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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七年”时初期除了从教育价值（伦理价值）层面（向度）对童话文本及“本文” 进行重构外，这一时期童话的理论话语也进行了重构 。晚清仁人志士已经较为关注童话的翻译与创作，但是最初对于童话，学者并未有准确界定，只是将其视为“儿童的故事”，“寓言、述事、科学”皆涵括其中。鲁迅翻译了一些俄国的童话，如《表》《俄罗斯的童话》，他认为童话是国民生活相的描述，蕴含了方言土话的历史，即强调童话是相对于作家或“文言”的另一种生活相与历史表述。但是他这一将童话视为民族生活与历史书写之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共鸣。童话的理论话语建构主要以周作人、赵景深为中心。 周作人、赵景深1922年在《晨报》副刊对童话概念进行了讨论，周作人对于童话的界定，主要是民俗学意义的阐释，他认为童话所表述的世界就是“上古，野蛮，文明国的乡民与儿童社会”，“神话是元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他的文化观借鉴了西方的文化进化论，将童话视为“野蛮”“远古”“乡民”之文学样式，从民俗学视野对童话的阐释遵循了西方所建立的“秩序观”。张梓生与赵景深也讨论童话之内涵，明确表明其概念界定的人类学立场。 总之，从20世纪10年代至40年代，童话的话语表述是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视域的阐释，她与“野蛮”、“原始”等之间划等号，野蛮人、原始人就像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的文学就是“人类童年的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文化秩序论被抛弃，“文化的他者”思想发生了改变，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其文学艺术样式有了新的规划。在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中，民间文艺不仅获得一席之地，并且成为“新的文学话语的接驳场域与动力源”。“人民的文学”“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文学”等理论话语的变迁恰是民间文学纳入文学体系的过程。在这一学术语境中，童话以及民间故事也渐趋脱离了人类学、民俗学视域的意义阐释。 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后，各大报刊与文学读物都开始关注童话（儿童文学），将其列为国家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内容。《读书月报》1955年第2期重新刊发了《人民日报》社论，并紧接其后发布了“给孩子们更多的好书”专栏，叶圣陶、严文井、高士其、谢冰心、陈伯吹、秦兆阳等参与讨论，他们探讨的共同核心就是“推陈出新”，创作适应新中国儿童的作品。创作中关注点除了前一部分提到的“教育价值”外，就是对儿童文学艺术特性的探讨。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都关注到了儿童读物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在众人的讨论中，“幻想”逐渐凝铸为“核心话语”。 20世纪初至40年代，童话的“原始性”与“童心”等为其艺术性之根本。50年代初期，外在受到苏联童话观以及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内在则是国家新的文艺体制之建构，童话面临理论话语的转向。1954年9月底，钟敬文在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做了《略谈民间故事》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在新的语境中，结合苏联口头文学理论对民间故事进行了阐释与分类，其中“幻想”成为分类的标准。“苏联的口头文学研究家，大都从内容出发，把它分做两大类：（一）幻想占绝对优势的；（二）幻想的因素较少的”，童话（文中称为“魔法故事”）就属于前者。陈伯吹认为“如果也把童话看作一种精神的‘物质构造’，那么童话也可能有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幻想。”在创作中，作家对童话的“幻想”也进行了阐释，严文井在《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一文中，专门提及对童话创作中“幻想”的看法，他虽然从批判的角度谈论，但从中亦可见到当时“幻想”话语对于童话的意义。他认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容许许多的幻想成份存在，因为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的写作，就无需乎去体验生活。”50年代童话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艺术特性得到各民族作家及民间文学研究、搜集者的普遍认可，逐渐成为童话的“核心话语”。 如袁丁整理的维吾尔族童话《太子爱赫山》中“会飞的毯子”、“大鹏鸟”“魔王”，刁孝忠、刁世德整理、童玮翻译的傣族童话《双头凤》中“双头凤凰”等以及张天翼创作的《神秘的宝葫芦》中“宝葫芦”的魔法等。但是随着60年代童话研究及其创作的消沉，它也开始受到责难，当然这一批评更多是非学理化的，但其实当时也给这一话语辨析提供了学术发展的空间，只是随着“文革”开始，这一反思被中断。到了80年代“幻想”的艺术特色依然是童话研究的重要话题，但是这种单一维度的建构与阐释忽略了童话中所蕴含的文化、仪式内涵以及“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这种阐释标准也将童话简单化与单一化，走向极端后，就是童话的艺术性渐趋降低。 总之，1949-1966年童话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黄金时期，“从整个童话领域看，50 年代童话注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童话并存和竞争，大致做到童话创作自身的生态平衡。”只是到60年代中期开始消沉。对于这一时期童话的教育价值以及她在“政治与传统”之间的重构亦有学者关注，但是对其理论建构过程以及她在中国文学史、民间故事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反思者甚少；对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所形成的讲述“中国故事”之经验总结与阐释者更是鲜见。希冀在今后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能从民间故事价值论、文学性特质等层面对其予以阐释。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