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新青年：李向振，男，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领域为民俗学、民间信仰与村落研究、区域社会研究。 推介语：该文立足于中国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思潮，反思了村落研究的若干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市场化影响日益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技术尤其是现代网络传媒技术的影响下，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发生了急剧变迁。城乡间文化边界日益模糊，传统与现代也更加难分彼此，在各种形式的“民俗主义”催化下，民俗文化的意义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近些年来民俗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在关注现实社会时，纷纷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从在生活中研究具体文化和社会事象，逐渐转向以生活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转变，为研究者进一步理解村落社会与生活提供了极大的理论拓展空间。不过，就当前民俗学学术实践来说，日常生活转向还主要处于学理上的呼吁和论证阶段，远未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这一转向与其说是民俗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毋宁说是研究者对陈旧过时的理论和知识体系难以阐释现代生活的无力感与焦灼感的表达，其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落地”仍是不得不面对的学术难题。 具体而言，在学术实践中，现代民俗学学术如何介入民众日常生活，如何对待当下社会生活中各种新民俗及民俗主义现象，如何对各种新出现的生活文化及民俗事象进行具有民俗学学科特色的研究仍是当前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重要议题。正如高丙中所指出的那样，“如何推动民俗学从传统之学、经验之学转变成一门涵濡历史性与现代性，兼具生活活动与理论根脉的现代社会科学，以推动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和理念的社会实践，正在成为当前国际民俗学界需要共同思考和面对的重要命题，也可能是民俗学发展的新契机”。 本文尝试在梳理现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历程基础上，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日常生活整体研究视角，即既要关注生活的具体面向，又要关注民众行动选择与文化实践背后的逻辑，并以此反思民俗学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泛语境化”现象。同时，本文通过回顾学界“叙事分析”研究策略，以及倡导“通过民俗”的研究理念，讨论日常生活整体研究的可行性及方法论意义，进而阐释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作为现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路径的可能性。 一、“日常生活”的发现及其村落表达 关于现代社会科学日常生活转向，一般都会提及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大概是由于她较早地从哲学层面把“日常生活”从抽象的“生活世界”剥离出来，在她看来，所谓日常生活就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并指出“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所占据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般来说，社会宏观结构和宏大叙事都是建立在行动者的个体日常生活基础上的，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中重视行动者的微观社会生活。在强调微观社会层面上，奥地利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Alfred Schutz，也有译作“许茨”）对日常生活现象及社会意义的分析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对符号互动仪式的社会学分析，以及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有译作“吉尔兹”）运用“常识”对微观生活世界的分析，都对日常生活研究产生了深远地影响。这些研究者都强调以特定方式界定人类互动的、错综复杂的、却又容易被忽略的逻辑和意义。 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许茨也提出“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意义的宇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意义结构（a Texture of Meaning）”，并认为“我们若想在其中找到我们的方位，并且与它达成协议，我们就必须解释它（日常生活世界）”。同时还指出，人类表达的所有意义都是具有情境性的，“在其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时刻，人都会发现他自己处在某种被从生平角度决定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说，发现他自己处在某种同样由他限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