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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情感上看，三套集成的编纂反映了近代以来文化学者民族复兴的愿望。民族复兴的愿望，往往源自于悠久历史民族陷入的长期落后状态之中，并因这种落后而伴生出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邓迪思曾说，民粗鲁落后，不通文字，令精英知识分子为之羞愧；但同时，民代表了一个民族美化的、浪漫化的世袭遗产的残余，而这种残余正是狂热的知识分子颂扬的东西，所以，“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民和民俗，既为之尴尬，又为之骄傲。于自卑中滋生出骄傲！”纵观西方民俗学的发展，不论是德国的民歌搜集、童话编撰，还是芬兰的史诗收集，无一不反映出搜集者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民族振兴愿望。民间歌谣，在此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则成为了萎靡的社会风气中一股清新的空气，在矫揉造作的文人创作中展现出了质朴刚健的风格。在《歌谣》周刊第三卷第12期的头版所刊的《歌谣论》中，对歌谣更是做了极高的评价：“从民间艺术的各种表现上来看，无疑的歌谣在人种学心理学上是具有最大的价值。从它里面可以看到并且考察出某一民族的灵魂的最深的地方。歌谣实在是民族灵魂的一面明镜。”正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近代以来，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了歌谣的搜集与研究之中，后来成为民俗学科奠基人，也是三套集成发起者和常务副总编的钟敬文先生，便是其中典型且杰出的代表。 三、三套集成对于“非遗”工作的承启意义 进入21世纪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了民俗学家关注的新的热门领域，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源于日本、韩国的实践，1950年日本即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将文化遗产纳入国家政策的法律，它不仅提出了要保护有形的文化遗产，同时提出还要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无形文化财）。韩国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建立“活的人类珍宝”（Living Human Treasures）或“活的文化财产”（Living Cultural Properties）保护体系的设想。其中所谓“活的人类珍宝”，指的是那些对本国的优秀民俗传统具有出色表演才能的杰出传承人。借用这些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则在2004年8月2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为该《公约》国家。 虽然“非遗”这一概念并非我国固有，但是在其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却与我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历史文化、政治环境、经济发展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并非生硬地舶来品。在“非遗”的五大类别中（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排在首位的便是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口头传统和表述。而历时20余年的，旨在搜集和保护民间文学的“三套集成”编纂工作，必然地会对始于世纪之交的“非遗”保护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酝酿筹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3年正式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随后这一工作又融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中。 1、“非遗”保护工作对于传统文化抢救的迫切愿望，与“三套集成”不谋而合。文革期间，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许多民俗活动或是遭到毁灭性破坏，或是转入地下状态。十年浩劫结束后，学术话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学者的目光重新关注底层生活，抢救在政治运动中濒临消亡的民间文学，成为了“三套集成”提出的基本背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尽管政治对于民间生活的管制渐为宽松，民众的“自由意志”（吕微，《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能得到更大的彰显，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增强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对民间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学者原先期望的“等到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行政控制不再严格，百姓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主权，生活的自有属性得到充分的释放，传统文化在生活中便逐渐复兴起来”并没有到来，相反民众传统的“生活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受到了双重挤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