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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美国对俄“新冷战”思维占主流——访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杰拉尔德·伊斯特尔 杰拉尔德·伊斯特尔（Gerald Easter），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一位研究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转型的重要学者。伊斯特尔199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以俄罗斯、东欧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现代国家、比较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共产主义转型等领域。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资本、强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Capital,Coercion,and Postcommunist States）、《国家重建：苏俄时期的个人关系与精英身份》（Reconstructing the State: Personal Networks and Elite Identity in Soviet Russia）等。其中，《资本、强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获戴维斯最佳社会科学图书奖、最佳政治经济学图书奖。除了专著外，他还参与多部书的章节写作，并在学术期刊发表大量论文、书评。 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冷战期间，美苏对峙长达近半个世纪，双方进行疯狂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以及间谍战等。1991年底，苏联宣告正式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失去了众多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则在经历政治、经济转型后，国力不复从前。虽然美俄之间没有如冷战期间剑拔弩张的对峙，但是，美国政界、媒体甚至学界依然视俄罗斯为对手，而一度对俄罗斯示好的特朗普，也陷入被调查的风波，并且无奈签署对俄制裁令。是什么在阻碍改善美国对俄关系？美俄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杰拉尔德·伊斯特尔（Gerald Easter）长期致力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转型研究，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美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析。 美对俄研究缺乏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伊斯特尔教授，感谢您接受采访，请先谈谈您做的研究。 伊斯特尔：我的理论研究兴趣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具体说是关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从地区角度来说，我的主要专长是俄罗斯研究，当然我也发表过关于波兰问题的研究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很多研究跨越政治与经济，是否可以把您的研究归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IPE）？ 伊斯特尔：不是，我更愿意将我自己定义为现实主义学派。更具体地说，我的研究更具有历史—制度学派的特点，也就是强调权力与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成格局。IPE理论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趣味多了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俄罗斯研究专家，您如何评价美国的俄罗斯研究？ 伊斯特尔：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跟踪世界形势以及重要的国际动向，俄罗斯研究更加如此。冷战期间，美国有大量的研究关注苏联；大学、学术期刊、政府的研究资金以及基金会都偏好俄苏研究专家。冷战之后，出现新的国际发展动向，比如中国作为一种全球力量的崛起等，围绕这些主题的研究热潮超过了俄罗斯研究。但是，自普京上台后开始在欧亚地区与美国展开强大的军事、经济竞争，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研究的重点。 不过，我想说，目前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情况不同于冷战时期。在过去，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同时也是地区研究专家，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历史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今天的情形则不同了。现在美国出生的研究俄罗斯的政治科学家们，很可能对于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之间不同的认识，只是有没有“八字胡”的区别；对于两位异见人士——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了解，也只是知道一个有大胡子一个没有而已。与之前地区研究专家相比，现在美国从事俄罗斯研究的政治专家则被训练成“科学家”，研究方法效仿物理学研究。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冷战时期学者出于对学术的热情充满争论，对俄罗斯政治以及外交政策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进而提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遏制对共存。而现在美国学界则缺乏这样的争论，表现出更多的趋同，特别是在评论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行动时，大部分的分析评论简单归于“普京做到了”，认为普京主导了整个事件。而且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最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普京做到了”的学术批评来自于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而不是任何知名的俄罗斯研究政治科学家。 俄政治发展路径偏离西方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资本、强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一书，以苏联与波兰为案例，比较了这两个国家不同的转型路径，他们的不同主要是什么？ 伊斯特尔：这本书主要通过比较苏联与波兰建立新税制的过程。以税收制度为研究切入点，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在波兰、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政治斗争如何塑造不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决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国家构建，您能不能具体谈谈？ 伊斯特尔：我的研究采用“财政社会学”方法，对旧体制下的财政危机、收益谈判政策、社会规范的培育、国家财政能力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因此也可以看出，我的研究强调的是国内因素对政治结果的塑造，而IPE强调的是国际因素。