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叶嘉莹（后排右二）与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留影
    老师对我的期望
    1945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中学去教书了，不过我还一直坚持在听老师讲课。1946年夏天顾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老师以为他所传之“法”，我这个学生都已经得到了，而他所期望的，是我能够在他的“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只是做孔门的曾参。曾参是夫子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顾先生不希望我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而希望我如同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能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我当年觉得非常地惶恐和惭愧，我也不知道我的老师为什么竟然把这份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我当年只不过是一个女学生，而且小的时候是关起门来在院子里长大的，非常害羞，所以在同学之间公开的场合，常常一句话都不敢讲。后来老师的女儿顾之京告诉我说，她父亲的学生很多她都认识，而对于我，她当年只知道我的名字而并不认识。我不是喜欢说话和表现的人，所以在老师面前我也只是和同学一起听讲，常常并不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把这样的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不过老师是一直希望我能够继承他，能够把诗词里边那种真正的感发的生命传播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在讲课的缘故。可是1948年的春天，我因为结婚的缘故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南方，当时老师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我:
    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他说自己在讲台上教书几十年，如同“梦呓”，就好像说梦话一样。而在他所教的学生之中，有几个人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呢?“几人传法”，能开出像佛经所说的优婆昙那样美丽的花朵。我是1948年3月走的，在南京我也曾经跟老师通过几封信，可是1948年11月因为我先生赵钟荪工作的调动，当时国民政府要从南京撤退到台湾去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去了台湾。到了台湾我还跟老师通过几次信，可是后来就断绝了音信。
    一封我老师的信
    差不多已经是六十多年以后了，我在整理我们家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在四年前也过世了，家里很多杂乱的东西需要整理。我就在一堆旧信里边，找到了一封我老师的信，是我当年没有收到的一封信。台湾拍过一个电影《海角七号》，讲一封没有投到的信，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就真的发生了。我是六十年之后才知道老师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其实还不是给我的信，是顾先生在给我的信里附了一封给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的信，给我的信已经不见了，而这封附信居然保存下来了。信封的正面写的是台湾大学台静农教授的名字，信封的背面写了几个字：“左营海军军事学校教练处赵钟荪转”。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信，我是去年(2011年) 才看见的。这封信证明老师是非常关心我的，他曾经要把我推荐给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信的内容说：
    静农吾兄如晤：
    穷忙久未书候。闻台中此际天气温煦，有如北国春夏之交，想起居佳胜也。兹启者，辅大校友叶嘉莹女士，系中文系毕业生，学识写作在今日俱属不可多得，刻避地赴台，拟觅相当工作。吾兄久居该地，必能相机设法，今特令其持函晋谒，倘蒙鼎力吹噓，感等身受。南望驰怀，书不能悉。敬颂 撰祺
    弟 顾随 拜手 十二月十日
    霁野、因百两兄统此
    好在顾先生还有一些残存的日记，我们可以考证这封信写作的确切年份。老师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记载：“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12月5 日的日记记载：“作一书与叶君。”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发致叶君信。”我想老师一定是得知我在台湾的近况以后非常关心，在给我寄信的当天又写了这封给台静农先生的信。而我没有收到的给我的那封信正是日记记载12月5 日所写的一封信。这足可见到老师对我的关怀，对我的期望，是使我非常感念的。
    其后1949年7月顾先生在写给我的同学刘在昭的一封信中又曾说：“嘉莹与之英遂不得消息，彼两人其亦长长相见邪?”那时台湾已经戒严，所以我们就断绝了音信。之英是老师的二女儿，也到台湾去了，她的先生是空军，我们都是因为先生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工作所以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去的。我跟我先生被关了，而顾之英去了台湾以后不久，因为气候、环境、生活种种的原因，她去世了，全家都不在了。这当时我都不知道，本来我的老师也叫我去看望顾之英的，可是我到了台湾以后就怀孕生女，而且当时台湾交通不便，左营到台北要坐一整天的火车，而且我生了女儿以后不久就被关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她联系。等我先生放出来了，我们到了台北，我就去空军的眷属宿舍找顾之英，他们的邻居告诉我说，他们全家都不在了。
    后来当我回国见到老师的小女儿顾之京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其实当年她的姐姐全家这样的不幸，大陆的报纸曾经报道过，家里人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师，就把报纸藏起来了，说今天的报纸没有拿到。后来她们就发现，老师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了这个消息，应该知道了这件事情，可是他也不愿意在家里边挑明，所以彼此都不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当1949年7月老师给刘在昭写信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在信中说我和之英两个人都不给他写信了，可是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常常见面呢? 其实我在台湾没有见过顾之英一面，等我去找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老师信里说得很含蓄，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怎么样了，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是遭遇了这样的不幸，这是我们在离乱之间的情况。
    音信断绝以后，不但是老师不知道我们的遭遇，我当然也更不知道老师的心境是如何了。我是多少年以后，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从旁的方面才听说了解到，其实当年音信断绝以后，老师对于我仍然是关心怀念的。他不但在日记和给我同学的书信里提到我，在给与我不相识的人的信里也曾经提到我的，这个人就是周汝昌先生。我和周汝昌先生原本并不认识，后来我在海外才获知他也曾经跟顾先生受业。直到1979年秋天，当时因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筹办国际红学会议，我们都在受邀之列，我因而得到了周先生的地址。而那时我和诸位同门正在设法搜集和编辑老师的遗著，于是我就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共襄此事。1980年春天，我收到周先生一封很长的回信，读后曾使我深受感动。信中，周汝昌回忆：当年看到顾先生的诗集里有和我的诗，就问老师：“‘叶生’者定非俗士，今何在耶?”可是“师不答”，老师没有给他回答。1952年他到四川去教书了，老师给他写信说：“昔年有句赠叶生”，说从前写过诗句送给叶生：“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今以移赠吾玉言”，“玉言”是周汝昌的字，老师对他说：“我当年给叶生写的诗，现在送给你了”。“非敢取巧”，老师说：“我不给你写新的句子，而把当年给叶生的句子送给你”，‘实因对题”，因为他当时也到南方去了。这时候老师以为我已经没有下落了，他的传法不知如何了，所以他就把传法的“吾道南”的诗句转赠给周汝昌了。老师当年没有回答周汝昌“叶生何在”的疑问，那当然是因为我当时在台湾。我想老师默然之间，内心之中一定有着难与人言的悲慨，可是因为海峡的政治的隔绝，他不得不将这种关怀悬念的感情隐而不发。1952年当老师大病初起时，把四年前赠给我的一首寄托了“吾道南”之冀望的诗句转赠给了周汝昌，这其中老师因为多年得不到我的音信，他的失望与伤痛是可以想见的。而我几十年以后读到周汝昌先生的这封信，我内心的感动也是难以言表的。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叶嘉莹/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