上谏而被窦宪出为济南太傅的何敞，“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环厚善，坐免官”[35](P1487)。《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附耿夔传》记：与任尚一同持节卫护於除鞬的中郎将耿夔“及窦宪败，夔亦免官夺爵土”[36](P719)，曾经在窦宪手下指挥作战的大将耿秉于永元三年已卒，其长子冲亦未能幸免，“及窦宪败，以秉窦氏党，国除”[37](P718)。与此同时，一些官员忙于整肃窦氏余党，竟至废寝忘食，《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载：“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38](P1535)。可见牵连波及之众。连班固这样一介书生，仅仅曾任窦宪幕僚，受窦案的牵连被洛阳令下狱，后死于狱中。
    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39](P819)任尚作为手握重兵的亲密“爪牙”，与窦宪瓜葛之深可以想象，而在窦宪被诛后，他应当是惶惶不安，危在旦夕，因其当时在遥远的伊吾执行窦宪之命护卫单于，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但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寻找生机。无论是任尚还是於除鞬应该都清楚，任尚的垮台是早晚的事，他随时都面临着被召回被诛杀的危险。而历史没有说明的是，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任尚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可以安然无恙地避害远祸，而且还成功地继续受到重用。
    任尚成功地与窦宪切割，秘密应该就在《任尚碑》。任尚能躲过这一劫，《任尚碑》所歌颂的这场平叛正是关键所在。《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附耿夔传》记载，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亡命西域，“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40](P719)。失去领土已无立锥之地的单于，迫于现实压力主动依附窦宪，虽然妄图偏安一隅或是幻想伺机东山再起都是正常的，但在实质上只是窦宪手中的一个傀儡。问题是，窦宪为何竭力扶持一个非法的新单于，给本来已经消灭殆尽的匈奴政权保留一个死灰复燃的火种？双方应该达成了某种约定。作为窦宪代理人的任尚，名义上是担起卫护单于的责任，实际上更可能是监督和挟持单于。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於除鞬怀有二心，其可能的行动应该不是公开反叛。因为窦宪被诛后，他可以坐等任尚被朝廷追责惩处，无疑比轻举妄动更明智。单于要想逃回漠北，真正的障碍不是遥远的东汉军队，而是近在咫尺的任尚。但恰恰就在这时，於除鞬迫不及待地要逃出任尚的控制，公开反叛。无论单于是主动反叛还是被迫逃亡，总之是在最恰当的时机为任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其可以平叛立功、报效朝廷，并一举两得地否定窦宪并与其彻底切割。任尚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当仁不让成为平叛的先锋和主力，成功地转移了矛盾、化解了危机。
    史书的记载很简略，处于第一线的任尚与汉和帝派遣的将兵长史王辅率领千余骑兵联兵追讨，一举擒杀於除鞬，打垮北匈奴叛兵。《任尚碑》残存的文字信息更是十分有限，字面上并未提供超越传世文献的更为丰富的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任尚赢得了这场战役后，立刻效仿两年前窦宪所立的《封燕然山铭》，树立刊刻了纪念这场平叛战争的纪功碑。这场叛乱，使任尚从窦宪的爪牙顺利转换身份，变为清除窦宪扶植的傀儡政权、肃清匈奴残余的东汉功臣。他显然不具备可以代表东汉朝廷的高贵的身份和地位，而这场针对一小股匈奴残部的胜利，恐怕也无法与霍去病、窦宪的功劳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任尚没有通过封禅以纪功的地位与资格。但任尚有意将其与窦宪领导的讨灭匈奴之战相比，用此次平叛的事实证明窦宪扶植於除鞬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他自己则彻底消灭了北匈奴单于，堪比“易姓纪号”，即便不能举行封禅大典，也同样要树碑立传、勒石纪功。任尚的纪功碑本身很可能不是简单地对《封燕然山铭》的模仿，而是试图制造一个抹杀或压倒前者、否定和清除窦宪影响的公开见证。前者封燕然山，后者讲蒲类海，前者孤立于高山之巅，后者则放置在大道旁，呈现在人们视野之内。二者在语言的应用上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前者庄严玄奥，与天地神灵对话，后者则通俗平实，面向人间。
    东汉以来，从朝廷对待匈奴和西域的态度和政策调整上即可看出，此时的匈奴已不是东汉外交的重心，其重要性已经退居羌甚至乌桓和鲜卑之后。特别是南北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以后，对于东汉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退居西域的匈奴残部虽然不断制造骚乱，阻碍汉朝对西域小国的正常管理，甚至导致东汉在西域的三绝三通，但上至东汉皇帝下至官僚士大夫，对经营西域都显得既没决心也没信心，由三次主动放弃西域可见一斑。所以，任尚在西域平定於除鞬叛乱固然是一场重要的胜利，但文献仅用一句话记载而已，对其勒石纪功则只字未提。王朝整体史的书写中对西域战功的淡化，恐怕不是针对任尚，换一个人大约也不会有多少改变。《裴岑碑》所记录的敦煌太守裴岑对骚扰巴里坤数十年的匈奴呼衍王部决定性的一战，同样在史书中湮没无闻。可见，当时社会对待西域各族以及与匈奴关系的普遍心态是漠然的，因为他们已无足轻重。在任尚的时代，前有卫青、霍去病建立起来的抗击匈奴而青史留名的英雄主义传统，后有窦宪横扫匈奴王庭封禅纪功的一时辉煌，而此时的匈奴已经分崩离析，无论任尚有多么杰出的军事才能，对於除鞬这一仗打得多么漂亮，已经再也无法复制卫青、霍去病的荣光，在东汉朝野上下，再也激不起强烈的反响。这就是任尚面临的社会现实。或许正因如此，才激发了东汉边将对抗匈功劳的自我抒写，《任尚碑》即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之下，脱胎于封禅而独立形成了单纯的纪功刻石。在新疆地区，特别是巴里坤一带，《任尚碑》开创的这一边塞纪功叙事文本可能持久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戍边将领，以致到唐代、清代，征讨西域的纪功碑多有发现，而且集中于东汉纪功碑所在地。这些是否皆为实地效仿汉纪功碑的产物，值得探讨。
