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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初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恢复与重建以来，村落社会重新被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就民俗学来说，1990年代中期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被引入学术视野，是其关注日常生活的重要起点。高丙中较早地明确了民俗学是关于民众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研究的学科，之后许多民俗学者以此为研究视角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在谈及民间文学研究对象等问题时，户晓辉强调从哲学意义上理解“民”“生活世界”等关键词，意在以“双重还原”的方式，将这些基础概念引入哲学思考，并最终推进“向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还原的总体进程”。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辨析了“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与我们周边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从哲学层面对民俗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作深入探讨,在当前民俗学学科认同遭遇尴尬和危机的背景下，为当代民俗学关注日常生活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思辨性依据。 不过，在学界对日常生活转向形成一定范围的共识后，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主要问题就需要从学理性思辨转向学术实践性运用，即从合理合法性论证向可操作性可使用性转向。 对于民众来说，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具有实践性和现实实在性。日常生活的全部意义都来自于民众的日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具象的、琐碎的、事件性的。在民众那里，所谓日常生活就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迎来送往走亲串友，就是赶集赶庙逛商场，就是上网聊天狂欢打游戏，就是孩子生日娘满月等各种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并不抽象，也不神秘，日常生活既不排斥所谓的传统，也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日常生活稳定而持续的存在于民众的日常实践之中。遵循这种研究思路，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于可触可感的客观世界里得到了救赎，其从抽象生活世界里分化出来而形成实在的现实领域。 对于关注民众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的民俗学来说，研究者正需要在现实层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结构与运作逻辑，以及民众施为的社会意义。笔者认为，植根于社会生活整体中的民俗才具有现实活力，而民俗的意义也正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脱离了社会生活，民俗的意义将不复存在；而脱离了民俗，日常生活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正如刘铁梁所言，“在实际调查和资料叙述的经验中，我们发现，过多地对民俗进行主观抽象或评论，却有可能偏离民俗本然的鲜活面貌和在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意义”。 二、“泛语境化”反思与日常生活整体研究 在笔者看来，日常生活转向与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语境”研究不无关联。某种意义上说，民俗学所关注的“语境”，本身就是民俗事象或事件发生的生活现场。就世界范围来看，民俗研究中关注“语境”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在面对现代社会对传统研究对象带来冲击以及传统民俗学无力阐释现代社会生活及民间文化的学术反思。早在1960年代，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等人即已注意到民俗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后来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在“表演理论”中进一步强调了口头文学所嵌入的社会生活问题，并着重分析了民俗与语境的关系,其后许多欧美民俗学者纷纷转向从“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术实践。 就学术研究而言，西方民俗学界引入“语境”的概念最初是为讨论其与“文本”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语境”是“文本”不可或缺的相关体，二者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民俗时，需要将其置入“语境”中进行讨论。正如鲍曼所言，“对语境中的民俗现象的分析，就是考察民俗现象在特定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复杂网络中的位置，这需要把民俗与文化界定好的意义体系与阐释体系联系起来，把民俗与社会地位组织好的社会关系体系联系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视角转变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改变了过去民俗研究中只强调“文本”的研究路径。换句话说，过去研究者关注民俗，往往将其作为作“文本”进行分析，即只关注“俗”而未见到“民”，“语境”视角的引入，使得研究者意识到作为文本的民俗事象是在“语境”中生成的，其意义在“语境”中才能得以彰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