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1938年1月到1940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昆明近三年时光留下的足迹，成就了云南古建筑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7卢沟桥事变后，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为躲避战乱，梁林夫妇携家人于1937年9月离开古都北平，南下长沙。11月下旬日机轰炸长沙，梁家住所被毁，全家又搭乘破旧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历经40天长途跋涉，从长沙一路奔波至昆明，并借住在昆明巡律街9号一所名为“止园”的宅院。梁林夫妇在来到昆明后，便开始了对昆明的古建筑调查，他们于1938年设计修建了云南大学的女生宿舍“映秋院”，后由于对战争耗时长久的估计，二人设计建造了自己的居所。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的房屋，一砖一瓦均经二人亲手操持。房屋自1939年年中开工，至1940年春建成，整体建筑既与当地民居相协调，又自成风格，几间朴素的瓦舍，容纳了流离失所的梁、林夫妇，为他们在炮火中的西南之行，带来了短暂的安宁。现选摘“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日子”一文，与读者共飨。
    云南昆明东北郊龙泉镇界内，有三个相邻的村庄：龙头村、棕皮营、麦地村。其中麦地村有一座“兴国庵”，占地十亩，殿宇虽不轩昂，却十分规整；殿外树林环绕，环境极为清净；大殿前庭院里四株桂花树，金秋时节清香四溢；四角配殿内天井里也是花木扶疏，分外宜人。
    就是这样一座小小的寺庙，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居住过来自北平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古建筑学家，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后来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他们之所以来到麦地村，主要是因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为避战祸迁到了附近的龙头村，其丰富的图书资料有利于开展研究工作。这批精英组成的团体，有一个今天已不再使用的名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建筑”。但“中国营造学社”并不研究近现代建筑，而是在我国最早应用现代科技对古建筑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性质相当于中国古建筑研究学会。
    “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1937年9月离开古都北平，南下长沙。11月下旬日机轰炸长沙，梁家住所被毁，险遭罹难。于是全家扶老携幼，搭乘破旧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历尽40天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住入巡律街9号一所名为“止园”的宅院。
    生活稍为安定，梁思成便想恢复营造学社的活动，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考察，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重新组建的中国营造学社只有六人：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
    
    林徽因在考察时绘图
    1939年初，营造学社搬到麦地村。
    以“兴国庵”为大本营，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率队对四川、西康古建筑进行了野外调查。半年之间，梁思成等人跑了35个县，调查了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730余处；而林徽因则留守兴国庵“主持日常工作”。大量的绘制图纸和文字资料要及时整理，许多材料需查证分析，兴国庵简陋的殿堂顿时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
    农村艰苦的平民生活，令梁思成与营造学社成员踏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对普通民居的关注。麦地村是梁思成及同人第一个定居下来的村庄，附近农村，自然为他们调查研究普通民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实例。这些民居在一般人眼中不过是极普通的农村住房，但在建筑学家们眼中却别有一番韵味。它们虽然不像井干式民居那样为全国罕见，也不似丽江、大理民居那样美观和富有变化，但也是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融的结晶，有着鲜明的地理和民俗特色及独特的文化个性。它们多采用对称布局，平面略近“万”形，俗称“一颗印”。其建筑方向因地势关系，随宜选择，颇为自由，唯南向者少见。据考察这是因云南距赤道较近，如果主要房屋采取正南向，则夏至前后几乎没有阳光射入室内，冬至前后亦不过北平同样建筑五分之二。
    在当地大量的“一颗印”民居建筑中，有一幢非同寻常的住宅。说它非同寻常，不仅因为其外观和内部的简朴明显与众不同，重要的在于它是身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亲手所建的自用住房。
    
    梁思成、林徽因昆明故居
    这所土木结构的平房，约有80平方米，三间住房坐西向东，两间附属用房则坐东向西，中间隔一通道，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庭院。从外观看，房屋窗子的面积比当地住房大好多倍，为的是具有良好的采光；窗棂采用斜线交叉的木条构成一个个菱形，简洁而古朴；屋内最显著的是客厅里设计了壁炉，三间住房全部安装木地板，这都是附近居民中绝对没有的东西。时至今日，尽管窗棂已经破损，壁炉陈旧不堪，地板也已残缺，但基本还是60多年前的模样。