    《任尚碑》经过两千年的埋藏被保留下来，成为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边塞纪功碑实物，可谓流传千古。但恐怕对于任尚来说，树碑纪功，大造声势，对它最大的期望或许就是能被当时统治者所看重。或许无形中这块碑成为任尚与朝廷讨价还价、获得免死金牌的重要砝码。《后汉书》卷五《和帝纪》载，任尚的最终命运终难逃脱被杀的悲剧，到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十二月，“中郎将任尚有罪，弃市”[41](P229)。从《任尚碑》的歌功颂德，到任尚最后虚报战功、诈增首级而死于非命的结局，我们隐隐看到某种性格与命运的必然联系。历史的记录简单直接，似乎每个小人物的“生活都被戏剧性的偶然事变所支配，是被那些偶然出现、作为他们自身命运而尤其是我们命运的主人的出类拔萃的人们所主宰着的”[42](P3)，但细读历史，如果有幸像任尚一样能留下一些记录细节的实物史料，我们会从中发现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有其必然性。任尚在历史记录中缺乏显赫的家世背景，而这样的平民出身的官员，想要凭借自身能力出人头地几乎不可能，唯一的选择是依靠权贵的提携。任尚先是在邓氏外戚麾下崭露头角，之后依附窦氏外戚，充当爪牙，然一旦外戚地位动摇，他就面临株连出局甚至下狱受死的结局。任尚是有胆识有才能的，窦氏失势他能果断地切割，成功地自保。从文献所述任尚在与窦宪切割后还曾赠马予邓凤的记载看，任尚还曾试图再投具有外戚背景的权臣邓骘门下。《后汉书》卷十六《邓禹列传附邓骘传》：“邓骘子侍中凤……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43](P616)任尚对功名的看重和追逐，从立碑纪功，到后来虚报勋绩，不顾性命，与人争雄，一系列的行为背后自有其自身的性格逻辑。从封禅立碑这条线索看，任尚的身份不够封禅，然而就算是单纯立碑，似也有某种大胆僭越，毕竟此前没有先例。而这次立功和顺利脱险，似乎与此前窦宪的立功与赎罪有着某种奇妙的相似，抑或也为他以后敢于虚报战绩、与邓氏争功埋下了伏笔。此战之后，任尚摆脱了窦宪的阴影，被朝廷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的助手——戊己校尉，并于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继班超后接任西域都护。任尚狂妄自负的一面，在《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所记他与班超的交接对话中，表现得一览无余。[44](P1586)
    从歌颂窦宪一举而空朔庭的《封燕然山铭》到任尚平北匈奴於除鞬叛乱的《汉平戎碑》，恰是刻石纪功摆脱封禅、纪功石刻的文体从铭到碑转变的关节点，标志着纪功文体从华丽的封禅体到单纯的叙事体转折。从《任尚碑》残存的碑文和目前所知的史料呈现的事实看，任尚刻石纪功并不是伴随着封禅活动的，而是单纯的对战争胜利的记录和褒扬。没有了封禅的背景，对具体人物事件过程甚至细节的强调逐渐突出，甚而出现文本主体中只有写实纪事的“序”，而省略诗体韵文的“铭”。其后的《裴岑碑》全文仅60字，同样只有“序”而无“铭”。这一时期，纪功碑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有摩崖刻石也有碑，碑的形状和尺寸不一，有的有碑额、碑题，有的没有，有的有序有铭，有的有序无铭，大多没有落款、书丹。如果说《封燕然山铭》尚保留了某种程度的颂诗体，包括纪事部分多用四字韵文，并有七言铭辞结尾，语言的文学性还比较明显，那么从《任尚碑》的叙事文体(尽管不完整)看，已经基本跳出了祭祀颂诗的文体格式，变成相对单纯的纪事文本。毫无疑问，“任尚在推行以《封燕然山铭》为范式的边塞纪功碑成为约定俗成的制度上功不可没”[45]。从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两汉之际刻石纪功摆脱封禅而独立举行是一个大的趋势。《任尚碑》的价值和意义，也许还在于其揭示了封禅的转型，标志着刻石纪功叙事方式脱离封禅礼仪的开端。
    《封燕然山铭》是铭，《任尚碑》(原石题为《汉平戎碑》)是碑，纪功之刻石从铭到碑，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按照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的归类，“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铭题于器，而警戒实同……铭兼褒赞，而体贵宏润，其取事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强调铭文具有褒赞和鉴戒双重功能，而且铭文要与所勒载体(器物)相一致。而《文心雕龙·诔碑》称：“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用以“勒勋绩”的碑的兴起，当不仅由于“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更重要的是碑这种媒介脱离了庸器和宗庙，变得更加有利于广泛传播，其创作也更加自由。纪功刻石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其传播的目标对象和传播方式也与传统的祭祀颂诗和铜器铭文有所不同。后两者都是“借助不同的媒介传递给神灵——颂诗通过演唱，铭文则通过声音(如钟、磬)、馨香(如礼器所盛的酒、食)将其呈至所祭奉的对象之前”[46](P83)，纪功碑在其依托封禅礼仪的时代，也是立于高山之巅，向天地神灵宣示成功。但是，《任尚碑》以后历代的边塞纪功碑，则并不限于高山之巅，在其祭祀功能弱化的同时，传播的目标对象也转向了人间，面对的是参战的将士、普通的百姓甚至是敌人，而且还有可能面向后世的人们。正因为如此，两千年来刻石纪功的传统并没有因为编纂文献的成熟而销声匿迹，而是不断被发扬光大、绵延不绝，成为独立于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另一套历史叙事传统。
