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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自1962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但无论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都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之划时代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何炳棣院士于2012年6月7日清晨7点11分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享寿95岁，从此史学界失去一位跨世纪的大师。何炳棣先生原来念的是英国史，后来转治中国史；他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扬州盐商与商业资本、明清至民国的人口、明清会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美洲新大陆作物输入中国、北魏洛阳城的规划、明代土地数据、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黄土与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他近年研究的先秦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轰动史林，惊动万教(教育界)，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满于中国文史研究被洋人归类为“汉学”(Sinology)，因为“汉学”是西方人“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及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产物，他们卑视汉学，不置之于西方为主流的学术殿堂正殿。因此，他治中国史都选重要的大问题，成果都由重量级的西方大学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要和西方史家进行对话。何先生的学术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1965年芝加哥大学聘为地位崇高的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并于1975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亚裔会长。 何先生擅长于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何先生的巨著《东方的摇篮：纪元前5000年至1000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以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与文献训诂互证，论证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亚的一源说；连撰写《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以强力主张这种说法著称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为之折服。向来不服人的李敖读完这本书后，也大为赞叹说：深觉其体大思精，乃真正“大历史”，其他同类中外名著，在这本巨著面前，“亦灰头土脸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何先生为人率真，不假颜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长于对日抗战之中，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虽因工作关系入美国籍，但热爱中国之心过于常人，曾质问一些华人学者：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爱国？何先生1979年底，在麻省理工学院(MIT) 为中美建交举办的讨论中美关系的会上发言，面对满场洋人学者，他独排众议，揭发研究中国的洋人学者的反华情结。何先生敢言直言的态度在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中极为少见，一般华人学者在洋人屋檐下总是低头，何先生决不示弱。十多年前面对“新清史”学者的代表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发表《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否定汉人与汉文化对清朝国祚之作用，何先生像巨砲一样地雄辩反击。何先生说：罗友枝曲解他的论点。他认为，满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人口最多、政治传统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国，就在他们成功地运用汉族传统文化和制度。 何炳棣教授治明清史，专攻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是对准要害，掌握重心。他于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根据这些史料，何先生作量化统计，分析社会流动；在资料的数量与涵盖面，均远远超越前人，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达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达两万多名。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何先生在书中不但处理向上流动，而且也讨论向下流动及其导因，阐明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何先生认为明清社会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机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均分遗产的习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先生又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何先生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社会流动的数据，也可能很难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