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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毛泽东和李德的正面交锋

http://www.newdu.com 2017-12-06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通道会议的召开是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当时他深刻地意识到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关头,而作为其中的一员,他有必要将自己的忧虑提出来,并和众人商量解决之道。而当时和他持相

      通道会议的召开是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当时他深刻地意识到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关头,而作为其中的一员,他有必要将自己的忧虑提出来,并和众人商量解决之道。而当时和他持相反意见的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可以说,通道会议其实是毛泽东和李德的正面交锋,究竟这场交锋的过程和结局是怎样的呢?
    蒋介石得知红军抢渡湘江后,他清楚贵州方向国民党军布防薄弱,于12月2日,蒋介石将其5路“追剿”改为两个兵团,企图将红军在诱往湘西的路上聚歼,并命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击红军西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然固守其事先制订的战略计划,于12月3日命令红军西进龙胜,准备尔后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红军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他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
    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蛮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
    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
    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在通道的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看得出来,周恩来的心情有些沉重。因长期组织领导这场空前的红军大流动,耗尽了他的心血。两个多月的流离迁徙,费尽了他的心机。他的脸庞因此比出发前更消瘦了,颏下的胡须更长了,更浓密了。不到四十岁的一个中年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垂垂老者。有什么办法呢?由于他身上的担子太重,党内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在核心领导“三人团”中,是具体指挥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远征的负责人。
    两个月来,野战军连续冲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部队遭到空前浩劫,人员损失过半。上上下下对中央都啧有烦言,不满情绪一天天增长起来。
    好不容易部队过了湘江,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即听到毛泽东对指挥有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王稼祥与张闻天也附和毛泽东,也时有批评。当然,这些意见是冲着“三人团”来的,好像目标是李德和博古,但周恩来心里明白,也有他的一份责任,无可推卸。
    会上、会后,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听到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一些红军将领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当军委纵队在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听到毛泽东有一个尖锐的意见:反对野战军去会合二、六军团,据说张闻天与王稼祥也附和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周恩来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鄂川黔之交的二、六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如今要改变,事关重大。于是他在与博古商量后,决定在部队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恭城书院在县溪镇东边的一个小丘上,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房子,要进书院须上几十步石阶。卷舒的飞檐,层叠的阁楼,使整个书院显得很有气势。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很多古藤攀附墙上,像织就的一张巨大网络。因为这里房间多,军委总司令部便安排驻在这里。
    周恩来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大家。见通知的人全都来了,他与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野战军的去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透过镜片转动着一双浑黄的眼珠,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家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肖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没有人发言,似乎在考虑李德的方案。
    博古见大家不说话,用启发的语气对大伙说:“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我们与贺、肖、王、任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周恩来用一双非常疲惫但却强打起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心事重重。
    张闻天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看坐在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一眼,似在催他讲。王稼祥在担架上欠起身来,目光透过眼镜,也凝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说:“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掷下手中的烟蒂,本来是一副白色偏红的脸庞,这时因动怒而显得有点面红耳赤了,他大声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放弃原定计划?”
    李德生气了,周恩来感到问题有点难办。他在与李德共事两年多中,虽然有时也有矛盾,如一些个别军事计划他也不尽完全同意。但李德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他总是迁就的多。周恩来是一个格守组织纪律的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模范,以致在执行国际路线、国际指示方面,更是不能有一点忤逆。
    周恩来站起来,用一种镇定自若的口气对大家说:“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周恩来向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说:“目前会合肖、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我们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
    李德睁着一双黄眼珠,盯着周恩来,意思要周恩来回答。周恩来刚要启齿,毛泽东接着说:“还是请军委二局的曾希圣同志来报告吧。”
    于是,曾希圣跑进会议室,手中拿着一张电报,大声念道: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已经电令湘西各部,集中五六倍于“赤匪”之兵力,张网以待,将“匪军”聚歼于北进湘西途中。曾希圣还将将路上搜集到的全部敌情,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今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
    在曾希圣讲完后,毛泽东用轻松的语言调侃地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李德对毛泽东有些了解,认为毛泽东来自农村山沟,只会打游击,不懂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出在他们德国和苏联,毛泽东又没有出国留过学,他所知道的一点马列主义也是十分肤浅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国外正规的军事学是大相径庭的,不能登大雅之堂。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没有进过军事院校学习的原因。他还认为,毛泽东作一个诗人、思想家是可以的,但毛泽东要用他的思想去指导中国革命是不行的。
    而毛泽东对李德来说,是够了解的了,反五次“围剿”战役,不就是李德设计的吗?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个人作风等都曾领教过。当野战军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濒临着巨大危机之时,毛泽东不惧顾问的权势,不怕得罪顾问,不怕自己的意见与“三人团”的意见相左,开诚而公地讲了出来。
    平时因伤痛不大讲话的王稼祥说话了:“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
    张闻天也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朱德接着说:“野战军目前处境艰难,要慎重行事,毛泽东分析的有道理。”
    周恩来凝视着李德:“华夫同志,你的意见怎样?”
