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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对田野考察的回顾和分析入手，阐述了人类学方法论问题。围绕采风、访谈及参与观察和生命内省等不同方法、路径的比较展开，讨论了作为知识、思想和方法的人类学异同。指出在具体的方法上，观察、理解、描述是有限的，如果不能超越这些局限，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世界，也就不能真正地了解生命。所以人类学的目标不是追求自封的、客观的科学主义真理，而是对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生命感知与自觉。 关键词：人类学、方法论、观察、生命内省、采风、访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11&ZD104) 作者简介：徐新建(1955-)，男，贵州贵阳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成都610064）。 本文源于一次专题讲演，题目是对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重点在于把方法论问题放到人类学的核心位置来加以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原本是一个命题式作文，副标题指向具体的方法类型，关注“采风、访谈”的局限及“参与观察”与“生命内省”的可能。笔者并置了人类学方法论的一些关键词，以作为讨论的进入点。 一、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关键所在，即人类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由此提出三个可以讨论的点：第一，为什么需要人类学方法?第二，什么是人类学方法?第三，方法和方法论的区别及联系。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或者说有很多答案。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古今中外，相互不同，就连不用这些学术话语的人，被我们当成研究对象的那些原住民可能也有他们的解释。除非他不在场，不用我们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有很多种类的回答，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只得自己去找自己觉得最有效的回答。任何回答一旦出现就是对既有回答的一种对话。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终极性的真理。从终极真理的角度来讨论人类学方法，我认为本身就是一种谬误。 (一)为什么需要人类学的方法? 为什么需要人类学的方法?这是一个既大又基本的问题，但从实践来看却又绕不过去。现在的学术研究，本科以上的学位论文，从开题报告到最终论述都会涉及你的方法。在我的经验中，感觉大部分人都是胡乱写的。他们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交代你用的什么方法。从这些被迫的、去填空的表达当中，我们看见的是混乱。一些模仿者会找前辈学长的成果来抄，人类学领域里抄的最多的是田野民族志，其中即指向我们所说的田野方法。很多人说用文献的方法，但是没有问这些方法怎么样去落实，其实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考虑的。可见，对方法或方法论的训练，在当前的教育系统中还没有形成必修的核心和基础，这是一个普遍问题。 同时，我们又在表面上使用这样的范式来增长我们的知识，影响我们的行为。比如说，一个历史学专业的人，或者人类学专业的人，他要去做研究，当别人问他要用什么方法的时候，往往无言以对，或顾左右而言他。另外我们会看到如今的大部分课题评审，以及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也差不多都格式化了。你的研究中必须有一个环节说明方法论，但在作为整体的学术生产机制里，方法及方法论又是缺失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要的环节缺失?依我之见，问题就出在我们对方法和方法论的理解不够到位。 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有几个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同学开题，其中一位做的题目是《民国初期的族群认同》。他在方法上提到要用“田野考察”，所以我就问：“民国初期已经过去了，你如何去做田野?”他说：“我要去找那些从民国时期活过来的人做口述史的访谈”。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取巧的回答，不过却也涉及对田野及其方法的新界定。最近以来，口述史在学界渐已成为时尚话题。最要追问的是，历史能否通过口述还原?历史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田野对象?口述史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有多少真实成分?就一般经验来看，口述史难以避免的一大局限在于，讲述者们每每偏向于美化自己，弱化旁人。于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口述里便不一样。比如一组关于1980年代中央高层商议“恢复高考”会议的口述重现，就出现了不同的当事人凸显不同之场景的情形。有一个人很细心，把相互的追述放在一起比较，结果暴露了矛盾和差异，同时也就展示对那段历史的不同观点及记忆①。那么历史能否及如何通过后人的自述、调查、追问来还原?“历史田野”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立?这是方法论要讨论的问题。 有关方法论的讨论各学科都有很多，比如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讨论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考察A与B之间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属于实证性研究。这种实证性的研究通常能得出不少结论，但是若仔细推敲即会发现许多结论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要证明两件事物之间的真实影响，需要建立严格的验证机制，并且这样的机制还须是可以反证，可以证伪的。你说某个读者受到某本译著的深刻影响，如只是简单推测是容易做到的，但要确证却很难。因为所谓阅读影响，在性质上属于精神和心理范畴，你如何去测试出来?在何种程度上做到量化?例如一个人在某一天看了一本书、听了一个故事后，突然人生观改变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怎么证明呢?实际上现在流行的很多描述性成果是不能证实的，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的。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方法。方法和方法论是现代学术的逻辑起点。当然，这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意义上的逻辑，它排斥了主观的创造及人为建构。 进一步看，这还不是说人们可以不关心你的方法是否成立，你的整个推论是不是可靠，而是你的整本书或是整个研究都可能因方法失当而被颠覆。这是问题的第一层面，追问方法论的为什么。 (二)什么是人类学的方法? 接下来的问题更复杂。在通常情况下，被讨论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没加修饰语，意味着关注一般的亦即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和方法论。什么是一般的方法论?其有没有进一步分类的可能?比如按照如今西方的三分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来分行不行?如果可以，那这种分类与方法论能否同构?就是说有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及人文学科的方法?如果有，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这样的界定可以成立，那有关人类学方法的归类就出现了。因为，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人类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无论你选何样的解答，每一种界定都会影响到你对人类学方法的理解和建构。 另外，即便我们已经知晓有必要选取某种立场去理解和建构的时候，如何具体地去寻找和创造一种人类学的特有方法同样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建造者所指的人类学是什么?所以，我在此是要采用连环的追问去还原我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 (三)方法和方法论 方法和方法论既有联系，也有不同。一般来讲，方法是具体的技术、方式、操作手段，一种考察的或研究的路径。但在这些表层现象的后面，还有一个总体性的基础，我们把它称为“方法论”。方法论通常被视为哲学领域的范畴，跟本质论、价值论等一起，共同构成思想和学术的几大柱子。在马克思主义体系里，方法论还是一种世界观。补充一下，我们今天在用汉语来讲，但却绕不过以汉语为媒介的外语、西学包围和互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