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哲学思想长期被学界忽略，导致片面理解其史学思想。他其实是一位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理论家，不仅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身体力行，而且其哲学思想颇富现代特征。要真正理解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意旨，消解所谓傅斯年思想的自身矛盾，必须将其置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的序列中，理解为一个具备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傅斯年反对的仅仅是近代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但实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的整体知识观念，奉行演绎主义的历史理论。他的立场不是西方近代基于归纳法的实证主义，而是基于历史语境主义和演绎主义的新实证主义。在此意义上，他的思想是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不仅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那种狭隘的客观主义者，而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主体性甚至更加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卓立，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知识论基础重建研究”(项目编号：2014py31)的阶段性成果。
    近二十多年来，学界对傅斯年的研究由浅入深，但总体上有一个共识，即将傅斯年定位为“史料派”的“盟主”，①将其史学思想理解为“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②的反历史理论的唯史料论，是极端的客观主义与“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鼻祖，相关的实证史学思潮也就被称为“回到傅斯年”。③结合他曾经反对哲学研究的言论，他甚至还被理解成“以实证态度治史，对哲学思辨也没有兴趣”。④
    这种片面化的理解与傅斯年生前较少公开出版著述有关，但随着近年来傅斯年档案与信函的整理出版，我们已经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傅斯年的思想。而在全面考察傅斯年的著述及信函等资料后我们会发现，被定位为“史料派”的傅斯年，“终其一生，他对哲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取得了卓越成就”。⑤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傅斯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不了解傅斯年思想的现代哲学背景，才导致片面化理解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进而也忽略了傅斯年的历史理论思想。
    一、傅斯年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关于傅斯年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其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傅斯年关于哲学的看法的研究很少”，⑥甚至傅斯年亲侄傅乐成，曾经试图写作一部五六十万字的《傅斯年传》，其写作规划中也没有包含傅斯年的哲学思想。⑦笔者目前所见，研究傅斯年哲学思想的专论，仅有王凤青先生的《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和吴展良先生的《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⑧另外有几篇论文中谈及傅斯年部分哲学观，⑨或有论文论著小节涉及少量探讨。⑩
    傅斯年哲学思想的被忽视，根本上与其史学思想被片面曲解有关。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的“唯史料论”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傅斯年被脸谱化为一个狭隘的史学家，导致哲学界的研究基本屏蔽了傅斯年。《旨趣》表达的史料思想初看不仅极端和独断，而且似乎不需要任何哲学知识便能准确理解。尤其是积极支持《旨趣》立场的“史料派”，也基本持一种反对理论研究和反哲学的立场。然而，全面研读过傅斯年著述的研究者大多会发现，“傅斯年的历史学说决非如若干人所误传的狭窄”，(11)“并非就认为历史学止步于史料”，(12)与其说他是“史料派”不如说是“科学方法派”；(13)傅斯年也不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相反，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实践中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反思，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名历史理论家，甚至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14)并且，一旦我们仔细考察傅斯年的历史理论与哲学思想，还将发现他也不是所谓的“客观主义”者，主体性始终在他的理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或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志田先生才将他的“史料”理解为包含了“史识”，(15)王连升先生才认为傅斯年说的“出货”出的就是“观点、论点、结论、真实、规律等等”。(16)
    傅斯年无疑是有自己的历史理论思想的。早年在北京大学时，他虽然不关注史学，但其社会进步论与实用主义思想，使其持有一种基于情感—意志的心理主义立场，并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是阶级的社会”，(17)试图探究历史中的因果，表现出较强的历史理论倾向，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和疑古思想。从留学前到回国创办史语所，他一直持有一种较为弱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自称为朴素唯物主义者(crude materialist)，(18)认为“我们的行为无论一生之总，和壹件之分，俱为前于此一生的心理经验，由一切本能和情感与环境之相反应而成之系统所布帅”，(19)并相当推崇巴克尔的历史理论。留学欧洲带给傅斯年历史理论思想的重大转变在于，他排除了历史理性主义，开始认为历史中没有“理性的因”，但有“历史的积因”，(20)“历史不是由事实抽结论的学问”，“历史无law，而有shape”，(21)“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若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22)在此意义上，傅斯年一改早年认为“学问之道，全在求是”(23)的观点，认为“研究历史不应求其是，而应求其古，因为‘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24)傅斯年因而通过语言学方法，试图把握一个作为时代之总体性的历史之shape，而这个shape要说的并不是“求其是”意义上的“是什么”，而是“如何是”，这便与西方哲学从“是什么”转向“如何是”的历史主义轨迹相合了。