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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箭炉到康定 到达康定并不难，难的是深入康定的内心。康定的内心叫打箭炉。 打箭炉是康定的原名，最早见于汉人文献记载是在《明实录》。今天的康定人提起打箭炉的来历，必定是众说纷纭：一是附会成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时候，遣人在此地造箭而得名；二是源于藏语发音“打折渚”，而打折渚又有三解，其一是打曲(亚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二水汇流的河谷之意；其二是销售优质丝绸的河谷；其三是山巅经幡下的河谷。争论从未平息，未来也势必不可能有定论，实际上，和我漫无边际地摆过“龙门阵”的康定土著，不管是汉人还是藏人，都承认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这些说法结合起来，正反映了康定本身的复合性：孔明造箭表明汉人文化的影响，经幡则是藏传佛教东渐的象征，二水汇流是它的本地自然特性，销售丝绸则形象地说明了打箭炉从命名之日起，就是作为汉藏贸易地点而出现的，本身已经是文明汇合的产物。 到了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的努力基本见效的清代末年，出于旌表功绩的目的，才把打箭炉改名康定，取“康区大局底定”之意。换句话说，康定不过百年，而打箭炉至少在五百年以上；康定是由外力强加的，打箭炉是本地认知外部世界的产物。所以，下面的叙述里，在某些地方我将把康定替换成打箭炉，以符合它本身应有的历史情境。 打箭炉的生态特征显示出它清晰的二元结构。正如前面所说，它的西部也就是关外，是高寒苦绝之地，没有康人的耗牛配合，汉人入藏几乎寸步难行。湘西王陈渠珍所著的《艽野尘梦》描述了民国初年，他和部下一百多人逃离西藏，最后生还者仅寥寥七人的经过。藏区行旅之艰辛由此可见。同样，因为海拔太低的缘故，藏人们也固执地相信他们自己和耗牛都无法久居在打箭炉以东的地方，比如雅安、成都等地。这种二元结构决定了康人对生存和相处模式的基本设想，那就是汉藏人群各安其事，而他们相遇——同时也是茶马贸易——的地点就是打箭炉。打箭炉历史上著名的“锅庄”也就应运而生。 锅庄由本地康人经营。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四十八家锅庄主也就是明正土司手下的大臣和贵族们。锅庄兼具客栈、仓库和交易所的功能，关外来的客商(包括康、藏)住宿在固定的某家锅庄，他们和锅庄主之间有一定的亲朋或乡谊关系。客商带来的土特产品，并不直接售予汉人，而是交由锅庄主代为寻找主顾；他们也不直接向四川茶商购买他们最需要的茶包，而是由锅庄主代为办理。康、藏客商如果缺少现金的话，锅庄主甚至可以提供信用担保，等待来年再来偿付。 这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贸易形式，交易双方并不直接见面，不论是定价、称量或是款项交付，所有的交易环节都由锅庄主居中完成。更为特殊的是，康、藏商在打箭炉期间的一切住宿、饮食、牛马饲料等全部免费，锅庄主甚至还要提供节庆时的丰盛宴饮。锅庄主的收人主要来源于汉族茶商给予的提成，也就是售卖茶叶总金额的4%，俗称“抽头”。康定本地人士认为，这种不均衡的贸易模式，可能来自于打箭炉开市时康熙皇帝的一道谕旨： 税银不取于彼，就我国商人征之。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须图好名，稍有优处，人即称颂。 这一番话，规定了长达数百年的汉藏贸易的道德模式。也就是说，帝国主导下的茶马互市，是表达帝国内部等级性的一种手段，而非意在“取盈”；到后来的以边茶叶交换关外土特产时期，也成了民间贸易所自觉仿效的模式。就此而言，经济贸易并非纯粹理性领域的事情，而是和道德、政治以及文明间关系高度相关。 在锅庄之外，康区另一项可堪玩味的历史现象是“乌拉”。土司依托自己属下的千户和百户，动员普通百姓及其耗牛、骡马组成庞大的交通网络，运送汉人官员及军队进出藏区，称为乌拉。只有耗牛才能对付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陈渠珍就曾表示内地马匹入了藏地，一无是用。乌拉的组织形式十分复杂，不但涉及不同土司、百户辖区间接力递送的衔接问题，就管理大批耗牛的技术而言，也并非一件易事。康人视耗牛为祖先，为神畜，爱之如亲人，特别善加管护。乌拉驮队所经之处，神山、圣湖随处皆是，康人必须虔诚念经兼做各种仪式，才能安抚沿途神灵得以顺利通过。 因此，乌拉既是康人协助汉人入藏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康人向汉人寻求协商与谈判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乌拉还是确认族群认同的一把标尺，民国年间康区盛行“蛮不支蛮差”的说法，也就是说，乌拉只能支应给汉人官员兵士，而不会提供给同为康人的其他土司贵族，即使他在当时的川边政府身居要津。 