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新世纪清代医疗史研究前瞻
    历史学者介入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医疗史研究的妥当性在当下中国史研究中仍不无质疑(110)。这种质疑并不仅限于史学界的同侪，同样来自于医学出身的医史研究者，更有学者把这种医史研究称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111)。20年前，台湾的医疗史研究的开创者杜正胜曾对郑金生将他们的研究视为“外史”，似乎颇有些耿耿于怀，认为他们的研究“固非内史，但也不等于外史吧”，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另类(alternative)医学史，意思是这类研究虽还未被大众所接受，成为社会主流，但是带有高度尝试精神，企图寻找新的方向的探索(112)。尽管如此，即便时至今日，由于医学和史学的学科壁垒而造成相互之间缺乏认同的情况依然严重，人们似乎仍更习惯于使用内史与外史这样的名称来区分医学界与史学界的医史探索。对于绝大多数医学界的研究者来说，外史的研究，根本上无关医学，其意义顶多不过是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医学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已。而众多对疾病医疗感兴趣的历史研究者，也往往会将专业的医学知识视为自己不敢碰触的“圣地”，而自觉地以“外史”自居，仅希望从与疾病医疗相关的议题切入，更好地理解历史的演变，而无意于将自己的研究与医学真正关联起来。
    在分科分类日渐细密、学术研究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出现这种疏离应该不难理解，但若我们安于这一现状，那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下面这样的问题，按当下一般的理解，医疗史研究无疑属于跨学科研究，而跨学科研究正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特别受到肯定的追求，以跨学科相标榜和诉求的医疗史研究，若基本还是各自为政，那跨学科的意义又在哪里，跨学科又如何可能实现呢?毫无疑问，跨学科并不是要完全打破学科主体和立场，而是需要研究者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相互吸收和渗透。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同介入医史的研究，肯定是必要的，但要真正展现跨学科的意义，就需要：一方面促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去努力破解自身学科以外的相关学科训练不足的难题，以及对自己学科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则应该尽可能地创建包容有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医史研究中心，通过实际而频繁的接触交流，来渐进式实现相互吸收和渗透，并进而通过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推动其成为一个广被接受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而要做到这些，最最根本还在于需要研究者充分意识到，无论是对疾病的界定(framing)还是医学本身，即便是当代，也都不只是科学和专业知识，同时也是现代整体知识认识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建构和利益博弈与协商结果，而历史上的医学，在很多方面就更是如此。既然其并非只是所谓的专业知识，那么关于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其参与整体历史演进的地位和角色等，自然就需要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才能梳理清楚，即便是疾病与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史，恐怕也就不再是所谓的“内史”研究者的专利。这一点，其实可能并非医学如此，科学本身同样并不单纯(113)，而这实际上是由知识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称：
    我们所谓的知识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最后，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有一些知识是独立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114)
    由此可见，知识的形成经历了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这一过程，并非凭空产生，亦非生来就具备权威性和科学性。卢德米拉·卓德诺娃阐述的更为清晰，她认为：“知识”很难被视为一个中性词，因为其中隐含了一些经过某种方法验证的诉求，也隐含了把医学和科学实践置于认知维度最显要位置的做法。把医学知识与其实践、制度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区分开来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所有一切都是在社会中型塑而成的(115)。而对于医学这样直接关乎生命本身的科学或学问来说，更是如此。因而，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医生习得专业技能的源头，其背后实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由此而言，文史等学科出身的研究者介入到被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视为“核心地带”的中医知识史研究，特别是包括清代医学知识史在内的明清以降中医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从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今中医知识的认识和省思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还能借此打破内外史的学科壁垒，展现跨学科的意趣和价值，并为推动未来创立相对独立的医史学找到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径。
    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包括清代医疗史在内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兴起乃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动向，作为新史学的一分子，虽然目前有相当多的研究仍存在着旧瓶装新酒的问题，不过总体来看，不难发现，其作为史学界的新兴前沿性研究，在引入和践行国际新兴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明显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仔细梳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便不难看到，在中文学界，相当一部分对国际前沿的史学思潮，比如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微观史和全球史等的引介和实践，往往都与医疗史研究者不无相关(116)。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医疗史未来的发展，不仅应该为医学人文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应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中，在引入新理念、实践新方法、探究新问题和展现新气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固然，立足不同的学科，自然就会形成其特定的诉求，我们可能很难要求文史出身的研究者在医史的探究中，将包括中医在内的医学发展作为自己最根本的出发点，同样，可能无法要求医学出身的研究者借此研究去真正关心史学的发展。但是只要我们真正明了医学知识和实践本身就是生命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交汇，而人类对疾病的应对和健康的追求从来未曾缺席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就会发现，无论是所谓“内史”还是“外史”，医史所探究的本来就都在医学和社会文化之间。在这样的中间地带，具体的学术光谱或因个人和学科的因素，而对医学或社会文化有所偏向，但必定都需兼顾双方，才可能贡献出真正具有价值的医史研究。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医疗史的发展来说，若能在国际学术发展的新理念的关照和指引下，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的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博士生刘小朦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璐玮的帮助，谨此说明并致谢!同时也谢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在当下的中文语境中，有关医学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的研究，往往有“医学史”、“医疗史”和“医史”等不同的称谓，这些称谓虽然内涵大体类同，而且也存在混用的情形，但在不同文本中，往往随着语境和作者使用目的的不同而拥有某些特定的内涵和旨趣。本文中，这三个名词往往交替使用，意涵也稍有不同。大体而言，立足内史的研究一般称为“医学史”，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则名之为“医疗史”，而使用“医史”时，基本是泛指，往往将两者都包含在内。
    ②关于中国传统时期的医史撰述，可参阅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范行准：《名医传的探索及其流变》，载王咪咪编纂：《范行准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430-447页。
    ③参见约翰·伯纳姆：《什么是医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④⑥Fee,Elizabeth,and Theodore M.Brown.“Using Medical History to Shape a Profession:The Ideals of William Osler and Henry E.Sigerist.”In 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139-164.