(25)傅斯年这种语境主义的历史方法反思，本身就已经是历史理论了，更何况在这种语言学方法背后，其实是傅斯年自己承认的朴素唯物主义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以当他论及“唯物史观不过其中之一部而已”的物质史观时，颇多期许之意，认为“以地理环境解释文化之发展，对于历史之帮助甚大”。(26)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则以“夷夏东西说”为代表，他纵横捭阖，向我们展示了将历史理论与史料研究结合的一个个典型范例。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这种自身矛盾，是当前傅斯年研究的主要谜团，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全面研究过傅斯年的哲学思想，一直错误理解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哲学前提。正是为了解答这个谜，史学界目前有两类方案。第一类是承认傅斯年具备高深的理论能力和全面的思想，这种冲突只是他有意而为的学术策略。比如有学者将《旨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极端表达理解为“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的故意说，(27)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对后辈学人故意说，(28)或为了学派利益打击章门弟子这类异己的故意说。(29)这类解释首先否定了傅斯年的学术品格，等于将其最重要的学术主张视为谎言和权术，也等于认为傅斯年学术主张的自身冲突是不可消解的。但显然，如果我们有可能从学术思想自身出发去理解傅斯年思想的统一性，是没有必要诉诸这种学术之外的解释的。第二类则是否定傅斯年的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或直接将其思想视为片面的错误，或认为他是受限于时代而没有充分掌握史学理论，没有完全吃透西方思想。这类对傅斯年的低估理解，一方面是将傅斯年理解为落后于我们自己的近代人，另一方面是忽略了傅斯年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天才，他是依靠学术水平而非事功的能力才成为当时的学术领袖。就此而言，傅斯年的论敌钱穆反而更理解傅斯年，认为“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30)实际上，史学界无法正面解答傅斯年思想自身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低估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哲学背景，把他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理解为简单的口号，当成所有史学工作者按常识就能完全领会的独断经验，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理论家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一个理论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要充分理解一个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对傅斯年这样一位身兼中西思想交汇重任的学术领导者，没有深入分析研究其哲学思想是不严谨的。
    就当前而言，我们对傅斯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稀缺，而且在有限的论述中呈简单化、零碎化、标签化的总体特点。对其哲学思想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或以点代面、或张冠李戴。比较常见的误解如：回国后的傅斯年“不再赞成哲学”；(31)笼统地认为傅斯年“在欧洲受实证主义的深刻熏陶”、(32)“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很深”，(33)并基本将此种“实证主义”混同于兰克史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杨国荣先生曾在《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中指出傅斯年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接近于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的理解”，可惜未得到史学界重视；王凤青先生的《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也曾指出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与傅斯年语言哲学思想的关联。现有研究中，探讨傅斯年哲学思想较为全面深入的是吴展良先生的《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一文，不仅指出傅斯年思想中反理性主义这一内核，并且罕见地将傅斯年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历程置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但吴文仍然由于《旨趣》留下的客观主义印象而低估了傅斯年的哲学造诣与当代性，从而对傅斯年的哲学思想做出“对于古典逻辑与哲学的误解却很深”、“不像马赫强调具有‘唯心论’(idealism)意涵的‘感觉’，也缺乏‘批判哲学’的训练”等论断，并将傅斯年定位为更偏于近代的“经验论式的还原主义”。(34)
    全面把握傅斯年的哲学思想不仅意味着要全面考察傅斯年的著述与其他文献，而且也必须分析其思想发展过程，这一点也是现有研究较为欠缺的。傅斯年登上学术舞台时，不仅恰逢中国社会及思想的现代转型，也正值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而他不仅是这种转型的被动接受者，也是其引领者之一，因而我们不但要重视其哲学思想的转折变化，还应当结合中西思想变革的总体语境来分析。就此而言，施奈德教授在《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中做了可贵的探索。施奈德教授作为一位直接源出德国历史主义—诠释学传统的德国学者，详尽分析了兰克史学这种西方近代思想与傅斯年之间的根本差异，并指出“只有注意到史学理论的语境，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到傅斯年的史学方法的特点及地位”。(35)施奈德教授说的这个“史学理论的语境”，其实可以进一步扩大到“现代哲学的总体语境”，或许也正因为施奈德教授并未将考察视野完全地拓展至现代哲学层面，导致他在定位傅斯年历史思想时仍然存在误解：将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视为近代的客观主义思想，将傅斯年的实证主义思想视为近代经验主义的立场。这一错误直接导致对傅斯年整体思想的解释框架也是错误的。由于施奈德教授注意到傅斯年留学时期“已经意识到主观成分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且《旨趣》与后来的完整阐述(如《史学方法论》中关于考古方法的解释)有异，而后期又明显背离了所谓客观主义，于是《旨趣》中的客观主义和拒斥历史理论就成为一种不和谐的断裂。施奈德教授为了解释这种断裂，才将傅斯年的思想发展以《旨趣》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1)国外留学时期；(2)从回国到大约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3)从第二阶段的结束起到去世时为止。施奈德教授由此将傅斯年解释为一位思想充满自相矛盾的人，从而与其作为全书主题的“新旧传统”对立之“一团矛盾”呼应，也就是他的解释策略是用时代导致的总体矛盾性解释傅斯年思想自身矛盾的必然性。