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共1250册，当日便销售一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进化论逐渐撼动整个世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生物学的理论，意外地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实产生巨大影响，且至今不绝。
    事实上，达尔文自己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思想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反思进化论在中国的种种，一直以来多的是称赞其鼓励变革的思想解放作用，然而对于其在社会思潮方面的负面影响却甚少有人提及。
    在今天一些学者看来，进化论当时在中国的有效传播代表着一种中国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让位于进步史观，它当时更多地预示着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然而，面对当下，我们又该如何反思进化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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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后，从书斋转入现实的废名在考察中国乡村教育实践后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被进化论所改变的世界，他认为“真理不是进化”﹔在他看来，把进化论这种生物学学说引入社会人文界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的破坏，并使得沉醉于“进步”与“进化”这些名词中的国人日益功利化与“机器化”。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论述生物进化的重要着作，出版于1859年11月24日。
    在该书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使用自己在19世纪30年代环球科学考察中积累的资料，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天择)和人工选择(人择)的方式实现的。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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