    ⑤朱迪斯·W.莱维特：《情境中的医学——医学史研究述评》，载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40页。原文见Leavitt,W.Judith.“Medicine in Context:A Review Essay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no.5(1990):1471-1484.
    ⑦Reverby,M.Susan,and David Rosner.“‘Beyond the Great Doctors’Revisited:A Generation of the‘New’School History of Medicine.”In 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167-193.
    ⑧陈邦贤：《医史研究会小启》，《神州医药学报》1914年第9期。该文亦发表于由丁福保创办的《中西医学报》(1914年)上，其中有关医史的认识明显有当年出版的丁福保编译的《西洋医学史》之“序言”之影子，而丁福保的认识则又可能与富士川游的相关论述有关。对此陈昊曾在其博士论文中有论述，可参阅(《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唐代至北宋医学文化书述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4页。
    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3-256页。
    ⑩如杨焕文：《论清代之医派》，《医学杂志》1927年第38期；严魏：《清叶薛二名医交恶之由》，《光华医药杂志》1936年第3卷第8期。
    (11)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32-177页。
    (12)参见陶飞亚、王皓：《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13)参见陆肇基：《〈中华医史杂志〉50年历程》，《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4期。
    (14)宋向元：《王清任先生事迹琐探》，《医史杂志》1951年第2期。
    (15)丁鉴塘：《清代王清任对于解剖学的贡献》，《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1-4期。
    (16)陈国清：《清代名医陈修园》，《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4期。
    (17)《清代江苏名医徐灵胎先生像传》，《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1-4期。
    (18)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医史杂志》1951年第2期；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医史杂志》1951年第4期；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四)》，《医史杂志》1952年第1-4期；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五)》，《医史杂志》1952年第1-4期；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六)》，《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1-4期；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
    (19)仍有一些，可参见陈天祥：《清代名医赵晴初及其医学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1-4期；王立：《名医喻嘉言传略及其生平著作考》，《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1-2期。
    (20)朱先华：《清末的京城官医院》，《中华医史杂志》1985年第1-4期。
    (21)陈可冀：《清宫档案与北京同仁堂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1986年第1-4期。
    (22)刘时觉：《明清时期徽州商业的繁荣和新安医学的崛起》，《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4期。
    (23)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6-257页。
    (24)参见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5)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39-253页；”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 8,no.1(1987):134-166.
    (26)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1995年第1期。
    (27)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1995年第1期。
    (28)(32)(34)杜正胜：《另类医疗史研究20年——史家与医家对话的台湾经验》，载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史新论——医疗史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7-60页。
    (29)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1997年第8卷第4期。
    (30)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Leung,Ki Che Angela.“The History of Disease in Pre-modern China.”In Kenneth F.Kipl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Disea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354-362; Leung,Ki Che Angela.“Women Practicing Medicine in Pre-modern China.”In Harriet T.Zurndorfer,ed.,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New Perspectives.Leiden,Boston:Brill,1999,101-134.
    (31)参见熊秉真：《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熊秉真：《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33)涉及清代医疗史的论文主要有：祝平一：《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的医学原始》，张哲嘉：《从同治医案论清宫脉案的性质》，王道还：《论王清任的医学研究》，蒋竹山：《女体与战争——以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为例的探讨》，李尚仁：《种族、性别与疾病：十九世纪英国医学论麻风病与中国》，刘铮云：《疾病、医疗与社会：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相关史料介绍》，Hanson,Marta.“According to the Person,Place,and Season: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Medical Conceptions of Local Bodies,Seasonal Geographies,and Regional Disord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5)详参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6)(65)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37)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参见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均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9)(93)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40)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6-737页。
    (41)王涛锴：《“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
    (42)路彩霞：《中医存废问题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载余新忠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6-233页。
    (43)(55)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44)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5)(54)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46)张瑞：《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2期。
    (47)详参余新忠：《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2012年第22期。
    (48)Macpherson,Kerrie.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9)Rogaski,Ruth.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中译本，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0)范燕秋：《“卫生”看得见：1910年代台湾的卫生展览会》，《科技·医疗与社会》2008年第7期。
    (51)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52)朱慧颖：《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00-1937)》，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
    (53)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1905-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56)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6月。
    (57)李尚仁：《腐物与肮脏感：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载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58)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6本3分，2005年9月。
    (59)Furth,Charlotte.“Concepts of Pregnancy,Childbirth,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no.1(Feb.,1987):7-35.