这就否定了傅斯年思想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因此，倘若我们要承认傅斯年思想发展具备连续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旨趣》仍然置于其史学思想的中枢地位，进而与其全部历史理论和哲学观念视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并消解其与傅斯年其他论述之间的冲突。傅斯年思想的这种连续性，一个证据是傅斯年留学后期和归国途中的手记里，便已经有了《旨趣》等史语所初期文章的相关论点。(36)此外，胡适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也提供了关键证据和线索。胡适在傅斯年去世后说：“他的壮年几本最伟大的、继往开来的学术论著，都是在留学时期中就已想到的。”(37)胡适之所以这么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此时读到了傅斯年1927年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在那里他看到了傅斯年1926年9月2日与其在巴黎长谈的内容。胡适说：“一九二六年我到巴黎，他那时在柏林，知道我来到法国，特地从柏林赶来与我同住了许多天。我们白天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晚上在中国馆子吃饭，饭后常常谈到晚上一二点钟，充分互相讨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撒下了许多种子。”(38)傅斯年与胡适巴黎会面，主要目的是为了畅谈他那些在信中“实不能尽书所要说的”(39)新思想，并自感与“适之先生痛谈的快乐无对”。(40)而胡适对此次会面总体虽留下“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41)的负面印象，但9月2日的谈话却包含重要的积极信息，被公认为了解傅斯年留学期间思想的关键信息，然而由于“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42)长期以来学界未得其详。也就是说，胡适的这一文章不但解答了这一公案，而且也证实了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时期的著述及活动是留学时期的延续和实践，是其一生学术理念的精华所在。
    就此而言，史学界当前仍然通行的主客二元论观念才是导致《旨趣》与傅斯年总体思想彼此冲突这一主要难题的根源。确切地说，傅斯年思想自身连续性的基础，在于他已经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论，他是基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视野，重新提出了他的史学思想。因此，我们只有超越主客二元论的对立框架，将傅斯年置于现代哲学思想序列中重新追溯其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傅斯年史学思想自身矛盾”之谜。
    按照这个思路重新审视傅斯年一生的思想变迁，我们大致可以把傅斯年的哲学(理论)观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1918年投入胡适门下(亦可再前推几年)到1923年离英赴德为止，其主要特点为对哲学和真理怀有信念，甚至视为治学的最终目标；中期从1923年入学柏林大学至1941年大病濒死为止，此阶段的傅斯年持较强的客观主义信念(他自己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而将哲学与理论理性与文章家并列作为艺术创作，其态度与思路，相当接近后来逻辑实证主义之拒斥形而上学；后期从1941年至逝世为止，此阶段的傅斯年一方面摆脱了对“物”的执念，不复有绝对客观的信念，另一方面也重新对“理性”有了认可，甚至重燃起一些研究哲学的热情。
    二、早期的心理主义与情感—意志主体
    青年时期的傅斯年，对哲学怀有极高的期待，视其为治学最终的归宿。傅斯年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很早，甚至还早在“胡适和陈独秀到北大之前”。(43)五四时期的傅斯年持哲学是“科学之科学”这一古典立场，认为“哲学是一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44)为此他一方面将哲学与中国传统的玄学对立，认为哲学并非“玄之又玄”，而是“实之又实”；(45)另一方面将哲学视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个大假定，但“加上一番证明，便成科学”。(46)他说：“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美国研治科学，得博士位者，号‘哲学博士’。英国牛津诸大学，研治哲学，得博士位者，号‘科学博士’。于是可知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也”，傅斯年因而呼吁蔡元培将哲学划为理科，而非与文史并列，如此“一转移间，精神上之变革，为不少矣”。(47)只可惜蔡元培并未听从傅斯年的建议。他认为“哲学原是个会通的系统”，视逻辑为“一切学问的根本”，(48)相信“哲学可以引人从卑浅思想的境界爬出，到自觉自成的地位”。(49)这个时候的傅斯年，简直把哲学视为拯救学术的不二良方。于是他把王国维的治学成就归功于“治哲学”和西学，(50)感叹中国的好文章里面没有哲学，(51)期盼以后做新戏的人有哲学的见解。
    傅斯年正是怀着对哲学的梦想奔赴欧洲学习科学的，因为在他看来，既然真正的哲学总是由科学进步推动，“一个哲学时期每每跟在一个科学时期以后”，“必须应用现代的科学中所得作为根据”，(52)那么要研究哲学自然就要先真正地理解科学。在1920年8月1日致胡适函中，傅斯年道破了他求学的主要意图：“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著落。”(53)也就是说，自认无力专事自然科学的傅斯年之去学习自然科学，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学习哲学，而他选择的自然科学的跳板便是心理学。毛子水作为其北大同窗和柏林共同留学者便证实说：“他心中以为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所以赴英以后，即进伦敦大学治心理学，打算从生理学以通心理学而进于哲学。”(54)
    学习心理学原本是“新潮社的一项主要兴趣”，(55)而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心理学，与他在综合接受达尔文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实际主义”)的情况下，把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这三者视为实现人文学科之科学化的关键学科有关，因为“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56)其中心理学被他视为中枢性的或方法性的，社会学则成为目标性的救国之道。所以他说：“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夫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57)社会学之所以被期许为目标，是因为傅斯年深感中国人精神之颓靡，“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欠缺“社会组织上的系统”，(58)因而要改变中国，就要改造中国社会，因为社会上的信条甚至“竟有自然律的力量”。(59)这个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科学环节，傅斯年认为是在心理学那里，因为社会由人组成，而人由其心理决定，如果能把握住关于人类心理的科学，就能把握住改变社会的科学道理。这使傅斯年更强调通过改变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来改变中国的深层社会结构，而对单纯的政治革命持疏远的态度。他之所以推崇俄国革命，乃是由于将其“视为一个将‘群众’转变为‘社会’的革命”。(60)
