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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韦瓘与牛李党争 韦瓘的仕途生涯之中，历代存在着争议，其中争议最大者便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撮其要者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是韦瓘与李德裕亲善，为李党中坚人物；二是韦瓘与李党无关。 就第一种说法而言，《新唐书》卷一六二：“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部分文献甚至将韦瓘定位为李德裕门人，并以为《周秦行纪》乃韦瓘假托牛僧孺之名而作，用以陷害牛僧孺。如五代张洎《贾氏谈录》云：“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40)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亦从此说。近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沿袭前人说法：“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诬之。”(41)今人王伟还撰写专文《<周秦行纪>作者及其相关问题考论》认为，韦瓘自幼与李德裕亲善，于牛李党争中属李党骨干，《周秦行纪》是其对牛党党魁牛僧孺的构陷之作(42)。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则就韦瓘的贬谪经历与贬谪时间认为韦瓘若贬于“大中初”，又事与李德裕有关，则当在“大中二年二月”。韦瓘“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盖与对李德裕处分同出一辙，在会昌六年四月或稍后(参见户崎哲彦《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第274页)。无论其推论的时间节点是否可靠，户崎先生认为韦瓘与李德裕同党则是可以确定的。 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认为韦瓘与李党无涉，《周秦行纪》亦非出自韦瓘之手。如岑仲勉《隋唐史》云：“《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势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遗，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纪》——原注)诬牛僧孺’，所谓拾人牙慧不加深考者。”(岑仲勉《隋唐史》，第438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亦持与岑仲勉相似的看法，称韦瓘“与德裕同时，仕宦还比德裕为早，绝不可能是李德裕的门生”(43)。 关于韦瓘与党争的关系，《韦瓘墓志》并无直接记载。然从韦瓘的贬谪、升迁经历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党争的痕迹。韦瓘墓志透露的信息有以下几点。 其一，韦瓘为李德裕门人的说法不确。韦瓘与李德裕生年均为贞元三年，对比韦瓘与李德裕仕历，可以发现韦瓘于元和四年及进士第，出仕时间要略早于李德裕。李德裕于元和十四年五月入朝为监察御史，在此之前，其因父李吉甫拜相，为避嫌多到地方藩镇担任从事。韦瓘的任职与其类似，据上文考察，韦瓘在元和七年考中博学宏词科之后，从孟简、薛戎、王播三人担任越州、襄州和淮南等地幕僚，直到元和十三年之后才入朝为左拾遗。且据史料来看，在李德裕拜相前，二人关系并不亲密。《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云：“(大和)三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亦有相似描述：“(大和三年)九月……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于外。”而据墓志所言，韦瓘自大和元年开始获得拔擢，并于大和四年官拜中书舍人，若与李德裕交善，则应遭打压而非升迁。韦瓘在这期间获得升迁应与其前任幕主王播有关，据《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记载，王播于大和元年拜相至大和四年去世：“(大和元年)六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领使如故……四年正月，患喉肿暴卒。”如上所考，在大和四年之前，韦瓘未受李德裕拔擢，亦未因李遭受贬斥，其为李德裕门人一说并无根据。 其二，韦瓘后期贬明州长史、康州端溪尉确与党争有关。对于韦瓘的贬谪缘由，墓志云：“既操柄获权，群邪用事，加诸细故，斥我遐方，出明州长史，再贬康州端溪尉。”据《浯溪题名》，韦瓘于大和七年谪官康州，其贬明州长史应在此稍前。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操柄”与“群邪”的指向问题。李德裕自大和六年入朝为兵部尚书，大和七年二月拜相，则“操柄”应是指李德裕。从墓志下文看，韦瓘于会昌五年受李德裕提拔，官兼中宪，则“群邪”更有可能指的是牛党成员。据上文所考，大和四年之前韦瓘升任中书舍人乃受王播提拔，王播于大和四年去世，韦瓘很有可能在这之后成为李党成员之一，并因此在党争激烈之际遭贬。李德裕入相后，李宗闵至同年六月方罢相，期间二党之争并未平息，加之李德裕初登相位，韦瓘在此情况下遭牛党构陷被贬亦属合理。 其三，韦瓘确与李德裕有过交集，并于会昌末年受其拔擢。岑仲勉否定韦瓘为李党的依据之一是李德裕柄国五年，韦瓘未被内召，位不过刺史。李德裕自开成五年再度拜相，一直到会昌六年方罢相。据墓志所载，韦瓘自贬康州后再无贬谪经历，相反，在开成、会昌年间，“朝廷以公久处寂寥，期渐升用”，授蕲州刺史，并于会昌四年迁楚州刺史，会昌五年又得李德裕提拔官兼中宪。可知在李德裕柄国期间，韦瓘虽未被内召，但一直受拔擢。 其四，从墓志撰者徐商考察，与李德裕也有一定的关系。墓志题署撰者：“朝议大夫守尚书左丞上柱国东莞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徐商撰。”徐商，新、旧《唐书》均有传，其事迹翔实，不烦赘述。他在韦瓘墓志开篇即言与韦氏有姻旧之私，可见关系密切。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徐商与李德裕颇有关联，“李德裕有《授徐商礼部员外郎制》，此为李德裕于武宗会昌任相时作，当在会昌元年、二年间(841、842)。此制称徐商于礼部员外郎前任殿中侍御史，有云：‘尔风度粹和，文词温丽，列于清宪，雅有贞标。’对其文词甚为称赏。又据《徐襄州碑》，徐商之由殿中侍御史改迁为礼部员外郎，乃受‘执政’者之关注。此时执政者亦当为时任宰相的李德裕。”(44)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徐商与韦瓘在受到李德裕器重这一点上是颇为一致的。 综上可知，韦瓘一生宦海沉浮与牛李党争不无关系。从墓志来看，韦瓘虽非李德裕门人，然其确为李党成员。至于《周秦行纪》是否为韦瓘所作，墓志的发现虽然给予学者们更多的期待，但并没有呈现相关的信息和线索，已有史料又颇多失实失载之处，故笔者以为，这一问题还需等待更多新材料发现后进一步加以考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