    (60)Wu,Yi-li.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61)蒋竹山：《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62)周春燕：《女体与国族——强国强种与近代中国的妇女卫生(1895-1949)》，“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
    (63)王秀云：《不就男医：清末民初的传道医学中的性别身体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59期。
    (64)Heinrich,Larissa N.The Pathological Body:Science,Race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1770-1930.Berkeley,2002.
    (66)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
    (67)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载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68)张嘉凤：《清初的避痘与查痘制度》，《汉学研究》1996年第1期；Chang,Chia-Feng.“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Smallpox in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In Hashimoto Keizo,Catherine Jami,and Lowell Skar,eds.,East Asian Science:Tradition and Beyond.Osaka:Kansai University Press,1995,199-205.
    (69)Benedict,Carol.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中译本见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70)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
    (71)蒋竹山：《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
    (72)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73)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74)胡成：《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75)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书评见杨璐玮、余新忠：《评梁其姿〈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76)张嘉凤：《十九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以〈(口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78本4分，第755-812页。
    (77)李尚仁：《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学界对中国麻风病情的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3年74本3分，第445-506页。
    (78)祝平一：《清代的痧症——一个疾病范畴的诞生》，《汉学研究》2013年第31卷第3期。
    (79)Porter,Roy.“The Patient's View: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Theory and Society14,no.2(Mar.,1985):175-198.
    (80)Chang,Che-chia(张哲嘉).“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1874-1908).”PhD 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8.张哲嘉：《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载黄兰东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81)祝平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时期的医药市场、医药知识和医病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8期。
    (82)邱丽娟：《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诵经疗法》，《人文研究学报》第40期，2006年4月、《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医疗活动：以病患求医、入教为中心》，《师大历史学报》第38期，2007年12月、《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民间秘密宗教医者的研究》，《师大历史学报》第37期，2007年6月。
    (83)张瑞：《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84)张田生：《清代医病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85)Chao,Yüan-ling.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1600-1850.New York:Peter Lang,2009.
    (86)陈秀芬：《当病人见到鬼：试论明清医者对于“邪祟”的态度》，《“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11月。
    (87)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47期。
    (88)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89)详细内容见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medicinehistory/index.html，其中张哲嘉主要进行清代医学物质文化研究，主题为“明清毒物的文化构图”。
    (90)这几位学者的研究议题分别是：刘士永：《土茯苓、山归来，与墨西哥菝葜：近代前期东西梅毒治疗药物之交流与反思》；胡成：《西洋医生与华人医药——以19世纪的医疗传教士为中心》；李玉尚：《手术与药物：清代云南鼠疫流行中的治疗》；陈明：《从“阿勃参”到“拔尔撒摩”——全球史视野下近代中外药物交流之例证》；李尚仁：《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医疗中的药物》。
    (91)梁其姿：《光绪十三年〈脚气刍言〉建构脚气症候的“方”与“法”》。
    (92)Wang,Hsiu-Yun.“Stranger Bodies:Women,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1870s-1930s.”PhD diss.,Wisconsin-Madison,2003.
    (94)李尚仁：《展示、说服与谣言：19世纪传教医疗在中国》，《科技·医疗与社会》第8期，2009年4月。
    (95)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96)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97)陈明：《“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98)高晞：《15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中医药文化》2015年第6期。
    (99)Hanson,Marta.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
    (100)张哲嘉：《清代检验典范的转型——人身骨节论辨说反映的清代知识地图》，载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史新论：医疗史分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101)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2012年。
    (102)Andrews,Bridie Jane.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50-1960.UBC Press,2013.
    (103)Lei,Hsiang-lin Sean.Neither Donkey nor 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104)Scheid,Volker.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Seattle:Eastland Press,2007.
    (105)梁其姿：《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载氏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6)梁其姿：《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原文见“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 8,no.1(1987):134-166
    (107)董琳：《“文弱”的身体——从体质风俗看明清医学的诊治之道》，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8)范燕秋：《疫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日治台湾医学史》，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
    (109)杨祥银：《近代香港医疗服务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841-1941)》，载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10)梁其姿：《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代序)》，载氏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第3页。
    (111)参见廖育群：《医史研究“三人行”——读梁其姿〈面对疾病〉与〈麻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3期、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224页。
    (112)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学史的思考》，《新史学》2007年第4期。
    (113)可参阅罗杰·库特：《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1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3页。
    (115)卢德米拉·卓德诺娃：《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载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6)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台湾学者蒋竹山的相关研究成果上：《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