    值得注意的是，“人”这个概念其实是此时傅斯年思想的中枢。这个“人”不仅是生物的进化的人，而且是情感—意志主体，而非理性主体。之所以关注心理学，正因为心理概念中包含了情感—意志，它是非理性的。所以傅斯年说：“人的行为的单位，或说原素，是‘愿欲’，而以感情导领着运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并不由理性。”(61)傅斯年的这种思想也可能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周运先生新近提到发现了一批傅斯年收藏的尼采著作，“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期间，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而留学欧洲时继续购买和阅读尼采的著作，更加深了他对尼采学说的理解与认识，尼采学说增强了他对兽性主义的信仰”。(62)而尼采的权力意志显然是傅斯年早年心理主义思想的内核，构成他对非理性的人(情感—意志主体)的主要理解。由此出发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早年的疑古立场：流传下来的历史著作都是其作者这种情感—意志主体的主观表达。或者说这时候的傅斯年倘若系统表述其史学理论思想，无疑会成为当世历史主义者(反客观主义者)的同盟军。所以当顾颉刚发表了其疑古理论时，傅斯年会说他在史学上称王了，因为这套理论无疑也是傅斯年曾经酝酿而未完整表达过的思想。而当顾颉刚擅自拿傅斯年未完成稿的信发表在《古史辨》上，作为对自己的支持时，这却成为两人关系出现裂痕的一个原因。因为傅斯年那些还未写完的内容可能才是他真正想讲的：在留德之后，他已经转变了疑古立场。这一改变的实质其实是：傅斯年在留德之后将五四时期作为立论核心的主观化的情感—意志主体，修正成了能够“有迹可循”(诉诸史料证据)的实践主体。
    另一方面，当傅斯年从生物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入手，试图通过心理学来把握旨在救国的科学真理时，就已经注定他将面对一个终生无法逾越的逻辑困境。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进而衍生的社会进步论，当它们被介绍到近代中国时，是与“道”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被理解为永恒的历史真理。但它在西方却是完全不同的面目与影响力：由于生物进化论把人视为自然世界演化的产物，从而导致人类理性也成为历史生成物，而上帝同样被剥夺了造人的权利，这就引发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崩溃与心理主义的流行。早年的傅斯年也曾视生物进化论为铁律。然而傅斯年又恰恰在接受生物进化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胡适带来的更新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创始者威廉·詹姆士同时也是彼时心理主义的重要成员)，这就导致傅斯年接受生物进化论时，与梁启超等人误解生物进化论是不同的，他走向的是与西方思想界同步的心理主义和对唯理主义(含形而上学)的拒斥，并认为自达尔文之后理性就没有意义了。(63)如前文所述，傅斯年已经把人类行为的决定性环节归为心理之历史轨迹，否定理性的决定作用，他把唯理主义(理想主义)视为不切实际的，认为实用主义之返回人的行为是哲学最新的成果。傅斯年更是直接说：“其实心理现象何尝没有因果律，只缘其间之因果相应，须经几层、几十层的曲折，然后现于觉识之上，故其真因并不及自觉，而且等到现于觉识上之后，又有陪衬的，自觉解的理性/去造些理由来，因此以假混真，更不容易明白。……我们要真去心理内容的机作，不局促于人的行为的理性外观，仍是占到了心理学的正当观点。”(64)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其目标在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但否定了理性这条路线，而认为应返回作为生物的自然之人的心理行为(基于情感—意志)层面来把握真正的原因。问题在于，理性的这种淡出和被生物化，导致的势必会是真理的被相对化，而这一点与傅斯年对生物进化论的笃信显然又是冲突的，或者说生物进化论本身也只能奠定在某种理性主义的真理设想上。在1919年的《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一文中，傅斯年便说：“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而‘惟一的客体’、‘惟一的真理’、‘绝对’等等名词，不成话说了。知识是一种人的反应；实体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概念；超过人性的理解是做梦来的。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Means)；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意机主义战胜智慧主义了，人性主义战胜自然主义了。”(65)也就是对傅斯年而言，生物进化论与实用主义，已经不仅在一开始就取缔了理性的合法性，而且也取消了“纯粹的客观”这个观念。这就为傅斯年后来在语言学的影响下进一步彻底地放弃“理论”、连同“哲学”也一起当成“语病”否定，埋下了伏笔。
    三、中期的反理性主义与实践主体
    傅斯年正是怀着这种隐匿在他精神深处的问题奔赴欧洲，试图“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66)当傅斯年到达英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他自然会发现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步论都已经过时，甚至连心理主义也没有了19世纪末的地位(英美哲学自20世纪起便开始了逻辑经验主义与语言转向的进程，德国哲学则从新康德主义转向现象学运动)。确切地说，这正是古典哲学走向末路、新的哲学尚在襁褓中的时代。而这种情况对傅斯年的影响是，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进一步被傅斯年以更彻底的方式否定了，并且连同哲学本身也被傅斯年以语言学的方式否定了。或者说，那正是哲学的身份最低微、自身最迷茫的时代，对形上理性的批判又正是以对古典哲学批判的方式在欧洲思想中发酵。于是傅斯年突然意识到，原来哲学并非科学之王，而任何一种借助了近代理性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包含了非法的理性前提，真正的科学却正在以彻底的方式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从合法论题中驱逐出去。
    对于傅斯年这一阶段的思想转变，王汎森先生也注意到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对傅斯年的重大影响，并视之为傅斯年之反疏通的理论依据。(67)但马赫影响傅斯年的关键之处，恰恰在于其基于主体的纯粹经验与现代科学的整体主义思想突破了近代科学的自然观念与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马赫主义是开启现代哲学进程的重要思想)，(68)而不是王汎森先生说的“排除主观性来捍卫客观性”这种纯然近代的常识观念。
