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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国初期童话成为教育儿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儿童”的重要方式。从其出现之时，童话对于儿童的教育意义就受到了关注。1898年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这一翻译体现了梁启超对“少年新国民”的期待，将其视为开发“智趣智识”之手段。 童话概念引进中国之处，就与“智识”“德性”的教育联系在一起。孙毓修创办的《童话》杂志到周作人、赵景深对于童话概念的阐释，都关注到了童话的教育功能。赵景深在《研究童话的途径》：“倘若我们留意数年来我国在书报上新发表的童话，便能看出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并且是各有各的述径，分析起来，约有三个方面，可以将它们定位三个名称：一、民间的童话，二、教育的童话；三、文学的童话。” 周作人和赵景深都特别强调“教育的童话”，但是此教育只是童话的一个范围，而且他们所指的更多是童话之“文学教育”意义，而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到了20世纪50年代，教育从童话的功能转化为其价值，即教育价值（亦称为“伦理价值”）。“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 价值论关注的是“存在对于人意义如何？”这一转换从外在层面而言，主要是受到苏联童话与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联文学，在许多方面都较为独特的，……历来为人们普遍关注。”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童话以及儿童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欧美等西方世界，当然有一部分是间接由日语翻译而来。欧美的童话以及儿童文学，更多意义上将其视为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样式，后文会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言。但是苏联对于童话，正如别加克、格罗莫夫在《论童话片》中所言： 自古以来，童话样式就与儿童的兴趣发生联系。人们讲童话故事给孩子们听，孩子们热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读着童话，人们关切地位孩子们写童话。这就使一些不求甚解的成年人对童话有了一种不正确的概念，认为童话是儿童专有的样式。但是，无论是阿范纳斯耶夫的著名的俄罗斯童话集，无论是古典《天方夜谭》这一鲜明多采的童话集，或者是许多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故事和童话集，都并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感受力，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需要以及儿童的教育者的任务。 而凯洛夫《关于苏维埃儿童文学问题——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提到：“儿童文学的任务正如同教育学的任务一样，就是给孩子以帮助。” 由此可知，教育成为童话（含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既是国家塑造社会主义“新儿童”的重要方式，也是儿童伦理观形成的重要路径。“……最艰巨和最重大的，也许是我们那些为少年读者写作的人的工作。在我们的时代，这项工作的责任大大提高了，因为现代的少年读者将在共产主义的新社会里过他们成年人的生活。这种情况使现代少年儿童文学和存在于我们今天以前的那种少年儿童文学大为不同。……通过文学帮助青年一代理解我们所服务的雄伟事业，……使自己的心理、自己的伦理道德、自己的日常行动服从这项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事业。”苏联关注童话与儿童文学特殊的教育功能，极大影响了新中国初期各民族童话搜集与文人童话创作。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强调“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55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华社讯《在北京的作家们积极为儿童创作》一文，“到二十一日为止，中国作家协会收到了沙汀、周立波、赵树理、张天翼……等四十七位作家创作儿童人性作品的计划。他们准备创作诗歌、小说、喜剧、童话、科学童话和幻想故事。……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完成了童话‘一只想飞的猫’和小说‘毛主席派来的人’的初稿”，管桦还根据维吾尔族故事撰写了《木什塔克山的传说》”等。20世纪30年代开始童话创作的陈伯吹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童话的教育价值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童话不归属于教育学，但是“它要担负起教育的任务，贯彻党所决定的、指示的教育方针，经常地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机关和学校、家庭对这基础阶段的教育所提出来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童话，根据苏联童话与儿童文学思想的指导，再加上文艺理论思潮的导引，文人在创作中突出了童话的教育价值。葛翠琳的《野葡萄》源自民间童话《白鹅女》，《野葡萄》文字优美，同时也在表述中突出了婶娘的狠毒与白鹅女对于孤寡老人及穷苦民众的牵挂，她放弃山神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帮助穷人治好眼睛。老舍儿童剧《宝船》和《青蛙骑手》则是根据汉藏民间故事创作，丰富了故事中的情感线索，沿袭民间故事惩恶扬善主题的同时，又将“皇帝”刻画为反面角色，献宝也变成了“宝物被骗”等。《神笔马良》借用了“得宝型”故事，但又突出了主人公马良的主动性，将“意外得宝”变为了“有准备的获得宝贝”。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十七年时期出现了童话的一个新题材，即普及科学知识的“科学童话”，如李伯钊打算创作“关于五年计划的小故事。科学家高士其也要在一年内写一本科学童话诗或科学故事。” 民间童话也与文人童话一样，在保持原有故事线索与情感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伦理观。刘肖芜搜集整理的维吾尔族童话《英雄艾里•库尔班》，突出了艾里•库尔班的聪明伶俐、勤劳勇敢、立场鲜明等个性。“别人拿斧头 劈不动的柴，他用手掰下就掰开了。可就是不能让他出门，一出门就惹祸。因为他看不惯人的行为，人有时欺软怕硬，打女人，打孩子，这些事可都不能让他看见；一看见就要管，一管还非依着他不可。” 突出了库尔班对于国王以及恶魔的斗争与反抗。杨柳、杜皋翰搜集整理的羌族童话《一碗水》则凸显了羌族阳雀为给开火地的乡亲带水，被士官打伤、伤害的情节，后智斗龙王，为羌族找回水的故事。阳雀在回答山神的要求时，他提到“我只爱羌族勤劳朴实的姑娘。我永远要和寨上的穷人在一起，这个条件办不到。”彝族童话《阿果斗智》 在延续机智人物故事的基础上，丰富了穷人与富人（娃子和黑彝）的阶级对立。其他如保安族《三邻舍》、朝鲜族《千两黄金买了个老人》等童话亦在邻里团结、爱老敬老等民间故事主题基础上，丰富和突出了地主或头人对穷人的压榨以及穷人的阶级立场等。 这些童话文本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与书面性的描述词汇，同时大量文本中都有“地主与农民”“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对立阶层的形象，其“民间性”遭到质疑，但根据麦克斯•吕蒂的推测，童话最初可能源于个人的创作，后在众人的参与中共同完成与塑造。 而且故事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在交流中保存并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结构系统”，故事文本的形成，本身也是故事活动的一部分，故事活动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同时又可分为“自然发生”与“组织发生”两种方式。“十七年”时期的童话文本可视为“组织发生”之文本。这些“组织发生”的文本可看出教育价值论的意义，即通过童话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