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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国非洲研究和我的探索之路——访北京大学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他早年在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后远赴加拿大求学，获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到北京大学工作。李安山现已成为著名非洲问题专家，目前担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等多项学术职务。 他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过《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9）、《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加纳的英国统治与农村反抗》（British Rule and Rural Protest in Ghana，纽约，2002)、《非洲民族主义研究》（2004）、《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2006）、《非洲古代王国》（2011）、《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2013）等著作。 北京大学的校墙好似一排神奇的绝缘板，将喧嚣的城市与静谧的校园截然隔开，燕园内外犹如两个世界。近日，当记者如约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时，平易近人的李安山老师早已等候在此。一杯弥漫着浓郁香味的咖啡把我们的话题自然引向咖啡的故乡——非洲，引向非洲教学与研究，引向研究非洲的求知求学求索道路…… 漫漫求学路：从岳麓山下到北美枫林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负笈海外留学记》一文中提到，您作为77级的大学生，总是怀着一种对知识的敬畏，不敢有半点轻慢，能考上大学既是命运之神的眷顾，也是对“知识就是力量”这种说法的认同。能否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求学之路？非洲是如何成为您学术生涯的起点的呢？ 李安山：我与许多77级大学生一样，在读大学之前有过各种人生经历，上大学机会难得，格外珍惜。父亲从前也是热血青年，因为替地下党张贴新四军的传单受到国民党特务盯梢，被迫从厦门大学转到中山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后来，他命运多舛，但十分重视对子女道德和学识方面的教育。有意思的是，虽然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但从未中断订阅《参考消息》，我因此有机会接触国际时事。我考上大学，他对我勉励督促有加。我在寢室的书桌上贴了一张条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忧国忧民，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哲学专业，后来却被录取在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英语系。 入学后，父亲建议我以英语为工具，选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我对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颇觉茫然，觉得民族主义值得研究，而非洲可作为这一研究的起点。后来，父亲带着我去见当时在湖南社科院工作的远房舅舅何光岳先生，他也鼓励我从非洲入手。这样，我就开始关注非洲。当时长沙旧书店正好有各种关于非洲问题的黄皮书，这是为了响应中央鼓励学习世界史的号召而翻译出来的，我就省下钱来买了一大批这种书，其中不乏非洲史名家的著作，自己开始钻研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读研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影响？ 李安山：当时我对研究生教育一无所知，颇有点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意思，又自费订了《西亚非洲》杂志，引起同学的好奇。未料到，后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收非洲史研究生，我就报名并有幸成为世界史所研究员吴秉真先生的弟子。真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吴先生长期从事国际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是国内少数几位熟悉非洲的学者。她为了对我进行强化教育，专门请了西亚非洲所的葛佶和屠尔康老师讲非洲古代史，世界史所的彭坤元和秦晓鹰老师讲非洲史和民族主义，北京大学的郑家馨和陆庭恩老师讲南非史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中央民族学院的顾章义老师讲非洲民族，外交学院的潘蓓英老师讲民族独立运动等课程。虽然我上课到处跑，比较累，但这种“百家宴”式的单独授课使我受益匪浅。 吴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不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爱人考上北师大心理系的研究生后，吴老师多次邀请我俩去她家补充营养。1982年硕士毕业后，我打算去北美读博，她介绍我直接找世界史所老所长陈翰笙先生写推荐信。吴老师逝世时，我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听说她是三位赴朝鲜战场的女记者之一，我感触良多。社科院研究生院早期借居在北京市十一学校，历史系81级的同学互相帮助，大都成为国内史学界的行家，如研究苏联史的吴恩远和郑羽、研究唐史的吴玉贵、研究古代史的王震中、研究近代史的汪朝光等。世界史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廖学盛先生和张椿年所长对我们关怀备至，从亚非拉研究室万峰、萨那、朱克柔、黄思骏、杨灏城等老一辈学者身上，我受益颇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知识积累为我后来在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师从马丁·克莱因（Martin A. Klein）教授。他是一位资深的非洲历史学家，曾任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培养了包括您在内的众多非洲史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可谓桃李满天下。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克莱因教授的研究领域和教育方法？ 李安山：马丁·克莱因教授是犹太学者，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左翼学生运动，后来选择非洲史研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法语非洲的奴隶贸易与奴隶制，著作等身。他对我爱护备至，又极其严格。我刚抵达多伦多时他派博士生即我的师兄菲利普（Philip Zachnuck）到机场接我。我出机场时，看到菲利普举着我的名字，很是亲切。他将我直接送到了马丁教授家。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教育抓得紧，除主科外，需选两门副科。我主攻非洲史，选的副科是史学理论/史学史和英帝国史。阅读量为主科70本书、副科35本书，共140本书。导师觉得达标即可进行综合考试。每门课的考试是半天，关起门来答题。一般是10个题目中自选三个，等于写三篇论文。笔试通过后还有口试。 克莱因教授一生从事非洲历史教学研究。他带出的非洲史专家很多，如斯坦福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研究所前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者在非洲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由于其对非洲史研究贡献卓著，他的学生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这与他宽厚的人文情怀与特殊的教学方法有直接关系。他招收的学生多来自非洲，而他对学生体贴备至，将自己的家作为他们抵达多伦多后的驿站。更重要的是，克莱因教授教学非常严格，我上他的课时较为紧张。有时我单独上他的课，向他谈自己的读书体会，有时与其他研究生一起上课。我选了三门课，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籍往往一周三本，有时确实读不过来。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在马丁教授办公室上课，他就艾利夫（John Iliffe）的《德国统治下的坦噶尼喀》一书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坦噶尼喀的棉农要进行反抗？”我那周因史学理论和英帝国史都有资料阅读，对这本书确实没有时间细读，只能粗略浏览，因此答非所问。他和蔼的面容立即沉了下来，说这样不行，回去认真读，下周再谈。我当时恨不得地下有个洞可以钻进去。以后，他布置的阅读任务我再也不敢敷衍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在异国他乡遇到这样宽厚又严格的老师真是幸运！ 李安山：是啊，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治学的方法。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和他商量。我当时对农民问题和非洲史学史比较感兴趣，经过斟酌，我觉得非洲史学史可以回国后再做，农民问题在非洲和中国有相似性，应乘在国外有机会实地考察时认真研究。他十分赞同，这样，我选择了殖民主义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这一题目，案例确定为加纳（黄金海岸）。我先后到英国档案馆和加纳档案馆查档案，还在加纳实地考察，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经修改后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出版。201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学校决定将我的博士论文（中英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他。他很惊讶，说没想到还有中国学者研究他的祖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