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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童话作为启迪民智、铸造“新民”的文艺样式开始兴起。民国时期童话从理论到创作都得以迅速发展，众多知名作家与学人参与其中，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从民俗学、人类学视域对其进行了理论阐释；叶圣陶、林兰等在创作领域进行了实践。1949——1966年，童话在内外因素的共构中实现了蜕变，在“民间”与“多民族”文学语境中，从教育价值与幻想层面进行了重构。20世纪50年代童话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了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同时从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到童话的创作实践都渐趋形成了以“幻想”为核心话语的理论体系。1949-1966年童话的理论重构与文艺实践经验在中国文学史、民间故事学术史上都具有独特意义，其理论成就对当下“中国故事”的讲述具有一定的启迪，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其反思尚不充分。 关键词：童话；“十七年”时期；教育价值；幻想；理论重构；社会主义“新儿童” 作者简介：毛巧晖，女，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编号：13CZW090） “童话”一词在中国古籍文献中较少出现，目前看到这一词在古籍出现就是元刻本《大元至元辨伪录》“童话有云：十七换头至是联美” ，此处童话意为“童谣”。“十七换头”根据元曲里联套时换用词牌数的说法，其附会全真教“十七个道士”改头换面，落发为僧的事件。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童话” 是外来词汇。 一 中文出版物上第一次使用“童话”一词，应是1908年孙毓修为商务印书馆编集的《童话》丛书，他在《东方杂志》刊发了《童话序》一文，认为：“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成童话若干集。集分若干编。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司观而已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颇多。” 他关注童话对于儿童的教育意义，他创办的《童话》杂志，并不区分神话、传说、故事等，即使科技故事，只要是讲给儿童的，他就将其纳入“童话”之列。《童话》杂志在20世纪10-20年代影响极大，从其所撰写的序言以及编撰思想可以看出：他将童话纳入当时欧美建构的世界知识秩序，与当时社会的“现代性”“民族性”诉求紧密相连。 20世纪20年代，随着对于现代启蒙以及人的个性之重视，学界也掀起了何为“童话”以及童话概念的讨论，主要参与的学者有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周作人在1922年与赵景深通信讨论童话时曾说：“童话这个名称，据我知道，是从日本来。中国唐朝的《诺皋记》里虽然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词可说已完全确定了。” 后来周作人在《神话与传说》一文专门论及了童话的概念，他指出“童话（Maerchen=Fairy tale）的性质是文学的，与上边三种（笔者按，指神话、传说、故事）之别方面转入文学者不同，但这不过是它们原来性质上的区别，至于其中的成分别无什么大差，在我们现在拿来鉴赏，又原是一样的文艺作品，分不出轻重来了。”后来周作人亦对此进行了阐述，即他认为“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他则有人为童话，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有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从周作人的论述，我们知道童话故事在我国古已有之，“在对中国近代的若干文献资料进行了涉猎与勘察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世界——晚晴时期的儿童文学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呈现了一片绚烂多彩的景象”。可见从晚清童话故事已经开始兴盛，只是“童话”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初。鲁迅“十来年前，叶绍均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一语，很多学人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始于《稻草人》，这恰恰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童话与儿童文学区隔与归属问题？抑或童话到底属于民间文学还是文人创作？童话与民间文学的其他文类相较而言，她的归属界限不明晰，恰好是“文人”与“民众”、“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共同拥有的文本。童话和儿童文学被新文化学人引入中国，其背后是西方知识体系以及现代儿童观的引入。即使在西方，童话的发展也与“儿童的发现” 息息相关。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除《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日本相关童话文本的翻译引入外，林兰女士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集》则是民间童话编撰本土化的首次实践；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等童话创作亦是纷纷兴起；从学理上周作人、赵景深等进行了概念阐释、内涵辨析等；此外孙毓修主办的《童话》、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等杂志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到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民间童话，还是文人创作之童话都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影响，这是50年代童话“黄金时代”出现的必要条件。 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领域掀起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成为延安解放区文人阐释的核心，柯仲平、陈伯达分别从“民族”与“地方”进行了论述，他们在秉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萌芽状态文艺”的基础上，将“民族”与“地域”置于同一层面，将“文艺与阶级性”的问题转换为文学的“民族形式与地方形式”；而文学也成为 “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念成为新中国文学话语建构的依据。20世纪10年代民间文学开始兴起，她与民族复兴及现代性话语相伴相生，尤其从40年代解放区大规模搜集“萌芽状态的文艺”开始，她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实践的重要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处于了新型意识形态的前列，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也是现代中国转型之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为讨论“‘西方’、‘资料’、‘中国’、‘汉族’文类和形式提供了一种方法和维度。”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中除了获得话语身份外，并进一步成为构成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的重要部分。童话之跨越“民间”与“文人”两个领域的独特性，以及各民族兼有的共性，使得她在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的构建中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简言之，童话既有鲜明的“民间性”，同时又兼容“文人创作”；新中国重视少数民族文学，致力于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话语，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口头文学又是其优秀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各民族童话更是丰富多彩。新中国初期（1949-1966）， 在“民间”与“多民族”文学话语的构建中，童话得以迅速发展，但是她的“重构”色彩亦很显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