    近代理性主义的崩溃对理论学科而言首先意味着什么？那便是归纳法的失效，而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理论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正是在“对经验事实的归纳”这种近代意义上理解科学与哲学的。所以他说要“就事实的经验归纳起来成科学，就科学所得演绎上去成哲学”，“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它的性质也是具体的……哲学止可集象，不可离象”。(69)归纳法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崩溃，令傅斯年对哲学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哲学从原来他以为的科学之科学，反而变成了制造空论玄谈的祸首。他不仅以更决绝的方式否定了理性，而且连同社会现象中的“自然律”这样的设想，以及各类近代意义上的理论也都被他放弃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效的理论科学，那么很自然地，原本作为通往社会学桥梁的心理学，对他也不再有正面的意义。“在欧洲学习后，他没有写任何关于改造社会的文章”，(70)原因与其说是跟随了胡适的“点滴改良取向”，毋宁说是放弃了对心理学—社会学的幻想。在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的重要函件中，傅斯年说：“我在欧洲时代(前一半)本是一个crude materialist of type of physiologist，所以我对Freud大发生兴趣，对Watson的Behaviorism大发生兴趣。因为后来在德国之空气，其中包括当时吵闹相对论，使我们这个uncritical attitude动摇。因为后来我觉得Freud是小说，Watson也是一种哲学”。(71)1923年，也就是傅斯年已经开始转向语言学时，他说：“不幸哲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做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罕等去办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是白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72)
    傅斯年由此转向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主义思想。通过明确区分语言和文字，傅斯年别出心裁的提出：“从来治哲学而谈心理的人，把思想当做内体，把语言当做外用，以为思想是质，语言是具，语言是所以表思想者，思想却不即是语言”。(73)然而语言却并非一定是对思想的表达，因为我们会说“冲口而出”的话，“还不是我们先说出来后来再想到呢”。(74)关键在于，“假如语言是思想之向外者”，语言是对思想的表达，“则思想是大名，或前名”，语言就成为思想的附属品，“是小名，或后名”。于是思想成为本质，语言成为现象，那么当我们去研究一种作品、一种文化时，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思想内在的关联，理性、伦理、情感、义理等就会成为预先出场的内容，而心理学也就可能具备基础性的意义。但如果语言并非对思想的表达，而是如“冲口而出”这一情况所揭示的，倒可能“思想为语言之收缩”，或者说我们首先是因为在语言中生活着，然后才可能有思想，那么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思想必须被视为“语言之向内者”，语言则先于思想，于是“语言是大名，或前名；思想是小名，或后名”。而这意味着，由于语言首先是生活中的语言，是实践的语言，是流传中的语言，那么当我们去研究一种作品、一种文化，包括一种思想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返回到它们作为语言发生、实践和流传的作为整体的时代与环境中，去考察它们具体的形态与演变。当我们将语言视为对思想的表达时，思想便会先于历史，内会先于外，最终导致的往往会是“虚”高于“实”；反之，如果语言是先于思想的，实践与具体问题就会成为基础性的，任何学问也就必须返回到具体实践的历史中才可能被坐实。进一步地，由于近代语言学已经发展出较为精细的类型分析理论，导致通过语言学分析能够像考古学分析一样，对人类族群与交往的轨迹做有根据的论证研究，那么一旦语言又被视为思想之本，对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便可以通过科学化的语言学奠定在坚实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并与其他科学知识连成一片。正是基于这一点，傅斯年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将历史学在真正意义上改造为近代科学的新道路。
    因此，此时的傅斯年是将作为情感—意志主体的人转变为作为行动和实践主体的人(同时也是说者)，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结合支撑他的科学史学构想。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客观史料”根本上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理环境下特定人群的行动产物，必须置于这样一个整体化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读。傅斯年的“客观史料”因而根本上是一种整体知识系统内的观念史料，真正决定它的是时代中行动着的人。傅斯年最重视的是行动的遗迹(包括活的语言)，从而是实物史料，而不是主观表达的文字即历史记载。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旨趣》时期)的傅斯年，也是把主体(行动者)视为历史研究的决定环节。
    傅斯年的这种基于整体知识语境前提的史料观，最典型的表述见于《考古学的新方法》：
    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同属一物，在各处所表现的意义，就各不相同；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75)
    傅斯年的这部分思想被胡适评价为其“最有永久价值的学术论著”之一。他认为真正的史料必须包含可信的史实，而史实的确定依赖于先行确定的批判机制，从而史料是要以先行之见为前提，这种先行之见，便是对“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旧材料和间接材料的掌握。这意味着，史料是通过解读才能生效的，而解读势必要求整体知识观念介入，史料在这种意义上便不能视为一种“物”化的文献，不是“古董”，而是要等待整体的知识、整体的观念重新发现它的“观念史料”。
    傅斯年的历史语境主义，与狄尔泰(W.Dilthey，曾任傅斯年留学地点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在世时名重一时，其“精神科学”理论是历史语境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于傅斯年到达柏林大学前12年去世)有一定相似性，但根本上，还是他自身的思想脉络在彼时欧洲的理论语境下必然的走向，其根本意旨，是与近代理性主义彻底决裂，以更切近具体问题的方式，在语境与历史的展开中重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道路。
    四、晚期的先验哲学倾向
    与其说傅斯年否定的是哲学，毋宁说是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他不仅长期秉持实用主义，而且他后来对哲学的理解，也非常接近语言转向后的诸种现代哲学形态。傅斯年因而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一样，将传统哲学理解为“语病”予以消解。在1926年致胡适函中，傅斯年说：“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76)不只是德国哲学，他对希腊哲学也开始如此理解：“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哲学之为语言的刹产物，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77)他在1948年致赵元任夫妇信中有所总结：“我在德国时，心中觉得logic与语言亦可连到一齐讲。回国船上，看Jespersen之philosophy of Grammer发生绝大兴趣，意思甚多，写了好多笔记(不知尚存北平否)，以后便未再想。曾一年看到Carnap(卡尔纳普，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引者注)之书，觉得‘这个做法’，即把语言与逻辑合来，正中下怀，也未去看。今则看第一书也。我觉，logic与语言应打成一片，但心理学尚不可能，因心理学自身问题多矣。”(78)因此，傅斯年后来动辄恶语相加的哲学，主要指逐渐在现代思想中被淘汰的古典哲学，范围较为狭窄。