    学界通常认为出土材料因为长期埋藏而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特征因而也更具客观性，往往简单地拿出土文献来补充修正编纂文献，认为后者的叙事是一种选择性的建构，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容易发生讹误。这种思路存在的局限是，忽略了出土文献具体的书写情境中也存在各种非客观的因素，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读的。通过对《任尚碑》的分析，可知纪功碑与编纂文献之间，虽然可以互证互补，然未必可以因此否定或推翻文献记载的真实性，而只能起到丰富和加深历史认识的作用。纪功碑就一时一事而作，正史列传则衡量传主一生功过，前者是一套特殊的叙事系统，对于传主整体生命而言，就如同截取一个横截面展示的细节局部，二者的关注点大不相同。纪功碑首先建立在重要事件发生的事实前提下，如边塞纪功碑必须是在发生重要战事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虽然不能排除存在某种夸张和溢美的可能，但整体上看其书写具有纪实性、即时性和现场性。如唐代《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距离开战仅三天，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即着手树碑纪功。[47]这个时间明确的事例，可以佐证纪功刻石即时性的特征。纪功刻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就事论事，即兴描述，而不是像秦始皇封禅刻石那样事先拟定文稿。一般纪功碑放置的地点应距离战争发生地不远，或就在战场原址。边塞纪功碑的意义，不仅如朱玉麒所说：“历代边塞纪功碑的实际存在，剔除其主观的民族自我心理与夸张描写，必然因为包含着丰富的民族交往信息而具有裨补史书阙失、还原历史现场的重要作用”[48]，而且作为一种即时书写的叙事文本，还能够结合刻石纪功的情境，寻找到一些解读历史本相的隐秘线索。
    注释：
    ①具体叙述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峤南悉平”条李贤注，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另有《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
    文》记载：“昔匈奴不灭，窦将军勒燕然之功；闽越未清，马伏波树铜柱之迹”，参见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五，3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
    ②著录情况及相关研究参见王炳华：《“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3)。
    ③对于此碑的考证和研究可参见李遇春：《新疆巴里坤新发现东汉任尚碑的初步考证》，载《考古与文物》，1982(4)；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载《出土文献研究》，1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郑渤秋：《任尚碑与任尚》，载《新疆文物》，1990(4)。
    ④著录情况和相关研究参见王昶：《金石萃编》卷七，3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19-2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王树枏：《新疆访古录》，3页，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3；朱玉麒：《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载《中国民族博览》，2014年11、12合辑。
    ⑤关于秦始皇刻石的文本传统，在文学史研究中已有相当积累，详情参见柯马丁：《秦始皇刻石——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⑥罗泰的研究更偏重历史学的视角，参见罗泰：《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周年论文集》，343-37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⑦参见李炳海：《班固〈封燕然山铭〉所涉故实及写作年代考辨》，载《文学遗产》，2013(2)。作者认为，《封燕然山铭》并非作于永元元年，而是在永元三年。这三次战役，窦宪亲自率兵出征只有永元元年那次。此次战役在稽落山进行，追击北匈奴也只是到达私渠比鞮海，离燕然山比较遥远，窦宪没有机会登燕然山，刻石纪功。班固参加了永元三年的征讨北匈奴战役，与他一道登燕然山的当是出征将领耿夔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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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载《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1]孙危：《内蒙古阿拉善边塞碑铭调查记》，载《北方文物》，2006(3)；赵超：《古代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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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杜佑撰：《通典》卷一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
    [31]王健：《汉和帝铲除窦宪集团考论》，载《中国史研究》，2013(3)。
    [3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和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
    [42]彭刚：《叙事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6]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原文刊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