    当年梁思成、林徽因滞留此地，由于不知道战争何年何月结束，归期遥遥，于是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然而这对流落他乡、囊中羞涩的梁、林二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他们以建筑学家的眼光，将自建住房选址择在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这里茂林修竹、田畴水塘，景色就像一幅优美的画。但是要搭建起一所住房，却使他们不仅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而处于窘境之中，而且“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还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住进新居，林徽因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己一家终于有了一个可避风雨的屋顶，有了可供自己安静生活工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战争的阴影却仍然随时笼罩着一切。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自己有病，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林徽因虽然是名门闺秀，留洋才女，但她并不娇嫩，长期的野外调查已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性格。然而，在没电、没自来水、没交通工具的乡村，又要工作又要拖儿带女，还是使她备受煎熬。生活留给林徽因的记忆是深刻的。建房的艰辛，生活的困难，从月色中野花的清香到堤岸上耸立的柏树，从田间地头的农妇村夫到烧制盆罐的窑工泥匠，都使她更加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对人民大众有了更多的了解。
    林徽因致力于建筑比梁思成要早，并对梁一生的立志起了巨大作用。但林在从事建筑研究之余，也热心于文学创作。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中国新诗诗坛上的名气很大，以致有不少人说起来，只知道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而不知道她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她在留居乡村期间，也写了些诗篇，如《除夕看花》、《茶铺》、《小楼》、《对残枝》、《对北门街园子》等。其中《小楼》的素材，似取自龙头村的临街小楼。据说林徽因写诗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上一瓶插花，穿一袭白色的睡袍，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
    不久，友人金岳霖也来到龙头村，紧靠着梁林住房盖了一间“耳房”居住，不仅面积小，而且低矮简陋。三人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向人们叙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金、梁、林熟识已久，且金为林终身不娶之事早已广为流传。今次金岳霖从北平到昆明乡间定居，纯系为着深厚的友情而来，他们在交往中彼此心胸之宽容，友情与爱情之泾渭分明，令人肃然起敬。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前排梁再冰、梁从诫于1938年昆明西山华亭寺
    早在1932年，林徽因曾对梁思成袒露心曲，说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苦闷极了。梁思成当然痛苦，但表示她是自由的，可以自行抉择，还说如果林选了金岳霖，祝他们幸福。而金岳霖得知后亦感动至极，表示应从这感情的圈圈中退出。如此谦谦尚礼，坦荡君子，真乃俗世未见。此后他们相处如初，毫无芥蒂。金岳霖还以哲学家的睿智和逻辑学家的严密，不时帮助修改梁、林合写的文章，无论在事业上、在生活上都对他俩竭尽诚心。他们三人简直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林徽因死后，金岳霖则一直跟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难怪萧乾谈起林、梁、金的特别“组合”时说：“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林徽因的堂弟林宣也称，此事在学界亦传为美谈，以致有“林徽因修饰梁思成，梁思成修饰林徽因，金岳霖润色”的赞誉……
    后来，身为营造学社社长的梁思成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营造学社也纳入“史语所”编制。不久，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搬迁，在兴国庵滞留了两年的营造学社也随之搬到四川，梁、林所建的房屋由金岳霖居住。这地方，后来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花园。虽然它历经数十年风雨沧桑，日益破败，连那棵闻名遐迩的茶花树也已死去，但万幸的是梁林旧居几经易主，总算基本保留了下来。
    抗战刚胜利时，梁思成陪林徽因到重庆检查身体，大夫告诉梁思成，林徽因病情严重，将不久于人世。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林徽因念及昆明美丽的风光、良好的气候和老朋友们，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于是她再次回到昆明，入住圆通山下的唐家花园养病。抗战胜利使林徽因看到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的希望，与金岳霖、张奚若、钱瑞升等老友重聚也给她带来了欢乐，但病魔却在时时威胁着她。林徽因通过梅花残枝对绿荫、园子，对西山夕阳和飞鸟的眷恋，表达了对未来、对生命的渴望，写下了《对残枝》和《对北门街园子》等诗篇。
    昆明的气候虽然宜人，但高原缺氧的状况却不利于林徽因肺病的治疗，加之西南联大北返，老朋友们都归心似箭，中国营造学社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梁思成受聘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等缘故，1946年夏，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又回到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