我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研究获得灵感——强调“各种资本和强制的组合产生出非常不同的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可以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路径让西方国家失望了？ 伊斯特尔：是的。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发展的结果没有朝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假定发展，这是西方对后共产主义制度发展期待失望的原因。对于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西方假定俄会重新定义政治与经济制度规则，并赋予促进这些机制根本变化的行为者一系列新的激励机制。我记得1993年有一次参加一个在华盛顿举办的会议，当时正好俄罗斯议会遭到总统的羞辱，会上一位资深的美国政治科学家把一本美国宪法掷于桌上，说道：“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俄罗斯只需要采纳它就可以实现民主。”这个言论的目的很明显，但他几乎没有考虑到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会影响制度的发展。 更具体地说，我在书里指出，“强制”在俄罗斯政治中依然存在，公民政治监督和法律约束都很弱。虽然一些经济资源转成了私有财产，但最有价值的资产仍然是特许经营，国家从来都没有完全放弃对它们的拥有权。而且政府对于强制的边界总在不断变化，它发现很难坚持自己原本划定的规则。事实上，政府领导人从来无法就划线范围达成一致，或许他们从来就不想达成一致。与此同时，社会精英阶层四分五裂，而且他们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独立性，也无法对权力资源提出声索。最后的结果是，强制不是服从于制度约束，而是屈服于政治利益。 华盛顿的冷战思维根深蒂固 《中国社会科学报》：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理论上来说，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应该缓和或者消除，但是，在我和很多美国朋友的聊天中，他们似乎依然觉得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 伊斯特尔：我同意，可能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这么认为。俄罗斯确实注定是美国的对手，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俄罗斯自身的军事力量——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发展并不平衡，自然不会对美国及其控制的范围造成严重威胁。俄罗斯之所以继续被美国当作对手，原因来自于美国政治、军事精英们的帝国主义思维。在我看来，美国的商业精英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当然军工企业除外。在美国现在的政府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军事精英们不允许商业精英的利益影响对俄政策，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以及投资量太小，难以产生大的影响力。 而且，美国对于俄罗斯存在一个简单粗暴的观点（特别是对于普京）。长期以来，美国流行文化中塑造的俄罗斯形象，往往对美国生活方式存在致命威胁，它将摧毁美国的民主，等等。虽然这是冷战遗产，但是这种思维根深蒂固。此外，当代美国人关于俄罗斯是“双面神”的说法——一方面是笨拙、落后的西方文化模仿者，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明构成明显威胁，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至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普京？ 伊斯特尔：当然，普京并不是因为对俄罗斯自由民主的贡献而闻名，但是他在俄罗斯的长期执政也不能简单归于垄断、腐败以及强制，我们要看到，普京给动荡了近20年的俄罗斯带来了政治稳定。从勃列日涅夫的死亡开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最后到叶利钦对苏维埃制度的毁灭，想想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经历了多少次失业的打击、多少次失去生活储蓄以及养老金的危机？ 普京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扭转负面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不单单只是扭转之前一直走低的石油价格，虽然石油价格的提升会对俄罗斯经济有帮助。不得不说，在重新为跨越11个时区的俄罗斯制定长期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解决方案——重申政府为主要行为者的过程中，普京有时候会很巧妙，有时候则是比较粗鲁的。近来，普京的政治战略背景有所改变：经济恢复进程因遭受国际金融危机打击而停滞，能源价格长期低落以及受到国际经济制裁的打击。但是自从普京开始第三个任期以来，他在重塑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阻碍美国单边主义等方面采取的行动为他赢得了支持。 华盛顿政治就是两党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俄罗斯被指责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而且这个争论似乎无休无止，您怎么看？ 伊斯特尔：看起来似乎俄罗斯不仅秘密监测美国大选，而且他们还通过电脑黑客收集信息影响大选结果。俄罗斯已经越过了“红线”，因此激起强烈的反应。从好的方面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任何外国势力干涉自己的国内政治，尤其是一直以来被视为敌人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自身常常也有类似的行为。然而对于大选结果，我不想急着把这顶帽子扣到普京头上。我认为民主党需要审视一下它自己的候选人以及竞选战略，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的两党制度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伊斯特尔：今天华盛顿的政治不是别的，就是两党政治。当然，永远都有竞争和对手。竞争的规则导致各派合并成两派，如果团结紧密的话，则形成阵营。诸多利好优势，包括政策偏好以及个人抱负，都由竞选获胜的一方决定。所以，政党政治是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特征。至少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比如二战之后，两党在大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是总体一致的。美国当初制度设计的规则就是要在政策制定上达成妥协——所以有效的政策决策至少需要一定程度的两党合作，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政党领袖来说似乎并不经常发生。 党派政治在后冷战时代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国内政治领域，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向外交领域延伸。特朗普确实是第一位向两党外交政策中的基本原则发出挑战的重要政治人物——比如对北约的承诺、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等。他的当选似乎会使这些问题更加政治化。不过，在更大层面，如果你问：在维持美国全球最强军事地位和最大经济影响力的问题上，华盛顿是否会两党一致？我的回答是：两党都会说“是”。 制裁只会加深莫斯科对美敌意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不久，特朗普又签署了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据报道，特朗普对于签署对俄罗斯的制裁令并不情愿，还称俄美关系处于非常危险的低谷。这些制裁会如何影响俄罗斯经济？ 伊斯特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俄罗斯还是可以应付得过来的。当然，一些领域容易，一些领域不容易。