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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生活世界”是民俗学的“学科位置”，用我们眼下的思路，可以理解为民俗学的实践意向，一如欧洲民俗学曾经参与的民族主义这一作为政治实践的“学科位置”。但另一方面，作者也称“生活世界”为民俗学的“领域”，这一词的含义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具体而言，作者主要将“生活世界”理解为“普通人的（非专家的）、具体直观的（非高度概括的）、生活性的（非理论性的）”“人类精神现象”，作者援引的三种理论（萨姆纳、胡塞尔及普列汉诺夫）都指向这一点。作者认为，“有了‘生活世界’这个完整的概念，民俗学的领域再也不显得零碎了”，也即对“民俗”本身有了整体性的界定，而不是“一会儿文艺，一会儿巫术，一会儿物质生活，一会儿习惯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本书对民俗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理解，一个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一个是“专家现象之前和专家现象之外的生活领域”？相应地，对于民俗学之独立、完整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统一方式？ 要澄清这个疑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达成研究对象之独立和完整的具体路径。作者的路径，即是对学术史上种种研究对象——民、俗之理解的重新统一。统一是从民与俗两个方面着手的。对于民，是外延的“扩大”，从乡民、野蛮人、种族、农民、平民、劳动人民扩展到了“一切人”。对于俗，是内涵的“收束”，但这一收束实际上包括了两个进路，一个建基于萨姆纳经验科学的行为论，一个建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论。这两个进路的结果是不同的。概而言之，萨姆纳式的收束指向“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胡塞尔式的收束指向前文所说的“生活世界”（“民俗生活”）。如我们看到的，这两种对民俗的理解是冲突的，虽然作者做了挽救——将“民俗生活”看作“用普遍模式建构的活动过程”，但这却意味着对“生活世界”这一内涵的牺牲——“用普遍模式建构的活动过程”并不包含“非专家”“直观”等内涵。 从逻辑上讲，通过内涵的收束来重新定义民俗，这是一个“一般化”（Verallgemeinerung）的过程，也就是将一个东西归属为一个种类的过程。但前述两种一般化实际上是不同的。海德格尔据胡塞尔的术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一般化操作，即普遍化（Generalisierung）与形式化（Formalisierung）。海德格尔说: “普遍化”指的是与种属相应的一般化。例如，红是一种颜色，颜色是一种感性性质；或者愉快是一种情绪，情绪是一种体验。看起来人们还能进一步说：一般性质、一般事物是本质；红、颜色、感性性质、体验、属、种、本质是种种对象。但在此立即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从“红”到“颜色”或者从“颜色”到“感性性质”是普遍化的过渡，与从“感性性质”到“本质”和从“本质”到”对象”的过渡，这两者是一种同样的过渡吗？显然不是！在此存在着一个断裂：从“红”到“颜色”和从“颜色”到“感性性质”的过渡是普遍化（Generalisierung），而从是“感性性质”到“本质”的过渡是形式化（Formalisierung）。 区别在哪里呢？有研究者解释为：“如果说，普遍化是在一个外部对象性意义去观察事物内容上的什么，那么，形式化则要发现这种‘什么’是在一定的形式中被给予和被安置。”就是说，普遍化涉及的是“事物领域”（Sachgebiet/material domain），是根据事物的层级秩序经过一系列的抽象概念化获得的。比如，通过不断寻求共同点，从红色之物中抽象出红；再从红色、蓝色、绿色中抽象出颜色；从颜色、触觉性质、听觉性质中抽象出感性性质（sinnliche Qualität）。但是，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感性性质对颜色的规定不同于“对象”（Gegenstand）这个“形式规定”对于任意一个“对象”的规定。因为“对象”的含义不是从一切“对象”的共同点中抽象而来，“对象”没有事物领域与之对应，因此也无从抽象。因此，形式化脱离了事物领域，不再直接从事物的什么内容（Wasgehalt）出发，也不需经历较低的一般性以达到上最高的一般性。但我们在知道任何对象之前，就知道了“对象”的含义。何以知道呢，凭借的是对象与认知者之间相对而立（gegen-Stand）的安置关联。海德格尔说：“形式述谓不受事物内容的限制，但它却需要以某种方式得到启动（motiviert sein）。它是如何受到启动的呢？它起源于安置关系（Einstellungsbezug）的意义本身。从对象那里，我看不到其内容上规定的是什么（Wasbestimmtheit），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它的规定性（Bestimmtheit）。我必须忽视事物内容的什么而只关注这一实情：对象是一被给予者，是以切合姿态的方式被把握的。因而，形式化起源于纯安置关系本身的意义，而不是源于‘一般事物内容的什么’（Wasgehalt）”。形式化起源于一种安置关系（Einstellungsbezug）——事物的实现（vollzug）。通俗地讲，普遍化适合于描述事物世界，而形式化涉及对这个事物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因此涉及的是人的存在方式。 因此，两种对民俗学之对象的一般化过程，其实质是不同的。对照普遍化与形式化的区别，将民俗界定为“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普遍化”，民俗是被放置在“文化”(无论文化是一般地指“属于人的现象”还是萨姆纳所谓的行为方式、行为模式)这个属中得到一般化的。但将“生活世界”来界定民俗并不是普遍化的结果，因为生活世界的内涵，如直观的、非专家的、非理论的等规定并不属于一个事实领域；我们并不是通过寻求共同点来抽象出民俗作为生活世界的直观的、非理论等规定的。因此，将生活世界认作民俗学的领域，是一种形式化过程。这个形式化的规定，指向的不是作为事实领域的民俗，而是事实的被把握、在与民之间的关联中被安置、被实现；总之，它涉及到民本身的存在方式。 发现一般化过程中的普遍化与形式化之别，是现象学的一大功绩。西方思想长期将形式化过程误认为是普遍化，这样带来的结果，概而言之，就是将属于人的存在方式混同为事物世界。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这一命题，实际上就是要将人的“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及首要地位彰显出来。据此来看，将民俗看作“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或民俗文化，仍然停留在普遍化的操作中，因此仍然没有将其中属于人的独特存在方式彰显出来。这是高丙中未及澄清的。但本书的卓异之处，正在于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重新引入了形式化的操作思路，将民俗放在生活世界来领会，看作“民俗生活”。这么做，潜在的意图正是为了彰显对民俗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别具一格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