    晚期傅斯年对哲学态度与盛年的区别，在于他开始接受先验哲学的思路，从而开始注意到哲学具备不同于他曾经批判的近代理性主义的基础，这使他对哲学的态度重新转向肯定。到了生命的后十年，傅斯年虽然囿于事务已经不可能展开系统的哲学研究，但早年心理主义与语境主义引发的自指悖论却是他无法遗忘的。这或许便是他最终并未对自己的语言学方法展开更多的著述工作的原因，因为这个问题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寻找到完全令自己满意的解答。正因如此，傅斯年在后来的岁月中，悄然离开了早年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而转向先验哲学，并开始关注康德。
    1941年的特殊境遇引发了傅斯年思想出现转折，是年他在过度操劳之下高血压恶化，九死一生。他回忆说：“生病重的那几年，常想人生究竟，有时竟像Mystic，但又不是，最后想到宇宙是个大演绎，必须假定(或建立)某某，然后某某、某某、某某……(至无穷)，方有著落，于是自己想出一套，向人说，人说这即是康德之Categorical Imperative，拿来一看，有些近似。”(79)从傅斯年的描述看，他的想法的确已经属于先验哲学无疑，与康德自然是有几分类似，但在科学观上，傅斯年却比康德要现代得多，而康德哲学毕竟受限于时代。而这意味着他超越对“物”的信念，原本作为理论立足点的生物的人或时代和地理环境中行动的人，很可能转变为一种先验主体(但欠缺可查证的表述)。此时再把傅斯年称为一个客观主义者是不合适的。此时的傅斯年，可以说已经重新把主要兴趣转向了哲学，只是有心无力，无法展开研究。在1942年初致胡适函中，傅斯年说：“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论我之学问，自觉方在开头，但现在不学问了，就在此时著书，而且把考据之书放在后面，目下先写‘我的哲学’。这些‘哲学’包括下列各书：一、‘文化斗争’(Kulturkampf)；二、‘原人’；三、题目未定，其意思是Causality and Chance in History。……这便够我病人办的了，考据之书，再说。”(80)也就是说，此时自感时日无多的傅斯年，想要赶紧写下的书首先是“我的哲学”，考据则排不上号了。
    五、作为现代意义的历史理论家的傅斯年
    被当成“反历史理论”旗手的傅斯年，其实是一位极爱哲学也极富哲学天赋的人，他不但懂科学，而且懂的是前沿的科学；他不但懂哲学，而且能深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傅斯年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反对过历史理论，而仅仅是反对那种结论在实证之前的近代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而他本人在《旨趣》阶段以及史学研究实践中奉行的，则是现代科学演绎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
    只有把傅斯年置于现代思想序列中，突破常识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元论思想，(81)才可能圆满回答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与其作为理论家这一角色的冲突。他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与其说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立，毋宁说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理论路线的对立。历史学界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包括当年傅斯年的门生们)秉持的是常识中的世界观念，它与近代科学的牛顿时空观结合，实际上是一种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观念。我们在常识中仍然延续着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与形式”二元论，世界对于我们就是时空这个容器中一群事物的总和，而每个事物都是材料加以形式的结果。于是所谓历史学也就相当于一个“东西”的制作，以上帝造人说类比，史料就是“原料”，好比泥土；史观/理论就是“形式”，好比上帝自己的样子。我们对史料/理论、质料/形式、客体/主体这三组二元论都深信不疑，它们也的确与我们的常识相符，这三组二元论不仅构成历史学界的普遍观念，也成为当前解释傅斯年历史思想的主流范式。在这三组二元论中，史料/质料/客体这三者是相对应的，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也就成为一种“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言论。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史料/理论”二元观下，结合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归纳观念，便将科学理论视为对实证材料的归纳结果，也就在操作步骤上区分了搜集材料与“抽取公例”两个步骤。(82)傅斯年就成了与“史观派”对立的“史料派”，“史学只是史料学”就成了与历史理论研究对立的主张。
    由于傅斯年进入历史舞台的五四运动时期距今已近百年，其去世迄今也逾半个世纪，人们容易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比他“进化”得更先进，甚至比他领先一个时代。不可忽略的是，中西方“近代”/“现代”这对术语划分标准的不同也助长了这一理解。中国大陆地区把1949年前称为近代，而对于西方思想发展而言，近代/现代的划分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也就是说，傅斯年这样的五四干将(尤其是他这种早年便留学欧美的)，其在世界范围的思想序列中其实已经处于和我们一样的现代，而不是“近代”。正是这个出入导致多数史学研究者将傅斯年的思想置于兰克等西方近代思想序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当代历史主义者拿着柯林伍德式的观点反驳傅斯年，(83)以为“历史研究不能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这样的思想是傅斯年所不知道的先进的现代思想。实际上，这类历史主义思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涌入中国成为老生常谈。确切地说，历史主义思想的前期发源于西方近代(仍基于主客二元论框架)，到了五四时期已经是过时的思想，历史主义思想的后期(经历现象学运动转型后)则属于现代序列，但它的要旨已经超越了“历史研究不能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旨趣》之“史学只是史料学”因而并不是极端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一种整体主义(演绎主义)的立场，它是尽可能扩大整体知识系统中的证据(史料)密度来确保整个知识系统的有效性，进而要求史语所这样的机构必须仅致力于“史料”这种具有积累性的适合集体从事的工作。李济(史语所时期傅斯年的最重要合作者)便说：“我不相信他对于什么物质文化、什么精神文化这一类的名词，像现在一般人的利用法，有任何同意。他对学术的见解，因他受过很多年的心理学的训练，他认为思与心，物质与精神，是分不开的。”(84)傅斯年的思想根本上是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如果非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与其说他是客观主义者，毋宁说在他的思想中，主体始终居于更重要的位置。