比如在食品领域，制裁让俄罗斯国内食品加工企业兴起；但是在工业与科技领域，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则很困难，尤其是对于技术转让的制裁，特别是针对战略性工业，比如能源领域，俄罗斯视为国家优先领域、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的领域。不过，对俄罗斯伤害最大的制裁还是对投资的封锁，因为俄罗斯可用于发展其雄心勃勃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军事项目的国内资源非常有限。所有这些都会拖累经济发展，延缓经济复苏。 但是，这些制裁不会带来什么政治影响。即使有的话，反倒让普京对未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事实更有借口，同时更加激化俄罗斯人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愤慨，而这些则有助于普京政府的执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制裁这一点上，美国两党似乎毫不费力地达成了一致，为什么？ 伊斯特尔：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首先，近年来民主党与共和党趋于不向对方妥协的态势（因为害怕给支持者带来政治损害）。其次，国会通常都会延迟批准总统的外交政策行政法令。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很快达成一致？我认为，第一是对特朗普俄罗斯政策的恐惧以及不信任，特别是在特朗普竞选团队遭“通俄”指控并因此接受调查的情况下；第二，不管其他任何原因，还有一点就是：特朗普是个弱势总统，他很容易被对手带跑，他不懂政治决策过程；第三，这对于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是一次政治机会，可以表现他们反对总统以及公开羞辱他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国家对美国制裁俄罗斯态度不一？ 伊斯特尔：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的问题上态度并不一致。德国、英国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对普京更敌对，但是意大利、法国可能会缓和些。还要注意到欧洲很多公司和俄罗斯公司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有非常深的长期合作关系，制裁会对它们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总之，经济制裁对欧洲国家的影响要大于美国，而且会进一步暴露分歧，欧元会遭受打击。那么，欧洲为什么必须遵循他们并不需要的美国原则，特别是美国现在的领导人在一些人看来是个小丑，欧洲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俄罗斯会如何应对？ 伊斯特尔：在如何回应上，俄罗斯还是比较谨慎的。谈到制裁，俄罗斯一般的反应就是采取通常的“以牙还牙”的外交手段，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俄罗斯并不愿意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变得更孤立，这是为什么俄罗斯努力推动发展与非欧美国家经济关系的原因。而且在我看来，更多的制裁只会进一步加深莫斯科对美国的敌对看法：认为美国执意削弱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对普京政府施压甚至试图推翻普京政府。从这方面来看，俄罗斯将来有可能在非经济领域呈现出更加敌对的姿态，比如在边界进行军事演习、布置兵力，用网络手段制造更多的麻烦等。新的制裁只会让莫斯科更加认识到，与美国发展一种实用的正常关系是不可能的。 政客从俄美敌对中获取政治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观察人士之前曾一度认为，美俄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下可能会改善，但是似乎态势并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 伊斯特尔：特朗普是唯一提出对俄罗斯采取不同政策的总统候选人，强调共同利益，而不是重新恢复冷战关系。在我看来，相比美国目前炒作的“新冷战”，我更倾向特朗普的政策立场。但是这威胁到了那些主张与俄罗斯进入一个新冷战模式的人的利益，这些人包括军方、安全部门、军工企业、媒体以及政客，他们可以从新冷战模式获取抑或政治利益、抑或职业利益、抑或经济利益。所以恐俄、军事利益以及政治动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是美国对俄政策的主流。 很显然，相比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更愿意建立一种合作的对俄关系。但是，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完全破产了。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第一，来自军方、安全、外交等领域根深蒂固的“冷战”官僚政治，以及在政策决定过程中战略精英们的政治以及经济利益；第二，制度政治（politics of institutions）和人物个性。国会一起围堵限制总统在大的外交政策上的决定权，比如美俄关系的基本走向，这种现象是近几十年前所未有的。此外，要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们还需要考虑领袖个性——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弱的总统，他不明白政策制定本质，不具备连贯的政策视野（尽管他具有商业背景），似乎也不具备有效的管理才能。他做事情的方式，我个人猜想，可以在家庭企业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国家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制定则是最无效的管理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俄关系在未来会有变化吗？ 伊斯特尔：看不到变化。所有的政治指向都朝着冲突，而不是正常化或者合作的趋势。美俄之间的新冷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并不是由于地缘政治利益冲突，而是由于国内政治利益，包括官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不仅是美国，在俄罗斯方面也是这样。美国有太多的政客、官僚以及经济角色需要从俄罗斯威胁论中获利；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普京和他的支持者，他们同样也从俄美敌对中获取政治利益。 这是冷战的遗产，冷战期间产生的机构以及相关人员，他们致力于成为彼此的对手，而这些机构以及运营它们的人力资源，并没有因为冷战的消失而瓦解。相反，他们试图寻找新的任务以使他们的存在合法化。而最容易的莫过于回去找老对手——熟悉的知识以及行为的可预测性，更方便操作，当然也有利于政治博弈。无论普京还是卡钦斯基，卡梅隆还是克林顿，他们都发现他们的政治命运因为对旧日敌人的强势而得到了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俄有没有合作的意愿？ 伊斯特尔：美国和俄罗斯在安全问题、反恐、失败国家等问题上都有很强的合作兴趣。但是，我不确定对于美军方与安全部门人士以及政治精英来说，有多少人会持这样的观点。冷战的逻辑趋向于将世界各个地区的冲突看作大国间的零和博弈，这依然是主流观点。正如之前谈过的，首先，新冷战的政治动机比形成一个重新接触、建立一个合作共处的政策机制更强烈、更广泛。其次，人物个性也很重要。美国执着地认为只要普京在位，就不可能改变美国的对俄政策。事实上，特朗普在缓和两国关系上的灾难性政治调情，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必须要指出什么时候可能会有变化，我会说在普京之后。俄罗斯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京的个性。如果他离任，精英阶层的分裂可能会更加突出，“权力党”（Party of Power）的生存也会不确定，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会看到美俄关系切实的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