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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舞台”：从社交到教化 戏剧改良运动推展了上海戏剧文化空间的功能转型，下面以新式剧场和戏剧报刊二例简要介绍。 上海新式剧场出现之前，戏剧的观演空间主要是茶园。茶园由戏园更名而来，其饮茶看戏的观演模式沿袭了中国“宴乐观剧”的传统习俗。茶园内设有专门的三面观敞口式戏台，虽与观众区相隔离，但观演空间并没有明晰的边界。演唱空间被观看空间三面包围，不仅戏台前方的廊柱阻碍了部分观看者的视线，而且观看者大多是应社交的需要依茶座而坐。且在观演空间里，观众可点戏，艺人亦需受招伺酒；观众席间欢声笑语，而戏台之上演员也可随时终止表演，召唤检场上台送茶水；“长三幺二之摩肩擦背而来者，亦且自鸣其阔绰，轿班娘姨之辈，杂坐于偎红倚绿之间。更有各处流氓，连声喝采，不闻唱戏，但闻拍手欢笑之声……”（《中西戏馆不同说》，《申报》1883年11月16日）。台上台下的往来互动模糊了观演空间的边界。此外，茶园以茶水计费，戏剧演唱是为了招徕更多的客人。因此，茶园看戏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行为的附属。 更为重要的是，茶园呈现出来的观演空间仍然构筑在清代等级观念之上。茶园座位是依社会等级来安置的。达官贵人的官座在二楼，类似包厢，普通百姓只能坐一楼的散座、池座。每个座位都表征了自己的社会等级和相应的审美趣味。而且，戏剧艺人地位非常低微，时而被召唤陪伺饮茶，他们的演唱活动和知名度仍依赖于达官贵人的提携与赞助。可见，茶园虽然是商业化经营，但是并未走向专门化，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功能的社交场所，戏剧的审美功能仍然依附于茶园社交这一主要的社会功能，是晚清等级观念藉由戏剧观演空间向社会日常生活的渗透与强化。 1908年10月，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在上海十六铺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仿照日本镜框式舞台的新剧场——新舞台。新舞台的建立，标志了上海传统观演空间现代化转型的开始，亦是上海戏剧文化的教化功能在剧场空间维度的呈现。它不仅在建筑空间上打破了戏台依附于茶园的从属性，而且构筑的观演空间凸显了戏剧的艺术自立和社会教育功能，拓展了上海戏剧文化的公共空间。 新舞台与茶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三面敞开的带柱戏台改建成为半月形镜框式舞台，演唱台面拓宽，可以使用各类软硬布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取消了台前立柱，观看空间里排椅代替了茶座，并自前往后成梯状逐渐增高，观看视线可以畅通无阻。废除了茶园案目制，实行售票制；观看空间内取缔了一切与观剧无关的诸如喝茶、谈生意等行为，剧场内“观者洗耳恭听，演者各呈妙计”（《中西戏馆不同说》，《申报》1883年11月16日）。如此，观演空间各自独立，彼此互不越界。观演分立的剧场空间建制把看戏提升到与听戏并重的地位，使得传统的以听戏为辅、社交为主的戏剧活动转变为戏剧审美活动。表演者及其表演舞台构成整个观演空间的视知觉中心，观众能够在暂时达成一致的观看氛围中形成某种默契的集体观剧心理，从而实现观-演两端无论是在艺术传达方式上还是情感交流空间内平等的主体地位，以致于最终形成观-演之间的情感认同。这种基于平等主体之上达成的情感认同是戏剧艺术得以自立并实现其教化功能的前提。 新舞台不仅促进了戏剧艺术的自立和表演体系的完善，也推动了近代戏剧空间从一般性的社交娱乐空间向具有教化意味的公共空间的转型。新舞台是迎合戏剧改良运动的舞台实践需要而诞生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良运动的宣传平台。新舞台建成之后，对剧目内容进行了很大的创新和变革，上演了一大批表现现实生活、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时装新戏，如《赌徒造化》《黑籍冤魂》《黑奴吁天录》《宦海潮》等等，“或唤起民族主义思想，或讽刺社会现状，取材颇有新意”（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通志馆期刊》1934年3月第1卷第4期），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激荡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如《黑籍冤魂》即是一部揭露鸦片罪恶的时装连台本戏。该剧目的上演引起了鸦片贩子的怨恨，但是扮演烟鬼的夏月珊并不为所动，反而在舞台上大声宣布：“我们不怕恐吓，毒要抗，《黑籍冤魂》要演，绝不退让”（梅兰芳：《戏曲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国戏剧》1961年第Z6期）。为了宣传的需要，这些新戏在唱词上采用方言，说白多，唱功少，“演戏的目的是从爱国思想出发，鼓吹革命，所以在戏里是有长篇演说”（高黎痕：《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这种夹杂演说的表现方式在当时不仅大受欢迎，甚至还引起了表演角色的变化，出现了所谓的“言论派老生”、“言论派正生”的角色，即表演中经常发表鼓动性言论的角色，“颇合当时观众的心理”（《新舞台之爱国新剧》，《申报》1911年4月17日）。当时就有人这样描述潘月樵在舞台上的巧舌如簧：“马相伯演说似做戏，潘月樵做戏似演说”（《上海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29-30页）。 在新舞台的带动下，上海建造了一批新式剧场，如“大舞台”、“新剧场”、“新新舞台”、“天蟾舞台”等，旧式茶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新式剧场在当时戏剧改良界人士的努力下，被开拓为上海戏剧文化的公共空间，具有明显的社会教化意义，体现了当时上海戏剧界人士的文化自醒和政治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