    我们现在可以说，“史观派”之所以会攻击傅斯年的史料学主张是局限于材料整理工作而不是真正的科学，是因为他们理解的科学还只是几百年前近代科学的“归纳真理”，而不知道傅斯年是通过清除近代理性主义来重新提出史料观，他试图走向的是语境主义意义上的新的科学主义。罗志田之所以把傅斯年称为新宋学，正是察觉到了傅斯年与“唯史料论”之间的明显差异，但他却没有发现科学主义的疏通与宋学的疏通之间的根本差异。而桑兵之附和陈以爱关于史语所治史理念与国学门之间具备相通之处的论点，(85)认为傅斯年的史料观与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思想“并无二致”，并无真正学术创新，(86)是因为他没有察觉顾颉刚等人还是在“求其是”，骨子里是近代科学的理性主义范式，而傅斯年强调史料工作的前提则是对理性主义的否定，其依据是现代科学的整体知识理论。这些误解都是由于对现代科学理念的认识不足，从而无法把握傅斯年史料观的底层其实是一种现代的历史理论思想。傅斯年思想中始终包含着主体的层面，而他批判的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历史理论，其历史思想则包含了现代哲学前提下的历史理论主张。
    注释：
    ①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②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张书学、王晓华：《“回到傅斯年”：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史学的走向》，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④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⑤王凤青：《傅斯年哲学思想简论》，《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⑥戴卡琳：《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⑦傅乐成：《时代的追忆论文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13页。
    ⑧吴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五南图书2000年版。
    ⑨参见朱洪涛《知识·观念·情怀——傅斯年关于北京大学哲学学科的思考》，《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
    ⑩例如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38-341页；施奈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章第2节；雷颐：《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谢进东：《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杨国荣：《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史林》1998年第3期；李兰芬：《被质疑的哲学——以清末民初四位学人的看法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42页。
    (12)何兆武、冯佐哲：《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4页。
    (13)胡逢祥：《胡适、傅斯年两家史学方法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4)岳玉玺：《傅斯年先生思想学术述评》，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15)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16)王连升：《要正确理解傅斯年》，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17)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8)傅斯年：《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8页。
    (19)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20页。
    (20)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79页。
    (21)傅斯年：《1926年11月14日致罗家伦》，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75页。
    (22)傅斯年：《1942年10月8日致吴景超》，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007页。
    (23)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5页。
    (24)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页。
    (25)拙文《历史主义的理论结构与演变》第4节讨论了历史主义思想与西方哲学从“是什么”转向“如何是”之间的本质关联，可资参考。卓立：《历史主义的理论结构与演变》，《新史学》第10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26)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57页。
    (27)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2004年版，第165页。
    (28)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29)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75页。
    (3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72页。
    (31)戴卡琳：《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2)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39页。
    (33)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34)吴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第268、279页。
    (35)施奈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第169-170、174页。
    (36)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55页。
    (37)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81页。
    (38)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82页。
    (39)傅斯年：《1926年8月17日、18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8页。
    (40)傅斯年：《1926年9月致顾颉刚》，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8页。
    (41)胡适：《胡适日记1926年9月5日》，《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42)胡适：《胡适日记1926年9月2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59页。
