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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研究本土人民，研究本土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本土民间文化生活的过程中，研究者有没有本土的理论和方法呢？不论是注重文本研究时期的历史地理学派、口头程式理论、故事形态学，还是注重语境研究时期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这些理论方法无一不是从西方引介至我国的。1986年，几乎与三套集成同时发起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更是一次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面对渺如烟海的本土民间文学作品，本土研究方法却鲜有施展拳脚的余地。 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在“启蒙”与“理性”的伪装下，向非西方国家渗透。五四时期，占据中国思想界主流的精神，便是相信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可以拯救濒亡的中国社会，而要习得西方文化的精髓，则必须改造传统旧学建立起西方科学化的新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产品之一，自然很快地被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所接受。民间文学（民俗学）正是与西方的殖民侵略与文化扩张一起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在殖民主义时期之后，“民族复兴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各类学科、尤其是人文科学，都以一种自我觉醒的态度重新衡量西方文化的影响。然而，我们亦不得不承认，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方面，中国仍然缺少本土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虽然以“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希望建立起中国民俗学学派，可其在理论方法上仍没有突破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框架。同时，我们也应警醒，在因文化觉醒而对西方学术所产生的抵制过程中，研究者对传统文化“善意”地建构。这种传统究竟是谁的传统？这种文化到底是谁的文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另外，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变迁，都与背后的政治策略密不可分，而本土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与知识的支配关系所制约。“五四”时期歌谣运动如此，1950年代的歌谣搜集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新一轮的巨变，其背后深层的动力来自于国家所倡导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现代化目标，而这目标的实现又是与民族主义的宣扬分不开的。而在此时开展的三套集成工程和“非遗”保护，同样不能避免政治的影响。此种学术与政治的关联并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左右的，“当我们倡导一种学术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在支持一种霸权”。尤其是民间文学（民俗学）这门带有“感情的学问”，其研究者往往怀揣民族主义的热情从事研究，总是“不自觉地就会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国家民族主义政策实施的推力”。当然，与政治绝缘的、纯粹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从事着民间文化搜集、研究和保护时，至少应该抱有对我们所从事工作的批判和再批判的勇气和意识，至少不能让我们的立场伤害到我们所要保护的文化本身。 “非遗”保护的开始，标志着“后集成时代”的到来。然而，我们的今天不是一蹴而就，我们的将来也不是遥不可知。不论是“前集成时代”“集成时代”，还是“后集成时代”，三者之间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厘清它们之间的脉络和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民间文学（民俗学）百年的发展历史，认识学科发展的规律。此外，“集成时代”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90卷省卷本，4000多卷地县卷本，逾40亿字的文本材料。它在理论探讨方面，在方法实践方面，在学科走向方面，在学术话语与时代话语之间的互动方面，都给我们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间，值得我们后来者认真研究。 （注释参见原文，《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