    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眼光直逼毛泽东。
    毛泽东说:“黔省防御力量弱,野战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接着说:“应该这样!”
    周恩来站起来,浓眉下那双大眼深沉地看着大家:“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洋大人李德生气了,他大声说,“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克制住感情:“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情况变了,应跟着改变嘛。”
    李德跟许多外国人一样,他们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的。在战争方面,从孙子兵法到今天,中国人已打了几千年的仗,要讲到战争的谋略方面,外国人确不如中国人。只是近二百多年来中国的工业落后了,在武器方面落在了外国人的后面,所以才总是受外国人的欺侮,受外国人的侵略。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使李德感到吃惊,他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在他看来,自中共中央193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就失去了权力,而由留俄学生博古、洛甫、王稼祥等人以及虽不是留俄学生(是留法学生)然而在党内军内居于重要位置的周恩来所取代。
    在他看来,周恩来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劲敌”,他们的军事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左的,无法弄在一块。现在李德觉得周恩来已经开始转向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一方,而对他李德竟半心半意起来。他脑羞成怒红着脸,瞪着一双黄眼珠,叽哩哇啦冲着周恩来大叫:“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一会儿停下来指着一页对大家说:“今年六月十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恩来提出向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
    这洋大人打仗时,就会搬书本上的教条,作战计划制定了,情况变化了,计划却不能改变,这大概就是外国军事学院教育出来的吧!在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可找不出这样的“理论”来。
    听了李德这位“太上皇”的指责,周恩来瘦削而又显得十分疲惫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上,我的确有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
    李德的意见被周恩来顶了回去,但他并不服气,转而对博古说:“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唉!”博古叹了一声,“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李德的计划被否定了,心中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来的顾问的话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恩来开始与他不一条心,这是他万万不曾想到的事,于是对着大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
    也许有人怀疑他是外国人派来的奸细,有意要把中国革命搞垮,这可有些冤枉了他,只能说他对战争的指挥无能,对中国的事情更是一窍不通,而又依靠着“共产国际”这把“上方宝剑”,要当太上皇。
    一贯镇定自若的周恩来,听了李德这番话,也有些激动了:“华夫同志,你的态度要好一点。”
    彭德怀站起来说:“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
    李德看到大家的态度比较严肃,有些动气,他也不好再坚持,于是说:“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
    博古、李德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提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他是从与蒋介石的多次较量中,探索蒋介石的军事思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次西征大的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同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一次总较量。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西“围剿”取得决定性成果后,才集中兵力来对付中央苏区。与二、六军团会合,一个已经被敌人熟知的战略意图,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无疑是自投罗网。
    毛泽东认为,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薄弱的一路: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领无指挥才能,双枪(步枪和烟枪)兵战斗力又弱。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尤国才为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并不能调动他们的军队,他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两个师所辖的5个旅15个团。毛泽东强调向贵州进军是适宜的。
    与会的大多数领导人,特别是红一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坚决支持兵进贵州。博古无奈,虽没有最后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但同意绕道贵州。李德一意孤行而又无计可施,会议没完,就气势汹汹地走了。
    当日19时30分,中革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命令全军继续西进。敌情也使朱德、周恩来等人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心。
    毛泽东后来对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的;不去贵州,何谈遵义,遑论遵义会议了。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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