    (43)按王汎森先生所说，傅斯年在1916年即购入了文德尔班(Windelband)的《哲学史》。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页注4。
    (44)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0页。
    (45)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6页。
    (46)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3页。
    (47)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7、38-39页。
    (48)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8页。
    (49)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39页。
    (50)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3页。
    (51)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7页。
    (52)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0页。
    (53)傅斯年：《1920年8月1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2页。
    (54)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159页。
    (55)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59页。
    (56)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5页。
    (57)傅斯年：《留英纪行》，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2页。
    (58)傅斯年：《社会—群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2页。
    (59)傅斯年：《社会的信条》，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4页。
    (60)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46页。
    (61)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18页。
    (62)周运：《傅斯年与尼采》，《南方读书报》2015年11月29日。
    (63)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16页。
    (64)傅斯年：《心理分析导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17-318页。
    (65)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3-244页。
    (66)傅斯年：《欧游途中随感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1页。
    (67)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68-69页。
    (68)吴展良先生注意到马赫哲学感觉主义的“唯心论”(idealism，更适合译为观念论)前提，但却以为“傅斯年对于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建立理论模型，并用经验事实对其反复加以检证修订的重要性，既不明白，也不甚明白”。实际上傅斯年真正的史料观思想，恰恰正合适用这句话来表述。吴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则倾向》，《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第279页。
    (69)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42-243页。
    (70)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51页。
    (71)傅斯年：《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349页。
    (72)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19页。
    (7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2页。
    (74)这种冲口而出的语言对于现代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赵元任先生在纪念傅斯年的专刊中专文提及，可见其重要性。赵元任说：“不过这次所记内容跟以前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注重长篇的实际一次的真的说话。向来语言学者记录故事会话等等材料都是让发音人说一句说半句，重重复复的说，好让记音人来得及写下来。这种记法，因为给发音人机会慢慢造句，结果倒是比较的成文。但是成文未必成话，不一定是语言的真相。因为人跟人说话并不一定句句‘成话’。只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那个话，才是语言学所应该记录应该研究的对象。”赵元任：《台山语料序论》，《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1951年版，第62页。
    (75)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9页。
    (76)傅斯年：《1926年8月17日、18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50页。
    (77)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页。
    (78)傅斯年：《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349页。
    (79)傅斯年：《1948年4月28日致赵元任》，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357页。
    (80)傅斯年：《1942年2月6日致胡适》，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918-019页。
    (81)比如蒋大椿先生便认为：“傅斯年把史学仅仅归结为史料学，实际上是受到19世纪以前以搜集资料为主的自然科学的影响”。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82)罗志田先生将之追溯到章学诚对“守先待后之故事”和“笔削独断之专家”两层次的划分，也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原有的对应思想源头。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83)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6页。
    (84)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第98页。
    (8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86)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69-276页。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