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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套集成编撰过程中对于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方法的准备。民间歌谣的搜集，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如何搜集，如何整理却没有固定的方法，随意性很大。五四时期，顾颉刚在整理《吴歌甲集》时，就有个别篇目的段落因记忆不全而遗失。解放初期，“延安学派的追随者们”则“倡导对民间文学的彻底更新，他们要在记录转写民间文学的过程中进行大幅度的改变，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傅瑞玛）而到了“集成时期”，作为常务副总编的钟敬文先生，则“坚信，在社会政治允许的前提下，为了研究的目的，有必要在书面转录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口头传承资料的原初面目。”钟老始终强调，口语化、白描化应该是整个“三套集成”所有作品选定的统一标准，坚决反对在采集基础上过度加工的作品，在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就提出了“四个不改变”要求，即“不改变原作的主题思想，不改变原作的基本情节和结构，不改变原作的体裁，不改变原作的艺术特点和语言风格”。因此，“三套集成”总编委决定在国家卷中，不再使用“搜集整理”一词，而改用“采录者”，要求他们按照科学采录标准来处理作品。这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非遗”保护实践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套集成，虽然最终是以文本的形态呈现，但是在采录过程中，研究者们越发关注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将目光转向歌者的生活空间，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实际上，早在歌谣运动之初，学者们对此就有一定的认识，《歌谣》第二卷11期中，林庚就曾谈到“我到现在还可以读古人的好诗，但我们现在便很难懂得古人的歌谣，因为歌谣是在当时实际上的许多风俗习惯中，及当时所熟悉的许多故事物件上找情趣”，这实际上已透露出对民间文学生活属性的理解。在“集成”采录过程中，研究者认识到要理解人民生活的民歌和歌谣，就不能离开对民间风俗的了解，歌谣卷总编辑贾芝曾撰文指出“歌谣集成不仅是各族人民歌谣作品的集粹，同时也包含了对与歌谣相关联的民俗的调查研究成果，在各种说明、注释和附记中科学地阐述和记载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集成工作手册》中更是要求普查人员在访问中“特别要注意与歌手、故事讲述家、民间艺人及师公、赞哈等重要传承人的接触与了解”。在长期的普查过程中，采录者也逐渐意识到“采录民间文学时，最好能组织一些观众（听众）在场，这样可以给讲述者或演唱者造成一种有听众和交流的氛围。”。这类研究视角的转变，对于日后的“非遗”保护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正如安德明、杨利慧在《1970年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一文中所说的，“当代中国民俗学界之所以出现关注民间文学传承人及表演过程的研究取向，所以能够积极吸纳西方同行相关的视角与方法，都同三套集成工作中积累的田野经验密不可分”。 四、三套集成留给“非遗”保护及后世的反思 三套集成工程不论在当代中国民俗学史上，还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正如刘锡诚所说，“三套集成不是一部文艺读物，不是一部适合思想教育要求的读物，而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欣赏价值，又具有高度学术研究价值的民间文学总集。” 然而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三套集成很可能将是民间文学文本研究最后的高峰。上世纪末，在学科危机感的促使下，为了摆脱学科式微的阴影，国内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开始努力探索新的研究模式。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方法陆续传入我国。国内学者也纷纷提出了与之相应的理论，例如刘锡诚提倡的“整体研究”，高丙中提出的用民间生活研究代替民俗文本研究。也许就如刘晓春所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已完成了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民俗”的转变。而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必然会对“非遗”保护产生影响。可是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是否就是摆脱死胡同的一条无限通途呢？也许丁晓辉的一串发问，值得我们深思：“这种转换是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还是从民俗到民俗的语境？具体到民间文学研究，这种转换是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还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语境？按照目前的转换趋势，民间文学研究的中心是否实际上已经在走向语境？而文本研究是否已经被视作过时遭遇彻底的边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