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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和传播理论都对作为社会生活现象的信息传播行为作出解释，信息经济学认为，“当信息不均匀地分布时，不仅存在着对获取信息的刺激，而且存在着对传播信息的刺激”；而传播理论也注意到了选择性传播的现象，“尽管传播中的个人以某种方式共同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是经参与其中的个人各自的头脑筛选并制作而成的”。参与神圣信息传播的信众尤其明显地受到获取和传播神圣信息的刺激，并进行了选择性传播。 一个人被神明附体而成为“童乩”的过程一般是悄悄发生的，既没有公开的仪式，也不需要正式的宣布。这跟台湾地区的情况不同。在台湾乡村，成为聚落公认的“童乩”是需要经过“关童乩”“坐禁”“落地府”“过火”等复杂而公开的考验程序的。之所以有此差别，大概与大陆乡村经历过革命风潮的激荡，“童乩”活动曾经地下化有关。 如果以一个被神明悄悄附体的“童乩”为同心圆的圆点，这个同心圆的结构可以划分为内圈层、中圈层、外圈层。第一批信众一定是“童乩”所在的本村村民或者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他们属于内圈层并最先向被神明附体的这个“童乩”“请教”。当他们将灵验的神圣信息往外即中圈层传播时，他们也暗中将其遭遇到的不灵验信息屏蔽掉。当不灵验的次数累积到一定地步时，或者说不灵验的概率超过灵验的概率时，信众就可能逐渐放弃对该“童乩”的信任，转而向身边的人打听其他灵验“童乩”的情况，这可以说是信众用脚投票选择“童乩”，类似于宗教学上所谓的“改信”（conversion）。不过，从信息经济学的原理解释，也许可以看得更透彻，即“最大化的预期效用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其中的预期是根据个体本身的概率计算的”。如果灵验的概率过低，信众就会放弃对该“童乩”灵验的预期。对内圈层的信众来说，从对本村“童乩”的“请教”开始到其放弃对该“童乩”灵验的预期，这个过程的长短就是“童乩”灵力兴衰的周期（相对于特定信众而言）。这个周期其实是指特定信众在该时段内累积的不灵验概率已经超过了灵验的概率。如果用“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句话来比喻“童乩”灵力的兴衰，那么，一旦内圈层的信众对“童乩”不抱灵验的期待，则表明墙内开的花变得不香了。并非墙内的人一直闻不到花香，也并非这堵墙固若金汤，随着花香的飘散，墙也会移易，墙外的人也会变成墙内的人。花香一直往墙外飘，而墙也随香外移，原身处墙外的闻香者成了墙内人。就是说，内圈层的信众尽管弃“童乩”而去，但他们传播的灵验的神圣信息却不停地往外围即中圈层传播。当中圈层的信众接收到灵验信息时，就会“翻墙”从中圈层（“墙”外）来到“童乩”所在的内圈层（“墙”内），将此前被内圈层信众抛弃的“童乩”重新奉若神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圈层的信众也会弃该“童乩”而去，而外圈层的信众也有一天会接收到“童乩”灵验的信息，从远处来寻访“童乩”。 由上可见，神圣信息的传播机制是以“童乩”为同心圆的圆心,其周边首批信众为其灵验信息传播的内圈层。由于内圈层的信众对灵验的负面信息进行自我管制和过滤，使中圈层的信众处于负面信息的屏蔽状态,只从内圈层接收到正面的灵验信息，从而建构出“童乩”灵验的正面形象。等到中圈层的信众累积出灵验的负面信息之后,又对灵验的负面信息进行过滤并只将正面的灵验信息传播给外圈层的信众。依此类推,使“童乩”灵验的声名次第远播。 灵验的神圣信息传播的速度取决于信众之间口传的速度，而口传的速度取决于信众互动的频度与半径范围内活动的可及性。随着机动交通、移动电话、智能手机以及微信等自媒体在广大乡村地区的普及，信息扩散的速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某地“童乩”灵验的信息常常不期而至。同时，在同样的时长里，信息传播的半径范围也远超从前。其后果就是作为外围的信众从内圈层或者中圈层接收到灵验信息的频率加快，信众累积不灵验信息的周期趋短，这也意味着“童乩”灵力的兴衰周期趋短。不过，可作弥补的是，由于信息传播半径范围扩大，导致圈层范围和信众规模扩大。我们假定一个“童乩”接受信众“请教”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更大规模的信众群体就需要在更长的时段里才能分别累积出超过灵验概率的不灵验概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童乩”灵力的兴衰周期。尽管神圣信息传播的半径范围可能超过村民日常的社会交往范围，但对“童乩”来说，其潜在信众分布的半径范围毕竟是有限度的，信众寻访“童乩”的最大半径范围，一般在机动交通工具（如摩托车）可当天往返的距离之内。所以，从总的趋势看，“童乩”灵力的兴衰周期将趋短。 与神圣信息传播规律、“童乩”灵力兴衰周期相应的是“童乩”灵力兴衰的规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童乩”的灵力辐射半径由近及远。在空间上,“童乩”灵力的覆盖面并非呈圆形（内圈层除外）或扇形,而是呈圈层结构；在时间上,“童乩”灵力只有在内圈层的辐射力衰退之后才进而辐射到中圈层乃至外圈层。 五 余论 从信息隔绝、信息需求、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信息传播的角度研究民间信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人鬼神之间互动的规则，也可以更容易获得内部视角靠近信众的心理世界，发现民间信仰实践的轨迹。 民间信仰作为乡村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简单地将其斥为“迷信”“愚昧”，显然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乡村社会和民众行为逻辑的理解。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信仰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民间信仰研究亟需开出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的取向。目前已有的宗教学理论基本上都是经由对制度性宗教的研究而创发的，而中国民间信仰属于“弥漫性宗教”，已有的宗教学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我们需要发明基于中国民间信仰活动的一些概念（如“神圣信息传播”、人鬼关系的“差序格局”）或者中观层次理论，让民间信仰成为可以理喻的日常活动，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现代舆论对民间信仰的污名化，拓展现代人对民间信仰的理解。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6期，略去注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