由于川藏公路开通，今天的田野工作者已经无法观察到乌拉运输的盛况，但是考察乌拉现象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生态因素区隔开了汉人和藏人的距离，但是乌拉将之结合起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锅庄现象，贸易本来是汉藏两个族群实现交融的有效方式，但锅庄又看似将他们区隔开来。将锅庄与乌拉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将清晰地看到，在打箭炉这个汉藏接触的前沿地带，本地生存智慧里充满了对于族群结合模式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既确保了汉藏关系的维持不辍，又维持了舒适的社会空间。 赵尔丰在把打箭炉改名为康定的同时，已经开始了修筑川藏大车道和雅砻江钢桥的壮举，他的新政蓝图还包括修建一条川藏铁路。他也曾经组建大型边茶股份公司，希望把四川的茶叶直接运进拉萨、玉树等地，终因时局遽变而未能如愿。但现代性的脚步并没有稍加停止，改土归流，西康建省以及此后的各种政治运动，改变了当地的人文环境，使得我们对于康区历史智慧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模糊了。 揆诸整个清代，尽管曾经数次出兵西藏，但汉藏并没有直接兵戎相见过，而是出于驱除外扰或平息藏人纷争的目的。民国开始的近三十年间，藏汉接连三次启衅，这和广阔土司地区所形成的缓冲地带的消失或许潜在相关。一九一八年的“民七事件”中，川边镇守使无奈之下抬出已经下台的甲宜斋作为代表前往军事前线与藏方谈判，在结构的意义上表明，土司在理解双方的想法方面是多么得心应手。这不能不归结于康区自身的历史位置。 历史人类学的本质与歧见 今天我们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分为两种，一是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也即说在共时性的人类学研究里加入历史(历时)的维度，或者在历史学的研究里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另一是anthropology of history，也即是将历史视为文化，以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讨论历史世界本身。我的取向是后一种，同时也部分采纳了前者。 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面临着田野工作方面的困境，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无法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口述访谈方法由此躬逢其盛，各种各样的地方文史资料汇编被广泛征引，这两种材料来源在我的研究里同样也大行其道，甚至超过了直接的田野观察所得。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可能对此都存疑颇多，样本代表性如何?其为信史乎?我自认没有办法完满地回答这些问题，但聊堪自慰的是，尽管心怀无数好奇，脑中的问题一个紧接一个，我还是努力通过漫无边际的“摆龙门阵”的方式来降低访谈对象的本能戒备，从而获得所需的信息，而不是以直接发问的方式。 此外，我从收集来的信息中解读出来的是本地人对历史的解释模式，也就是“土著”心目中的历史应然模型，而非所谓历史现实本身。换句话说，锅庄未必彻底如我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完全隔开了汉藏商人，相反，藏地来的客商径往汉人茶庄买茶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样，乌拉似乎也不仅限于供应给汉官兵士，西藏的僧侣入京朝贡，也曾向沿途土司支取乌拉；再者，尽管以兄弟二人一为土司一为喇嘛的模式在康区最为常见，但集土司、喇嘛于一身的也并非绝无仅有。但是，在整体的层面上说，本地知识相信，我所描述的上述理想型应当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理想型最大程度地散见于神话、歌谣、回忆、口述访谈以及文学创作中。 郑少雄，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本文发表于《读书》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